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厚重的江河史书：中国古代水文题刻一览
水文题刻是保留典型场次旱涝水情水文信息的重要形式。在古代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水文观测与记录制度的时期，水文题刻成为提供直观、明确、可信的水文记录的重要历史资料，对历史典型场次水旱灾害水文复原、长时序水文规律研究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献价值，也是重要的水利遗产。
历经沧桑保留下来的水文题刻形式多样、功能不一，是古人因地制宜、精心雕琢的智慧结晶。
从形式上看，目前发现的多数水文题刻，都是利用深谷河岸侧壁的天然岩体，将某一场次洪水的时间、水位等信息直接题写刻画于天然或稍加处理的岩面上（即摩崖石刻），题刻位置一般即此处最高洪水水位上侧。直接刻画洪水题刻的岩体一般比较稳定、坚固，除非发生地震、滑坡等大的地质活动，在历史时期内岩体不会移动。由于其位置相对固定，水位、断面信息明确，在所处河段未发生大的变迁情况下，可以结合地形情况直接推算所处断面场次洪水的流量。但由于刻痕直接暴露于大气之中，易受风化影响，若历时久远，字迹容易模糊甚至消失。
当然，也有利用河床坚硬基岩雕塑成形，结合雕塑刻画水位、题写时间，描述水情等场次水文信息。这类题刻兼具资料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就是结合雕塑题刻水文信息的典型，其水文标志和预警通过石鱼形象直观地展示，通俗易懂；部分水文题记信息则以其旁的石鱼部位为参照，描述精确。这类枯水题刻由于大多数时间没于水中，受风化影响较小，保存较好。
古人也依托河道附近的桥梁、庙宇等建筑，在其墙、柱、墩等稳固结构上，刻画某场次洪水水位到达的位置；或者在建筑旁的岩体上题刻，以建筑、桥梁等为参考系描述洪水情况；也有在建筑内立碑题刻的。建筑相对自然岩体来说稳定性较差，水文题刻易随着建筑的损毁、改建而消失，或失去参考系而增加水情考证的难度。这类建筑题刻不易保存，因此存世数量较少。
水则、志桩及其他具有水文要素标示功能的石人等，属于可移动的水文测量设施，历史上曾将其大量应用在工程运行监测上。但这类水则如果位置发生变化，其基准点相应改变，那么同一块水则之前测量的水位便失去价值，故其稳定性、可靠性一般较差。
从功能上看，大多数水文题刻是古人为记录当时特大洪水或特大干旱水位而做，这对古代场次水文复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比如，根据某些场次洪水或旱情，在不同断面都有题刻标划，构成上下游连续的水位信息或过程；某些断面位置，记录了不同年份特大洪水或枯水的情况，形成直接对比，为确定场次洪水量级提供了重要依据。
绝大多数水文题刻都是标划江河场次洪水最高水位的，以长江流域为最多。标划的历史特大洪水自宋代至民国时期，时间跨度约1000年。相比而言，标划枯水水位的题刻较少，目前已发现的主要有重庆市涪陵白鹤梁、渝州灵石、江津莲花石、巴县迎春石、丰都龙床石和云阳龙脊石。其中，白鹤梁水文题刻因数量多、时间跨度长，被誉为“世界水文史上的奇迹”。
江津莲花石上的题刻（资料图片）
除了记录自然江河典型场次水文信息，水文题刻还为工程运行提供实时定量依据。这类水文题刻多具有类似水尺的水位标示功能，在历史时期为特定工程的具体运行操作提供实时定量数据参考。都江堰石人、水志，浙东地区的山会水则、三江闸水则，以及大江大河上的水志桩等都属此类，集中体现了当时水利科学技术水平及工程管理制度，具有重要历史及科技价值。
长江流域：数量最多种类丰富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流经高山峡谷，两岸石壁林立，便于雕刻题记。因此，长江上游流域是发现水文题刻最多的地区，也是题刻种类最多的，有洪水题刻、枯水题刻、水运题刻、工程水文石刻之分。
为三峡工程建设的需要，长江水利委员会曾于1952年至1974年间，先后11次对宜宾至宜昌的川江河段洪水题刻进行实地调查，共发现178处。整个长江流域宋代洪水题刻共5处；明清时期洪水题刻、碑记、洪痕共计有1000余处，其中干流200余处，集中在上游100余处。
长江上的洪水题刻水位标示方式多样。最多的就是直接在当时洪水淹没线位置题刻“大水至此”或“到此”“淹此”之类的文字，文字高程即当时水位高程。有的题刻仅写“✕✕年大水”或“水迹”，以文字位置标示当时水位高程。还有大量题刻用符号专门标划出了当时的水位线；或者以建筑物为参照，文字描述当时水位与建筑特征部位的相对位置。宋代有时用“水作”刻痕来标划水位线，另有题刻文字描述洪水时间并说明与“水作”的关系。用符号明确标划水位线高程的，常用符号有横线、三角形加横线、箭头等几种形式。有的题刻则通过文字和数据描述，明确当时水位与岩石或建筑特征部位的相对位置。
除岩刻之外，在长江上游干流沿岸的一些古代建筑物上，也发现不少记录洪水水情的碑刻或水痕遗迹，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北等省。有一些特大洪水场次，在不同河段都留存有对同一洪水过程的洪痕题刻。长江流域题刻最多的是1870年大水，在长江上游各段共有90余处。另一场题刻较多的洪水是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洪水，在宜宾至重庆河段有4处题刻。
枯水同洪水一样关系民生，在长江上中游还有一些记录枯水位的题刻。白鹤梁位于乌江汇入长江口上游约1公里处的长江干流中，在梁脊长约220米的中段坡面上分布自唐代以来的文字题刻165段共计3万余字，其中与水文有关的题刻108段，它们记录了长江1200年间的72个枯水年份水情信息。
重庆朝天门左面有长约200米的石梁延伸向江心，灵石题刻即位于石梁中部水下石盘上，记载了汉、晋、唐、宋、清各代共计17个枯水水文年份，又称雍熙碑、丰年碑，“每水落碑出，年丰，人争摹拓，数十年不一见”。
云阳龙脊石是一砂岩石梁，位于四川云阳城南长江中，靠张桓侯庙下游约150米处。脊石分上、中、下三段露出江面，三段石脊上均有题刻，共计有170余段，其中高程在平均枯水年水位以下的可用题记68段。
龙滚滩处于重庆市垫江县最大河流高滩河的上游，在始建于同治年间的石平桥第五、第六孔间桥墩下的石滩上，分别标记了道光四年（1824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两个大旱年时此处的水位。
除洪水、枯水题刻外，还有水运题刻。历史上长江是中国南部重要的水运航道，长江三峡河段暗滩、礁石密布，是长江水运最危险的河段。古人通过长期航运实践，总结长江水位与行船安全的关系规律，在最危险的位置立石警示，提醒船只在合理的水位通过。例如，长江三峡中的巫峡口古代水文石刻“我示行周”位于峡口南岸，刻于清朝光绪年间（1905年），长约4米，宽约1米。四川奉节白帝城小滟滪堆碑刻是长江上另一处服务于水运的枯水水文题刻，位于长江入瞿塘峡口之夔沱，在滟滪堆旁的小滟滪堆悬崖上，嵌立两块碑石作为水运枯水警示标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工程水文石刻。早在秦国修建都江堰、开宝瓶口时，古人就在长江支流岷江两岸岩壁上刻有分划用来测量水位的高低。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修都江堰时，“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20世纪70年代在都江堰渠首附近的外江中发掘出的两尊汉代石人，证实此言非虚。北宋时，都江堰水则为刻在宝瓶口离堆崖岸上的十划水尺，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宝瓶口左岸重建水则，共24划，一直沿用至今。
宁波水则碑（资料图片）
黄河流域：详实记述历史水利事件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历代对中国影响最大、水利活动最为频繁、工程数量规模最大的一条自然江河。黄河流域留存着大量与水利活动、水旱灾害有关的摩崖石刻、碑刻等，但多以记述水利事件为主，如三门峡一带记述历代开三门航道的岩刻等；洪水题刻也有一些，但总量远低于长江流域。
《水经注》中记载的伊河龙门洪水题刻，经考证是中国最早的洪水题刻，记录了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黄河流域伊河的涨水情况。伊河为黄河三门峡以下的伊洛河的支流，其下游即龙门（又名伊阙），此处两岸为岩石陡壁，河宽200多米。《水经注》载：“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盖记水之涨减也。”现已风化不存。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史辅成等考察，黄河流域发现多处记录历史特大洪水的碑刻、石刻或建筑壁刻。黄河干流中游吴堡县城南杨家店《重修河神庙碑》残段上游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洪水的文字，绥德县城强家砭石碑记录了民国8年（1919年）7月无定河的一次洪水，时间地点明确但缺乏定量描述的水文信息。有些近河建筑上刻有关于某历史场次洪水的信息，基本标示出了当时的最高洪水位；也有专门设立指水碑来标示洪水位的，如黄河下游支流沁河上阳城县九女祠庙门石壁、阳城县润城镇龙王庙指水碑，北洛河蒲城河城村关帝庙墙壁上，渑池县东柳窝村道光年间的指水碑等。
黄河善决、善徙、善淤，历来是国家江河治理的重中之重。为以堤防为主的防洪工程建设而服务的水位测量设施和技术很早就开始应用了。北宋时黄河干流的险工段就已设有水尺，而且有水位涨落的日志记录，称作“水历”。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河道上设置大量志桩来监测水位变化，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报汛制度，上游发生洪水时由专门的人马定期向下游传报汛情，提醒下游做好迎汛准备。志桩类似于现在的水尺，但由于各处并没有统一的高程基点，当时的志桩只限于测量所在断面的水位变化情况，不同断面的水位数据无法作对比。
黄河中下游流域农业发达，干支流上的引水灌溉工程在宋代也有辅助水位测量设施。如泾河上的引水灌溉工程最早始于战国时期的郑国渠，今称泾惠渠，历代渠首位置经常发生变化。宋代的引泾工程称丰利渠，其进水口左侧崖壁上刻有等距水尺，其痕迹至今保留，但其上文字多已不能辨识。
在山西平陆、闻喜、新绛、万荣、盐湖、芮城等地还发现众多记载光绪初年大旱灾情的碑刻，全面反映了当时雨情、灾情发展过程，芮城几处古民居的砖刻上记录有清代几场暴雨洪涝及雹灾的情形，具有重要水文资料价值。
东南地区：广泛应用“水则”
东南地区太湖、钱塘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区域，由于地形平坦，鲜有类似长江上游的水位岩刻，但至迟在宋代就已经广泛运用“水则”来测量水位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宁波“平”水则，绍兴鉴湖、山会和三江水则，以及太湖出口的吴江水则。在东南沿海一带的高山石崖、山区丘陵地区也有一些记录海啸和江河洪水的题刻。如温州永中街道坦头村峰门山崖壁上刻有“乾道二年（1166年）水满至此”，记录了当时特大海啸时最高水位（海拔69.68米）。在浙江丽水城南郊南明山的高阳洞壁上，发现记录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与十六年当地两次水灾的长篇题刻，是研究瓯江水文的珍贵资料。
李云鹏（1985— ），男，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史、水利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现任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助理、水利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水利遗产保护与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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