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被作为国际关系典范不过几百年时间。而其中又包括了好几段被严重破坏的时期。在拿破仑战争前，Sino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没打过总体战，动员的战争规模都很小，而且也倾向于有限、谈判为主的战争，时殷弘认为也有武器制造商为了垄断利益和减少成本而和采购方（军队）勾结起来导致武器效力和军队组织形式不强，战争强度和持续性都不强导致的，并非是他们本身意图上有媾和之义。其实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布罗代尔在《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对西班牙帝国军事调度的描写就能看出当时作战的另一个位面，也就是后勤补给的问题。要知道西班牙当时坐拥美洲大量金银矿藏，在筹集军费时还觉得吃力，这里当然有荷兰刁难的问题，但是转运军需物资的时候，要么从尼德兰把大炮等武器用船运输到战场，要么用勃艮第小道从热那亚到安特卫普之间周转。
陆上运输的成本更高，所以花费在后勤上的金钱就不少。另一方面，因为新航路开辟，西班牙本国又不怎么生产制成品，所以通胀水平很高，士兵不喜欢收取实物收入，所以都要金币来做收入。这样军人的工资又是一笔大支出，特别是陆军，荷兰英国都是战时临时设立，平时基本不保持常备军，有时连海军也这样，比如英荷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阿姆斯特丹的戒备十分废弛，导致海军战舰都烂在港里，而英国也在和西班牙作战时才召回了大名鼎鼎的海盗德雷克，英荷战争期间荷兰舰队还可以深入泰晤士河直捣黄龙，重创英国军备，这都说明当时银河等国根本没有多强的常备军意识，特别是大商人他们不愿意让政府掌握常备陆军威胁他们的利益。
例子也很多，比如英国被断头的国王查理，就是无限扩充军备穷兵黩武，甚至想要随意多征收税收，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荷兰总督拿骚也经常动用陆军武备干涉议会的运行，甚至一度把议长奥尔登巴尔特用一些杜撰的罪名绞死，这依靠的都是陆军力量。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注意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一个头衔，“皇家”，唯独英国陆军墙面没有这一头衔，陆军明明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军种，但是却得不到国王的恩宠，主要原因就是克伦威尔护国公统治期间曾弑君的记录，让英国王室心有余悸，而且一直不能释怀，所以英国陆军前面没有这个修饰。
陆军在西欧人眼里是威权的象征，而且受过他们的打击，不愿意过分强调这种“隐患”，所以强化海军建设。但是即便是海军，也不是一直都以常备军形式存在的，其实最早的还是西班牙，无论陆军还是海军，在欧洲都是常备军。这样战争的主要战场也就集中在海洋和滨水地带了，陆战则规模不大，战斗强度也不高，意大利城邦间的战斗就是最夸张的，打了一上午或者一宿，结果才死了几个人。那哪是作战啊，不就是玩吗。不过还是荷兰督军对于陆军的纪律性提出了具体、建制化的要求。这一思想和马基雅维利对于常备民兵的诉求共同构成了欧洲后世陆军发展的重要框架。所以说到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对于军队干政的恐惧和财政负担过大造成的陆军不完善，也是1790年前欧洲战争程度不十分激烈的重要原因，武器供应商的因素有，但不是最主要的，如果用旧式武器仍然能够武装起几十万人，依然可以打一场总体战的。
我在这里梳理总结一下前面写的这些内容，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那就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破坏力上，因为害怕干政、财政窘迫和军火商既得利益造成的杀伤效能迟缓带来的有限战争，到底是不是一种自觉、自为的将战争强度限制在“国际法限度内”的积极力量呢？我认为并非如此，不是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自觉地为了“格老修斯信条”而主动作为的结果。
同时这种有限战争结束的因素是不是后来外来的呢？显然不是，这是西班牙和法国等欧陆大国发展起来的。这个逻辑很好理解，那就是集权程度或者发育的并不佳的海洋国家更容易排斥这种模式，但是欧陆政治集权国家就不那么排斥，而且就算是英荷那样的国家，到了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也有一定规模的王家常备军，克伦威尔更是正是确立了英国的陆军常备军，后来发展为海权霸主的美国在建国后明确拥有一支强于当时美国海军力量的美国陆军，结果也没出什么事情，说明本质上海权国家也有一定的集权模式可以框定这些武装而不至发生干政的情况，之前我们也多次分析解释过，这是金融集权，不过那是题外话了，这里不过多展开。
英国在金融集权完全在制度上确立（资产阶级鲜(宪)挣（政)）之前，基本上是地方政治集权（类似绝对君主制的模式）和中央财政上业已形成但没有发挥威力的金融集权并行体制，为了自身的利益，后者会鼓动潜伏在都铎-斯图亚特绝对君主制之下的地方政治集权与纳税人群体破坏英王的权威。实际上英国资产阶级葛明就是财政借款人和纳税人之间矛盾激化后转嫁为纳税人与纳税人代表的王权之间矛盾造成的。总之，英美系国家到17-18世纪也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陆军常备军体制，能够解释这一点的只有新型集权解决原先的三个问题了，军队没办法干政了，财政不窘迫了，军火商没办法垄断既得利益了。
金融集权解决了这几个问题，第一，原先出现那种问题，主要是金融集权与政治集权两种构型重合了，导致体内出现了“排异反应”，而这种排异反应最激烈的形式就是1640-1688年的状态。这样之后就不在需要那种内斗了，同时资本化渗透和控制军队使之无法保证下克上的情况不发生，将领蠢蠢欲动的可能性就日益降低。第二，这一点是两个事情导致的，一是纳税人与财政借款人之间的矛盾，导致纳税人要更快的发展经济，以便尽早摆脱对财政借款人的依赖，用税权弥补上金融权；二是纳税人对外发动服务于商业的殖民战争时，往往钱不够，所以会同大银行财团也就是财政借款人借钱，不管是第一种自己赚钱还是第二种借钱，军事财政上是不会不充裕的。
第三，军火商的垄断利益被松动，转为差序竞争格局，这也和金融集权建立有关，税权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权力，依靠纳税人精英强大的纳税能力已经不能主导国家运行了，金融权取代税权成为新的经济权力。军火商作为严重依赖财政拨款订单生存的纳税人，更不可能掌握着绝对封闭和垄断的订单蛋糕了，另外纳税人政府本身为了殖民战争的胜利也会更注意战争机器的效力而不是分赃的利好，所以无论是纳税人政府，还是财政借款人（金融财团），都不会纵容这样一个绝对垄断集团的存在。美国军火制造今天也是几个大公司的差序竞争关系，而不是诺斯罗普格鲁曼、洛柯希德马丁或者波音垄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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