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喀山，即俄罗斯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首都，古称大保加尔城。大保加尔城得名于保加尔汗国巴颜支，与南下麦西亚的阿斯巴鲁赫支，同为古大保加尔汗国汗王库弗拉特汗子嗣。保加尔汗国具体起源已不可考，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保加尔人起源自中亚，受寒冷期影响先行进入亚速海沿岸的南俄草原，而后为匈人裹挟西进欧洲。
关于匈人问题，笔者有过初步猜想。虽然匈人不是真正的匈奴，但是其仍与匈奴有着密切关系。匈奴早在蒙古高原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锻铁技术，而匈人则完全没有此种技能。但是匈人的主体仍然属于黄种人，因此其祖源地必定在唐努乌梁海以东，即传统匈奴国家范围内。由此可以得出二级结论，即匈人大致应为从属匈奴的一支黄种人部落，且没有掌握锻铁技术。这样就否定了其属于接近汉朝的南部部落的可能——匈奴锻铁技术虽然有“锻奴说”（即突厥祖先高车系的白种人主干萨尔马特-东伊朗人在殷商时期东进，为东亚黄种人击退后留在东亚北部的俘虏、奴隶，这一支即为居于匈奴国家西北部的丁零-高车族系）；但是南方文明的冶金技术自然也有很大可能引入，因此可以推断，匈奴主帐常驻的漠南部落与西北丁零之外并无其余匈奴从属部落拥有此种战略性工艺。
为了防止丁零系凭此独大于西北，匈奴王族必然会对其进行严厉的监视与控制，因此从漠南匈奴中抽调亲兵部落监视他们，奴隶化统治丁零-高车族，就成为了匈奴国家的西北政策。这里的监视兵就是黄种的部落兵，而他们的武器就是在丧失战斗能力的锻奴产品与从南方获得的铁兵器。因此，虽然他们不事匠艺，但却能拥有充足的铁兵器，兵役武力压迫锻奴从事生产。当匈奴受到汉王朝越发猛烈的袭击时，依附汉朝欲趁机夺權的支系与拥护单于的支系便发生激烈冲突，由此在汉朝干涉的威胁下，拥护单于派北走，演变为北匈奴；而依附汉朝的反对单于派，则内附为南匈奴。
但是，这次分裂已经破坏了匈奴国家的结构。匈奴本身处于向辽帝国那种“北军南财”模式过渡的阶段，近河套地区与西汉因王莽之乱放弃的西域等农牧混合地带已经成为匈奴国家逐步建立三角结构的绝对君主制的跳板，但是由于东汉王朝的建立，先后收复西域、出击匈奴高原，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得这个进程戛然而止，而进程的终止，导致了匈奴政局稳定态的终结，再度恢复到秦汉之际的混乱斗杀之中，只不过与此前情形不同的是，反对派有了可以依靠的外部势力——中原王朝。因此，斗争的天平已经成为了毫无悬念地一边倒，而非原先南方王朝无力干预时有来有回的匈奴内部动态平衡。北匈奴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从内部看，由于没有农耕区域需要分封弹压可能的叛乱，使得每次战功后的利益再分配，都不得不在游牧财产体系中分配，而这种分配就像金帐汗国“推恩令”式的再分封，结果只能是越分越小，内卷化，最后像成周一样自取灭亡，所以，为了维持这种亲兵分配格局中的主动权，北匈奴单于必须做大蛋糕——扩大自己的游牧财产，又快又方便的方法，当然是兼并其他弱小部落，而东方、南方都是强敌，根本不可能得手，所以必然西迁寻找猎物；另一方面，这些军事头人得以拥兵自立的关键，就在于指挥权与补给的同一性，都掌握在头人手中。虽然补给条件仍然握在各部落头人手中，但是单于可以通过频繁的军事活动来经常性地掌握指挥权，这样就能尽可能地减少自己被兵变的可能。因此，单于必然希望带领其他部落向西迁，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地位。
从外部看，南匈奴必然希望吞并北匈奴的势力，一方面消除北匈奴南下袭击南匈奴的后患，同时能壮大自身实力，减少对汉朝的依赖，从而避免中原王朝随心所欲地更换南匈奴单于——实际上这种倒霉的傀儡化政策，已经在唐朝实现了。唐朝随心所欲地更换着突厥、铁勒、回鹘、黠戛斯等等势力，唯一的准则就是是否听命于唐王朝，如不听话，想自立山头，必然遭到灭顶之灾。所以南匈奴灭掉北匈奴的意愿很充分；对东汉则实际上是一招臭棋。东汉根本没有实际的受到北匈奴的威胁，而且有北匈奴天天压着南匈奴、西羌，还会使他们不敢随意挑衅东汉，而有求于东汉威慑北匈奴。但是外戚干政的东汉，已经无力左右最有利于帝国的方案了。
权势熏天的窦宪家族作为外戚在犯案后急于“戴罪立功”，以压制反对派的声音，于是连续两次，偕南匈奴、西羌联军北击北匈奴，终于使得北匈奴西遁中亚，而这片地方上的锻奴，也就便宜了南匈奴等等部落。当然在东胡系的更强大的游牧部族鲜卑的打击下，南匈奴很快撤出了遥远的漠北，这里不久就沦为鲜卑的势力范围。而逃亡西北的北匈奴王族，这时的主力亲兵，自然就是当时监视“锻奴”的西北黄种部落兵了。
不论从单于角度说还是这部分监视兵说，他们最紧要的目标，自然是南方的中亚农牧结合部——对单于来说这时重建匈奴二元帝国的必要基石；对亲兵头人来说，这是获得更新给养、扩大自己權势，从而在单于那里获得更大主动权的好机会。因此，虽然两者各怀鬼胎，但是南下是必然的。
而在摧毁咸海流域的阿兰人游牧王国后，势单力薄的北匈奴单于很可能遭到了一次灾难性的兵变——失去再分封资源的单于已经成为监视兵头人集团的累赘，既不能供应充足的文明地区的产品，又没有自保的实力——直属亲兵在南匈奴分裂与东汉的两次打击中消耗殆尽，同时西北监视兵又通过兼并阿兰在匈奴联盟中树立了自身的绝对实力地位与影响力，所以单于被彻底的抛弃，而之前负责主力护卫的西北监视兵集团头人走上前台——他们的兵力最多，击败与控制的新部落资源更多，至此匈人正式取代了北匈奴单于的匈奴国家。
#史料#与之前的匈奴一样，匈人也曾尝试侵入农耕国家，建立彻底的二元帝国，但是对波斯的失败入侵，使得他们害怕重蹈匈奴在东亚的覆辙，因此退出阿兰草原，继续西迁，挟持大量阿兰人渡过乌拉尔河进入第一东哥特王国，后面也就是西方史籍所在的“匈人帝国”史了。这个过程中，受到阿兰王国灭亡与匈人西侵影响，中亚的其他部落迁移是不可避免的。
保加尔人起源于阿尔泰山南隅，有五个主要部落，俄罗斯学者认为他们就是中国史书所记载的乌揭，但也有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他们是白狄之后（即白色皮肤的外族人）。保加尔人的一个主要部落乌基杜尔人其实就是呼揭人，公元370年保加尔人与匈人一同迁徙到伏尔加河西部的草原，留下来没有迁徙的保加尔人后来被称为步六孤，后来又发展为九姓铁勒中的仆固部。保加尔人，他们是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迁入俄罗斯的，这个时间点相当于中国东汉王朝的晚期。
上述观点中对于步六孤问题的联系，实际出自于佘太山先生之手，而这一点尚有争议。除此之外，我们看一个时间节点，“2世纪迁入俄罗斯”、“东汉王朝晚期（155-220年）”，再联系一下北匈奴西迁的描述
在91年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119年，北匈奴攻陷了伊吾，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班勇于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斐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今巴里坤，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
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而东汉停止对北匈奴大规模攻击的节点大概在2世纪50年代初，北匈奴迁离西域，正式进入乌孙以西的中亚地区，正好是东汉晚期155-220年间，这就说明北匈奴西进中亚与保加尔人西迁俄罗斯平原是同一时期。按照正常的温暖期-寒冷期逻辑，保加尔人如果单纯出于游牧条件恶劣，应该向南，而不是更湿冷的东欧迁移，但是保加尔人恰恰没有这么做，说明他们受到的主要不是气候因素的影响，而是一些人为的不可抗力。
而这与笔者之前猜想的北匈奴兵变-咸海阿兰王国覆灭恰好构成一条逻辑链——作为半农半牧二元并逐渐向“辽帝国模型”转变的一个游牧王国，其战斗力必然出现下降，而此时穷途末路的北匈奴藩属匈人，为了彻底篡主自立，就拿中亚阿兰王国开刀，被击溃的阿兰主力军队沦为匈人俘虏，而作为阿兰藩属的中亚诸部族，纷纷作鸟兽散。攻打波斯失利后，北匈奴-匈人国家又像东亚的匈奴国家一样开始分裂，北支匈人像当年的北匈奴一样浩浩荡荡地将大量咸海阿兰人与阿兰人旧时的藩属驱赶过乌拉尔河。在匈人击败亚速海阿兰人后，阿兰人的旧藩属成为监视亚速海阿兰人的警察，栖居于南俄草原，镇守后方，防止阿兰人对匈人的反扑，这支阿兰人的旧藩属大致就是保加尔人。
当匈人深入哥特森林中时，他们逐渐滚雪球式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开始袭击罗马帝国，直到阿提拉时代的巅峰，匈人一直试图实现在东亚、波斯都没能成功的南下方案，而这一目标终于在阿提拉时期接近达成，但是诡异的暴毙使得这种可能戛然而止。
而后其次子率残部退回南俄草原，这也正印证了保加尔人监护的亚速海阿兰人故地，是从属于匈人国家的藩属。同样不幸的是，这支匈人又称为拜占庭在黑海北岸据点赫尔松涅斯的威胁，于是又被如法炮制，原本的兄弟部落——库特利格尔匈人与乌提加匈人分化为对立的两部落，自相残杀。在内耗中使得他们对于保加尔人的控制力下降，保加尔人像当年推翻北匈奴单于的匈人一样趁势推翻两支衰弱的匈人。
此时突厥西端之可萨汗国(Khazar)亦已独立，因双方从前之宗主即已水火难容，於是Bulgar遂与Khazar交战不已。Golden将此一争斗视为西突厥内部五咄陆与五弩失毕两厢之争在欧亚内陆西端之余绪，若然，则Khazar之可汗当出自弩失毕一系。库弗拉特汗约死于六十年代，之后其长子Bayan即位，对Khazar之战争渐处下风。
查士丁尼王朝（518-610）时期期拜占庭极力唆使库特利格尔与乌提加部的血腥征战，而耐人寻味的是与希拉克略是好友、且曾作为人质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库弗拉特汗，正是保加尔人的第一代独立君主。这就更证明了拜占庭联合保加尔人加速肢解匈人王国的政策。619年库弗拉特汗受洗，628年他回国执政，实现了消灭匈人国家后的正式称汗。这就是所谓的“古大保加利亚汗国”的开端。
而此时正好出现了东亚游牧世界的第二轮变乱——成功实现南下的鲜卑踩在其他五胡十六国的肩膀上建立北魏；而留在漠北的鲜卑一支则退化为“蠕蠕”，即柔然。柔然在与北魏的全面战争中被接连击溃，遂陷入到锻奴（即丁零-高车系后代突厥）与北魏的战略包围中，失去管束的“锻奴”在北魏的强大助攻下摧毁了柔然在蒙古高原上的权威，遂西逃中亚，一路上为突厥穷追猛打，其时，突厥在草原崛起，对隋朝形成强大威胁，突厥亦被离间为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西突厥在唐初被灭之后，其西进追击柔然的部落就不再返回西域、中亚，形成“突厥可萨部”。也就是所谓的可萨汗国。
可萨汗国成为拜占庭对付新兴的保加利亚汗国的制衡器，在拜占庭纵容下，可萨汗国对保加尔人全力压缩，保加尔人被迫向可萨称臣。而此时可萨汗国又成为拜占庭北部威胁，因此，拜占庭再度远交近攻，结好基辅罗斯，夹击可萨汗国，最终灭亡可萨汗国。
公元668年，Bulgar人战败，Bayan下落不明，余部在Kubrat其余四子之领导下继续抗战。由于除Khazar外，尚有Avar人、拜占庭人以及新兴之阿拉伯人与Bulgar人为敌，抗战终归失利，剩下的Bulgar人在Kubrat诸子领导下向各处迁移，其主要者有两支，一为Kubrat次子科特拉格(Kotrag)率领之一支，在名义上臣属于Khazar，向北远迁至伏尔加河中游，在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之交汇口建Bulgar城，是为“伏尔加保加尔汗国”；一为Kubrat第三子Asparukh率领之一支，仍坚持抵抗Khazar，向西南迁至多瑙河下游，征服并联合一些斯拉夫部落，于公元681年立国，建都于Pliska，是为“多瑙河保加尔汗国。
后面的历史基本有详细文献可考，见诸拜占庭史籍。而笔者在此想谈谈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匈人是操乌戈尔语的马扎尔人祖先”，这是有问题的。
首先，乌戈尔语族作为一种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乌拉尔语族，其源发地是高纬度地区，南下说自然有一定可能，但是在四世纪之前，南方的乌拉尔河流域就比山麓地带温暖，为什么之前的寒冷期不南下呢？
假设匈人就是马扎尔人，那他们从乌拉尔山南下，在西进罗马的途中就应该留在今天的匈牙利即潘诺尼亚，但是最早介绍进入中欧的马扎尔人的是9世纪君士坦丁-波菲罗吉利特斯，在此之前，恰恰是阿瓦尔人（柔然人）在此立国，而非匈人或者马扎尔人。如果我们继续为其辩护，就意味着马扎尔人的“祖先”匈人在468年失败后必须先回到乌拉尔山，再重新折回中欧。然而除了在亚速海沿岸的两个部落，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匈人继续东进抵达乌拉尔山的证据——匈人最东只回到了南俄草原。
其次，匈人在文献中的初次出现是在托勒密（90-168年）在世时撰写的《地理》一书中，而现存可考的马扎尔人与匈人产生联系的时间点是4世纪末，这中间差了将近二百年，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错过了二百年呢？北匈奴西迁到咸海，也就是接近乌拉尔山南麓的地带的时间，就是托勒密晚年，难道马扎尔人躲起来没有让匈人和北匈奴发现？还是说他们嫌中亚草原不够冷，所以愿意迁入更冷的乌拉尔山？
第三，匈人的痕迹实际上就像北匈奴在咸海一样，在亚速海内战中就以消耗殆尽，谈何再度西进？如果非要将两者扯上关系，那也只有将匈人看作马扎尔人的派出小分队，而匈人在全军覆没后，马扎尔人再度出山。那这就更荒谬了——既然匈人只是马扎尔人的分支，那么更说明匈人不是马扎尔人的祖先了，反过来成了“马扎尔人是匈人的祖先”了。如论血统，，经过几百年与欧洲人通婚，马扎尔人与其语族亲缘乌拉尔山的曼西人都已经成为两个种族——白种与黄种，所以不可能用血统考察匈人与马扎尔人之间的关系，仅仅能用语族判断两者关系。那么马扎尔人与匈人是不是同属一语族呢?
匈奴语（Hun Language）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以及欧洲历史上的Hun人(匈人)所使用过的语言，现已消亡。
前苏联和俄国的语言学者近年来做了不少比较研究，初步表明叶尼塞区域和高加索区域的语言和汉藏语系有某种亲属关系。所以到头来匈奴语和汉藏语可能还会变成“亲戚”。其他不说，最近便有人提出匈奴—鲜卑语的“祁连”（义为“天”——祁连山和天山均由此得名）和汉语的“天”或“昊天”同源。
匈牙利的利盖提（L.
Ligeti）与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
Pulleyblank）。也赞成这种观点。其余的看法，如突厥语系、蒙古语系，总之没有一种观点认同匈人语言属于马扎尔人的芬兰-乌戈尔语族。这就打破了其相互存在联系的可能——两者在语族上都没有关系。仅有的判断“马扎尔人与匈人有关联”的线索也被否定了。因此，匈牙利人不仅与匈奴人毫无关系，而且与匈人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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