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梅贻琦（1889－1962年），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的一生与清华有不解之缘。他是清华最早的校友，也是清华唯一的“终身校长”，深受海内外清华学子的敬重与怀念。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 与清华的渊源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梅氏远祖是明初高级武官，受命驻防天津，逐成津门望族，诗书传家。其父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败落。梅贻琦少年时代，在天津南开学堂读书，品学兼优，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得意门生。

1908年，他从南开学堂毕业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学习。1909年，他以第6名的成绩考取游美学务处（清华前身）招选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共四十七名），成为清华最早的校友。同年赴美在吴士脱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回国。1915年应周诒春校长聘请，到清华学校任教。1921年再度赴美，在芝加哥大学进修一年，研习物理学，获硕士学位，随后返回清华。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出任物理学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翌年被民主推选为教务长。

▲在吴士脱学院留学期间，梅贻琦（中坐者）与同学留影

此时，正是清华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现代大学过渡的关键时期。他不辞劳苦，贡献良多，从聘请一流师资、制订清华学校改革计划、明确学校的教育方针，到接管声名显赫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都显露出教育家具备的才干。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校长。同年11月，梅贻琦被派往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梅贻琦在美任职期间，清华园内接连发生驱赶校长的风波，甚至连续十一个月没有校长。后经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推荐，南京政府于1931年9月23日正式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到校上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能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从此，他长校清华，终身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校友的心目中，他是清华的“终身校长”。他的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奉献给清华的教育事业。他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八个字概括他与清华的渊源和对清华的挚爱。

梅贻琦接任校长，结束了清华校政长期不稳定的局面，开创了清华发展的“黄金年代”。

▲1935年校庆日留影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 三次创造教育辉煌

梅贻琦长校后，倡导“德、智、体、美、群”五育并进，广聘名师，在充实文、理、法学院的同时，亲手创办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华工学院，相继设立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和清华研究院。创办为抗战和国家建设服务的特种事业，开创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邀请冯卡门、维纳、哈达玛、郎之万、狄拉克等世界一流学者来校讲学，开展科研合作。

梅贻琦不止一次地对同仁们说：“清华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他带领全校师生，齐心协力，使清华大学迅速崛起，短短五六年，一跃成为一所世界闻名、国内一流的大学。在此期间，清华文法理学科名师云集、竞相争辉，工程学科群贤毕至、后来居上，全面提升了清华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声望。20世纪30年代，清华获得的多方面成就，堪称海内独步，梅贻琦创造了第一次教育辉煌。

正当清华事业蒸蒸日上之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南迁，暂驻在湖南衡山湘水，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西迁昆明。1938年4月，“长沙临大”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联大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主持校务。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八年，是他一生经历中最艰难、也更凸显辉煌的一段时间。在中国教育史上，北大、清华、南开是颇有代表性的三种类型大学。北大是清政府创办的我国第一所综合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改革，冲破封建束缚，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科学民主风气浓厚。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最先接受近代科学文化，又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自强不息、学风严谨，教学与研究水平较高。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创业艰辛，养成吃苦耐劳、开拓务实的校风。

当年，南开的不畏艰苦、北大的宽容自由、清华的聪明睿智，曾被比喻为山、海、云的风格，人曰：南开艰苦卓绝，坚定如山；北大兼容并包，渊博如海；清华人才辈出，智慧如云。三校联合，在梅贻琦主持下，集三校之长，“内创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树民主堡垒之称号”，团结合作，相得益彰。在战乱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培养造就了包括李政道、杨振宁（为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邓稼先、朱光亚（两弹元勋）等在内的一大批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和杰出学者，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战时教育之使命。西南联合大学的组建、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被中外人士公认是中国战时教育的奇迹。梅贻琦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就与贡献，彰显了他第二次创造的教育辉煌。

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许多欧美大学来电、来函祝贺。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的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颂词，这是对清华的赞誉，也是对梅贻琦的肯定。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梅贻琦随校返回清华园，力图恢复战前清华旧观，谋求清华事业进一步有所发展。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主持联大结束仪式

1948年12月，在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搭乘国民党政府派来的飞机到南京。离校时，他对在校门口相遇的吴泽霖教授说：“我一定要走，我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他始终婉谢。1949年底梅贻琦辗转抵达美国纽约，着手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管在美的一大笔庚款基金。他在美期间，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清华基金的管理与控制权。

1955年底，梅贻琦赴台以清华基金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率领人员踏遍台湾全岛，选定新竹为校址，建立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并亲任校长直到逝世。他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和优良的文化学术传统播撒在台湾岛，使新竹清华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台湾一流的现代化综合大学。这是他一生中创造的第三次教育辉煌。

海峡两岸清华大学同根同源，梅贻琦的贡献，厥功至伟。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4年第一期《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作者简介：刘文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