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后宗族观念在潮汕等地强化原因（一）：宋制引发的社会嬗变

关注民俗史的读者肯定会有印象，唐宋之后，特别是元以后，民间的宗族观念反而加深了。之前在贵族阶层内流行的宗法秩序在统治层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韦怕的官僚科层秩序；而在南方特别是贛皖至潮汕，四川至湖黔地带，宗族大家庭的社会组织建构与血亲、族长权威观念都浓厚起来，这从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地主武装的结构、同姓村庄的广泛出现都能看出。而在宋制转型之前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在王朝盛期出现的。



秦晖在秦汉社会论述就枚举了众多考古资料，都显示当时的农村社会是多姓杂居，且每个姓氏不可能出现大族聚居的情况。只有到了王朝后期，经济上的土地集中导致征收田赋的统治秩序崩坏，才会出现以大地主为核心的同姓聚居现象。这正是秦制对先秦小共同体认同的摧毁。因此，在严格限制小共同体的基本政策导向下，小共同体的形成恰恰是变态，而没有小共同体，只有效忠皇帝的大共同体认同才是合法的社会模式。破坏了小共同体，而只保留一个意念上的大共同体，实际上就是没有实际存在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是一个单位，而非先秦时期以小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因此，民间的神话建构色彩实际上在宋以后比宋之前更强烈了，而贵族、官僚阶层反而淡化了这种类似于基辅罗斯顺序制的宗法团结与血统神圣观念，趋于泛世俗化；而秦汉民间那种洋溢的世俗享乐风尚却又蒙上了一层造作虚幻的宗教性。这种趋势实际上正是宋政治经济集权成功后对文化世俗生活领域干预减少的结果。这个论断看似矛盾，实则蕴含着小有产者相对富足后文化心理结构嬗变的一般规律。宋的集权一部分承袭唐在江南的经验，一部分建立在遏制节度使叛乱的现实需求上。经济的规律是无法靠人为阻抑的，那么“抑兼并 ”的均平经济主张就难以实现；务实的办法是掌握自己能控制的资源，在理清叛乱生成的机制的情况下，抽离其必要且能为自己掌握的条件，去阻止这个“化学反应”的生成——土地集中是难以阻遇的，但是阻止兵将集中与财廪结合，却是可行之策。





两个条件便是兵财分离，而两者在分离状态下集中于皇帝手中，便可以阻止叛乱。这种条件下，土田兼并已经对皇权不再构成威胁了，因此宋朝有了前人惊叹的“不抑兼并”的经济政策；相对地，因为担心同姓造成土田集中危及王朝统治，而对宗法小共同体的高压政策也就没有了意义，宋朝就出现了一种“无所谓”的社会政策态度。这也是和平的地主经济发展起来的条件，而非之前王朝的动乱祸根。稳定机制下经济精英的崛起才会产生良性的社会积累效应，否则就会沦为投机掮客的政治赌资与战争储备。

稳定的太平世相，使得经济精英除了将财富投资于手工业／商业的等新锐的资本主义性活动，也自然热衷于既有渠道的阶层上升——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官僚跃升通道。这恰恰是旧有的贵族职官制——九品中正等贵胃门第势力升迁传统的解构与下移。虽然科试自隋炀帝就已实行，但直到中唐，官僚选用仍然以士族子弟为主。内藤湖南更是断言有宋一代实现了古代中国由“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虽然略有夸张，但是也无可厚非。基本准确的刻画出庶民精英的自主性上升带来的社会转型的变动态势。张锡模在《圣战与文明》中对文明所作的宫廷“殷勤风尚”的内涵解读是十分有意义的。



笔者在之前的讨论中就指出，文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就是被淘汰的旧政治传统（过时的精英母本思想）在小有产者道德绝对化的粹化中成为其树立团体认同与自身崇高性的舆论杠杆，而这种杠杆的主要来源就是旧贵族政治秩序理论。文明与“殷勤风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种淘汰与再吸收关系的映射。

地主在扁平化社会中不仅能单凭财产获得实在的社会地位（经济上、与官府关系上等等领域的优势），而且能在教育上投资使子弟通过考试实现阶层跃升，这样推崇宗法文化不仅能“蓬壁生辉”，提升家族的“品位”与社会形象，而且能在融入官僚科层结构中受益，所以更愿意推崇这种文化；同时，在大族聚居中由财产的分割而形成的强弱关系，也就造成了类似南北朝时期宗主都护制的、以血亲宗法关系掩盖的、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更具隐性压迫性的地主-佃农关系，这种宗法秩序与地主经济在长系、地主身份上的同构性，赋予了其借助这套逻辑天经地义盘剥幼系佃户的合法性。而作为补偿，某些地主会设立义庄、宗田作为教育基金或贍养孤寡的保障性资源，来维系自身的权威性地位。



初代地主对宗祠等宗法建筑与义庄等族内公共基金投资的热衷，一方面反映了不抑兼并政策对地主经济发展的极大刺激，使其有充足财力去应付这些装点门楣的花销；另一方面，也是根植于小有产者随物质成功而日渐膨胀的文化心态的必然结果。宋代开放、享乐的世俗生活内卷为明清时期的封建、压抑状态，本身就是小有产者自由化的反弹。



教导官僚诫远僭越风尚的朱子学滑落到一般宗族之中，除了迎合官僚考试的需要，族长心理奖励机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自我崇高感在地主物质生活的丰足得到验证后变成一种确定性的心态——“我确实是精英”。而这时肯定需要一个勋章来标彰自己的身份，作为自己成功的奖励。因此，用贵族的文化来定义和解读自己的生活，就不仅仅是一种向上的迎合，而是兼具对自己“理所应当”的“颁奖”仪式的功能了。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仪式感”，本质上也兼具这两种功能，特别是后者——奖励性机制。譬如说日剧《孤独的美食家》，它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本身的制作质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仪式感”的奖励性愉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