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惊梦 | 北京城内第一座现代公园，由社稷坛改建而成
1 旧坛新园
在中国近代史上，朱启钤（1872-1964）先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祖籍贵州，出生于河南信阳，自幼家境贫寒，所幸得到姨夫瞿鸿禨的提携，登上仕途，先后在四川、北京、东北主持多项建筑工程事务，还担任过北京城内警察总监和东三省蒙务局督办两个要职。民国元年（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朱启钤任交通部总长，次年一度代理国务总理，随后出任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开始对北京古城展开一系列的改造工程，拆除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改建正阳门城墙，修筑环城铁路，打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等干道，对现代北京城市格局影响深远。其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程，就是将紫禁城西南侧的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向社会开放，并在其中引水叠山，构筑亭榭，培植花卉，营造出北京第一座现代城市公园。当时按照《清室优待条例》，紫禁城后宫依然归逊帝溥仪的小朝廷居住，前朝设立古物陈列所，中南海成为北洋政权总统府驻地，昔日的皇城禁地完全开放，车水马龙、人群密集，急需开辟一处公园，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朱启钤经过仔细研究，认为社稷坛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加上其中原有许多古树植被，又有较多的空地，基础条件很好，决定选择在这里设立中央公园。社稷坛本是明清两代朝廷祀奉“太社之神”和“太稷之神”的祭坛，位于端门之西，与太庙相对，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整组建筑群以内外两圈坛墙环绕，北面的内坛墙设有三间正门，南、东、西三面门各设一间大门，中央筑坛，坛上覆五色土，象征东西南北中五方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此外还有戟门、拜殿、宰牲亭、神厨、神库等建筑。社稷坛作为皇家坛庙，地位崇高，但清朝覆灭后即失去了原有的祭祀功能，到1914年时已经非常荒芜，遍地杂草，还有人在里面种植苜蓿，饲养家畜，环境污浊不堪，亟待整治。公园兴造之始，由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领衔的六十位社会各界名流发起募捐，半年即筹款四万多元，用于开辟园门，修筑道路，并利用拆除千步廊的废旧木料对坛内建筑进行维修。1914年10月10日国庆节那天，中央公园正式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公园以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朱启钤任会长，亲自操持规划，每年都在园中增葺山水、亭榭、花木，日渐可观。仅1915年一年之中就完成了唐花坞、大木桥、松柏交翠亭、投壶亭、碧纱舫、来今雨轩、春明馆、绘影楼、扇面亭、国华台、大鸟笼、警察所、格言亭等多座新建筑，基本奠定了公园的整体格局。1915年，袁世凯妄图称帝，朱启钤积极拥戴，并出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次年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浪潮中忧病而死，朱启钤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遭免职通缉，但仍继续主持经营中山公园。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经在中央公园中的拜殿停灵，为了表示纪念，1928年后此园改名为“中山公园”。1929-1930年朱启钤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传统建筑研究领域做出享誉世界的卓越成就。营造学社的办公场所设于紫禁城端门外的西朝房，属于中山公园的管理范围，学社多位成员同时兼任公园董事，时常在园内举办展览、雅集，对园景建设或有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公园的艺术品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中山公园先改北平公园，又恢复中央公园旧名，但未遭受任何破坏，相反却继续得到建设。当时公园董事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沦为汉奸，如江朝宗、王克敏、王揖唐等，但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多数董事坚守气节，不与日伪合作。1939年，中央公园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总面积已经达到362亩，是一座山石嵯峨、荷池清雅、亭榭轩敞、花木繁盛的大型园林，而且设施完善，游乐项目丰富多彩，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当年董事会编印了一本《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详细记述了此园的发展历程、风景概况、管理制度。书中没有任何献媚日寇的言辞，而且字里行间，依稀可见借题发挥而宣扬民族精神之处——如朱启钤在开篇的序言中就强调：“斯园也，乃古之国社。……是斯园为我先民奕世精神所寄托，亦已伟矣、重矣，固非以园林视之，徒侈耳目之游观己也。”其言铿锵，将此园比作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既伟且重，虽山河沦陷，园亭失色，但这种精神不可磨灭。2 景物灿然
中山公园自创始以来，首先对原来的社稷坛内的古建筑进行积极的保护、维修，对坛墙内的柏、槐、榆等古树也着意维护。但原有的社稷坛毕竟只是一处空旷的坛庙，很少景观建筑，植物品种单调，也没有假山流水，更缺乏公园所应有的服务设施。因此经营者在保留原有文物的基础上，又不断添建改进，这才脱胎换骨，形成了真正的园林景象，被誉为“旧苑新公园，城市胜林壑”。整座公园以内坛墙为界，形成了内外两重园林空间，格局近于“回”字形。内坛墙之内是社稷坛的核心部分，其中的历史建筑除必要的修缮外极少更动，体现了对文物古迹的尊重；而内坛墙之外则兴作较多，点缀假山、水池和亭榭，增加游赏的趣味。 公园外墙南端开设了新的大门，向西作了拓展，还将端门外的西朝房划入园区，使得公园的面积扩大，北面围墙改为铁栏。在四周的地段上见缝插针，不断新增景物，南部景物尤为密集。所筑新景大多仍以中国传统的园林风格为主，曲折优雅，移步换景，富有意境，同时也在局部积极借鉴了一些西方造园手法，表现出相当的新意。原社稷坛的内坛墙四面辟门，其正门为坛北门，与戟门、拜殿、社稷坛构成一条完整的轴线，格局严谨规整。公园在轴线两侧的空地新设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形状的花坛、草坪，与原来的历史空间较为和谐，成为古老祭坛、神殿的新式衬景。中山公园的园林建筑、山石、小品有很多是从别处移来的特殊文物，为此园增色不少。当时圆明园历经多次破坏，彻底沦为废墟，残存的山石、砖瓦和建筑构件不断遭到军阀、盗贼的偷窃抢掠。公园董事会于1915年致信溥仪内务府，要求将一些圆明园遗物运到公园中妥善保存，得到允许后，很快就抢救出大批文物，使之免于散失。其中包括著名的兰亭八柱、露水神台以及青莲朵、青云片、搴芝石、绘月石四块奇石。兰亭八柱原为一座石构八角碑亭，其八根石柱上分别镌刻《兰亭序》的8件相关法帖，亭中石碑的正反两面刻有明代所绘《兰亭修禊图》以及乾隆帝御笔题诗。这八根柱和石碑都被移到公园西南角，专门建造了一座重檐八角亭加以覆盖。青莲朵原为南宋临安德寿宫遗址上的一块太湖石，乾隆帝南巡时一见即爱，后由地方大吏进贡藏于圆明园中的茜园，石上刻有乾隆帝亲笔题名，价值最高。另外三石也都不同凡品，均刻有御笔题款，十分珍贵。露水神台是一块圆形石座，雕刻精美，与山石一起运来，曾作为灯台使用。此外重要的迁建项目包括1915年移典礼院的习礼亭于园南；1918年南门外所立的一对石狮子为河北大名县古庙文物。1919年将纪念死于庚子之变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公理战胜坊”迁于南大门内（1952年改称“保卫和平坊”）。来今雨轩中所存投壶也是某董事所赠的珍贵古物。新建和迁建的园林建筑大多为中国传统式样，以亭子数量最多，一共有13座。南侧的习礼亭和北端的格言亭分别与坛南门和北门相对，强化了原社稷坛布局的轴线关系。另外还有一些水榭、花房、过厅和游廊。总体来说建筑数量不多，尺度较小，显得很有节制。唐花坞实际上是一座温室花房，平面呈雁翅形，中央位置建重檐八角攒尖顶楼阁，两侧翼房屋顶装设玻璃天窗，造型别致，同时又很好地解决了功能问题。来今雨轩是一座七间歇山顶厅堂建筑，室内空间相对宽敞。春明馆等建筑沿西墙布置，造型也有起伏变化。园林中的新建筑大多拥有匾额题名，雅致贴切，而且多由当时的著名文人书写，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来今雨轩典出唐杜甫诗句“今雨不来来旧雨”，与春明馆、绘影楼一起均由徐世昌题匾书联；事务所悬“一息斋”额，为朱启钤书写；松柏交翠亭为金梁题匾，碧纱舫、新民堂、水榭由恽宝惠题匾，水榭北厅“城市山林”匾为华世奎书写，迎晖亭由华景颜题匾。水榭南厅挂有原圆明园中乾隆帝御笔“蓬岛瑶台”匾。园中假山主要集中在来今雨轩、习礼亭、水榭等处，其中来今雨轩附近的假山由一位姓刘的广东老匠师堆叠完成，玲珑剔透，最为人所称道。公园管理方将织女桥一带的御河之水引入园内，至1939年时园中共有水面58亩。流水在西南部汇为一池，池中种植荷花，十分清幽。园中植物除旧有的上千株古柏和古槐、榆树、杏树之外，主要增值了松柏槐柳以及一些果木，重点培植了大量花卉，包括牡丹、芍药、昙花、丁香、荷花、梅花、桃花、海棠、玫瑰、黄刺梅、榆叶梅、山兰芝、凌霄花、文官花、太平花、绿萼杏、樱花等等，其中以牡丹和芍药最多，成为中山公园一绝，每逢不同的花期均吸引大量游人前来观赏。除花木外，公园还曾经先后豢养过鹿、熊、金鱼以及孔雀、鹦鹉、皂雕、仙鹤、锦鸡等各种禽类，生气盎然。3 游乐设施
中山公园自开放以后，即致力于为市民提供丰富而又健康的游乐项目。其主要游园形式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传统游乐内容，如赏景、宴集、品茗、下棋、钓鱼、听乐等等，与其景观环境非常相宜。公园的修建不但得到民国时期北京上层社会和文化界的大力推动，而且成为当时文人重要的诗赋聚会场所，留下了很多描写风景的诗词佳句，如张朝墉诗：“垂杨过雨绿阴多，水鸟含烟蘸碧波。恰似湖桥三五里，定香亭上看风荷。”董大年诗：“楼观云开夕照迟，马龙车水各争驰。夜阑游女纷纷去，正是宫门月堕时。”瞿宣颖诗：“玲珑一朵芙蓉石，埋没千年德寿宫。青芝岫又青云片，何止移山夺化工。”吴锡永词：“东风吹绿长安树，园林好春如许。翠柏参天，高槐夹道，旧是宸游。”旧京文士还常在园中水榭举行模仿兰亭修禊的雅集，董迁有诗称：“修禊名园上巳时，五云楼阁望参差。”来今雨轩更是重要的饮茶聚餐的场所，崔麟台诗描绘其盛况曰：“轩开来今雨，士女各徜徉。列坐恣谈笑，啜茗复飞觞。”但中山公园并不是一座纯粹的古典园林，从建立开始，其筹划者就以欧美的现代公园为榜样，力图为北京市民创造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公园，力求建设一座“首善之园林”，“供百万市民游息之需”，因此其功能远比传统园林更为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兼有现代游乐场的特色。按照《公园游览规则》，每日自上午6时一直开放到晚上10时，夏天更进一步延长到12时。根据有效期和项目的不同，其游览券共有8种之多，定价不一，普通门券需大洋5分，军人减半。园中现代设施有很多，例如先后于董事会南和园西南角设台球房，辟春明馆为照相馆；为了为游人提供锻练身体的场所，园中先后设有行健会和儿童游戏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滑冰场等等。园中拜殿，一度作电影院之用，1928年改为中山堂。1942年，社稷坛东侧新建了一座露天音乐堂。这些内容均属于近现代公园的游乐项目，开旧京园林风气之先，因此受到市民的极大欢迎。与新的时代、新的需求相呼应，中山公园的部分建筑和景观设施进一步借鉴了欧美园林的手法，带有一定的外国风格，体现了公园兼收并蓄的近代作风。如上林春为西式铺面房，俄国侨民瑞金曾捐建喷水池及石雕水塔，园中设铅铁罩棚和玻璃花房数座，所建铁栅栏也为欧式，格言亭采用西式石构圆亭造型，西坛门外还建有东洋式亭子。内坛墙内的空地设有几何形状的西式花坛。园中除了传统的石子和墁砖道路外，也利用沥青、洋灰和缸砖等新材料铺路。为了服务游客，同时也为了筹措部分经费，公园里也设置了一些商业场所，如餐厅、糖果店、西式咖啡馆等等，但都能与园景很好地融为一体，绝无喧宾夺主之意。更值得称道的是，中山公园不但是游玩的场所，同时还不忘寓教于乐。董事会在原神库中设卫生陈列所，展示各种标本、模型、解剖图表，向市民普及卫生常识。又在戟门中设图书阅览所，供市民免费阅读。1931年3月21—22日，中国营造学社曾在中山公园水榭中举办了一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展出内容包括太湖石、石刻、石构件、砖瓦等圆明园文物，1800多件圆明园样式雷图、18具烫样模型以及工程则例、工程做法、匾额清单、绘图题咏、文献考证、外文记载等各种资料。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圆明园文物的首次展览，引起很大的轰动，参观者超过万人。中山公园中除了文物和花卉展览之外，每逢元旦、春节、国庆经常举办一些游园会，同时也是日常的政治、学术演讲场所，还多次为全国各地的灾区举办集会筹集善款，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园林所不具备的特点，更接近于一座现代公园的性质。中山公园虽归北京（北平）市公署管理，但其策划建设、经营管理以及经费筹措都由民间承担，具体负责者是公园的董事会。董事会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另设评议部和事务部执行具体工作。北京居民只要捐款50元即可成为董事，各机关团体捐款500元以上也可指定一人担任董事，参与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决策。董事会每年三月定期召开全体大会，日常事务则由常务董事会开会协商解决。所有的董事都是义务工作，并无薪酬，却还要为公园建设四方募捐筹款，可谓热心公益。公园经费大部分来自于捐款，少部分由经营的商业项目的利润来补充。其财务管理十分严格，公开透明，每年收入大多为四五万元，而支出大体平衡。 4 余荫葱郁
抗战胜利后，中央公园又改为中山公园。1946年4月21日，北平各界人士在公园的露天音乐堂举办“国大代表选举问题讲演会”，反对政府与支持政府的双方在现场爆发激烈冲突，酿成“音乐堂流血事件”。新中国建立后，中山公园一直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公园之一，多次修葺，并对音乐堂作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其过于庞大的体量破坏了内坛墙内的对称格局和传统的肃穆气氛，也与原有的建筑风格和园林景象不太协调。今天中山公园建园已经超过一百年，亭台楼榭、假山水池风采依旧，而花木繁盛更胜往昔，深为北京市民所钟爱，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在公园石坊内竖立了一尊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赠送的孙中山先生铜像。自民国初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改建和兴建了许多古典风格的市民公园，至今仍是我国公园的一大重要类型，而北京中山公园作为古都最早的一座大型公园，具有首创的意义。这座由古代坛庙改建而成的历史名园如同涅槃而生的凤凰，一方面在保护古迹的基础上继承古典造园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气息，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原文见《故园惊梦》162-179页，浦睿出品，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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