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一定掌握第一手史料，因为他询问了已死的人。”
拜读但丁的《神曲》时，我突然这样想到，可跳出来一分析，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科幻小说《地心游记》，想起了儿时看动漫中的“时光机”。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真相？那该是多么孤独的人啊！”
诚然，随着近来口述史学的进步，口述史料似乎成为了某种采信度较高的东西，我自己也常常与祖辈交流国企改革的细节，与父亲交流教育体制变化中的措施，他们都会给我很多启发和信息，但对于他们某些时候带有情绪的话语，我是否应该采信呢？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我所质疑的事情在于，就算你真的回到了过去，那也存在着两方面问题——
一、你所采集的史料靠什么让学界信服？
我们可以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坐着时光机回到了过去，或者通过某种降灵术见到了古人。我们可以询问、可以拍照、可以记录、可以录音录像——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带回来，进行公开的发表。试问：你的史料来自哪个文献文本呢？
没有文献，没有文本，就算有“时光机”，就算有“降灵术”，也毫无意义，因为历史学进行的是史料的考据和分析，而不是未经学界与社会认同的时光机和降灵术所带来的东西——除非某一天“时光机”变成了人尽皆知的东西，人们可以借助时光机亲身回到过去感受当时的社会状况，弄清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
所以，对于《地心游记》的结局，那位教授在众位学界大佬面前进行讲座，讲述他游历地心看到的古人类、古生物，甚至是活化石——但是他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到过地心，故就算他掌握了真实的信息，又有什么意义呢？史学界依然会像过去那样继续以考证的方式分析已知的史料，就算真伪存疑，数量有限。
大概这时，那些真的知道真相的人，就会感到不被人相信的绝望吧。
但是，如果顺着这个问题引申下去，我们抱着那些真伪难辨，数量有限的史料，进行历史的研究，真的能够抵达那种客观的彼岸吗？或许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会很喜欢我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历史是研究文献与地下材料的学问，就算知道真相的人回来了，也永远不会有人相信他，除非真的有很多人亲眼看到。那么，假设这个知道真相的人真的存在，历史的考据也会继续，如果这个真相真的与我们所考据出来的所谓“真相”有出入，又该怎么办呢？就算再精密的考据，运用的也是有中介人的材料，就算没有中介人的地下证据，也会被考据过程中的谬误和误差所影响，难道我们永远只能接近真相么？
后现代主义选择了放弃，但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是可知的，我相信后者的正确性，但也无法忽视前者对我们的提示。
进一步引申这个问题，如果“时光机”或者“降灵术”真的普及了，那么历史的存在还有必要吗？
这涉及我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
二、许多历史事件只是发展到高潮时才为人注意，无论目击者是在事先还是在事后为惊人的事件所吸引，他们都不可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今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那些情况上
马克布洛赫的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思考。作为当代人，我们难以弄清楚我们所处的“当代”究竟有着怎样的总体特征，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其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从一个事件说到一个时代，这样的文章和思路才具有史学价值和意义。但是，当代人能看到的东西不过是与之相关那一小点算不上封闭但也谈不上有多全面的社会缩影。这个缩影的真实性可能因为其心理上的认同与不认同，言语传递的不准确而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他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分子，他只能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角度，因而，他的见解是片面的，甚至他所看到的恰恰是别人（统治者们扮演了这个角色）希望他看到的。当然，如果拿这样的自述材料（回忆录、日记、书信、口述录像等）进行某个阶层在某一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分析就另当别论了，如果要进行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那么进行主观性的剔除和多组史料的比对是相当必要的
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一个事件只有在其达到高潮时才会引人注目，而一个事件达到高潮之时也正是它已经发展完善之日，时人看到的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高潮和戛然而止的结局，并不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和成因。当过去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之后，历史学家回顾这件事，或许可以从较大的时代背景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影响进行建构或者线索性的分析，这是历史分析的意义所在。
但是，历史学家的分析也不过是马后炮，很多事件的文献记载，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已经仅仅是对高潮和后续的记载，至于以前发生了什么，有哪些蛛丝马迹代表了这件事的成因，我们早已不得而知，而这恰恰造成了我们记述的不完整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所有目击者，包括记录者都不可避免的短视。
为何要论述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段论述可以给前文札记中“对时代特征把握的必要性”的论述进行有益的补充。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们乘着“时光机”回到过去，的确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但我们仅仅看到了某个瞬时的历史时刻，我们弄清楚的不过是一个事件的某个阶段的细节问题，考证的确省去了，但我们也丧失了成为“马后炮”的机会；“降灵术”就更不必说了，这与自述材料一样，都是会令人迷失的短视产物，它们仍旧需要历史的考证与分析——当代人类的短视或许就是历史学存在的价值之一
行文至此，我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有关《大宪章》解构的论述，余论部分的反思现在读来有些稚嫩，但也算是我对于研究过程的某种感悟：
余论：史学反思过去，亦反思过去的史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大宪章》这样一份重要文献的思考和研究再度兴盛。笔者在前文中的总结已经可以说明此类事实。《大宪章》的地位和价值已远不是一份简单的历史文献所能概括的了，究其原因，一则是英国自身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二则是文件本身反映出的并不完整但极具指导意义的原则，三则在于后人对此文献的推崇和神化；这三个层次的原因让《大宪章》这样一个连体系都不具备的中世纪法律文献具有了多种角色。
《大宪章》是北方贵族反抗约翰王权力滥用行为的结果，是中世纪封建体系下封君封臣原则的确认，是教王权关系在英格兰表现的一个缩影，是欧洲法治原则确立的重要一环；它还是英国民族心理形成过程中的一次小高潮，是欧洲人对自身优良法律传统的认同载体，是近代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实现立宪制政体的圣经，亦是当今时代证明各种现代政治原则时的理论基础；对于《大宪章》的利用，从其原则和理论，到其语言与修辞，乃至其名称本身所代表的权威性，以至于后来英美政客争相夺取选票时的承诺和引用，都展现了《大宪章》做为一个文件，却又高于文件的价值。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感叹，对于这样一种文件的研究，实际上展现出了史学自身的优越和包容。过去发生的事件是历史，对于过去发生事件的思考过程同样是历史；殊不知，对于这种思考过程研究的研究亦可称为历史，历史的层次性在《大宪章》这样鲜明的一例中得以展现。历史也是思考的结果，人做出的历史是意识的结晶，人不能脱离社会的客观现实而存在，而很多对于人类来说客观的存在，依然是自身主观的表达。历史就在这种螺旋往复的环境下反思着过去，也反思着自身。就算学界一直以来希求破除“辉格解释”，也无法不承认历史与现实的相关性。只有将不同的角度和理论交织，才能交汇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终点。
（本文节选自笔者史学概论课程札记作业：《为历史学辩护——读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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