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在秦国是个大事情，这场变法彻底改变了秦人的法制和礼乐。秦国虽在商鞅之前已经发展了数百年，民俗层面还是非常粗放的，商鞅自己就曾经说秦国的习俗跟戎狄类同，男女老少同居一室，不懂得什么男女有别，乡里乡间的私斗还非常严重，这种种因素都制约着秦国的发展。
秦孝公时期前后数年之间，秦国受到东方魏国的战争压迫，东进的道路被完全阻塞，河西之地也在秦魏之间来来回回了好多次，秦人在与魏国开战的过程中，深刻领略到中原的文化，秦孝公要向中原列国广发“求贤令”，正是基于此。
秦孝公之所以能够彻底的支持商鞅变法，对公族和老秦人的利益进行重新分割，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秦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意识到秦国发展的弊病，尤其是在跟魏国开战的数年之间明白“不变则亡，变则通”的道理，遍布秦人朝堂之上的也大多属于新旧变法派系，比如甘龙就是秦献公时代变法的主导者。
在商鞅没有来到秦国之前，甘龙应该也是跟秦孝公处于同一战线的，与朝中的那些支持秦孝公变法的朝臣达成默契，于是秦孝公只是发布了一则招聘广告，就能够搞得天下皆知可谓轰轰烈烈。不管怎么说，秦人转型升级的时代迫不及待的来到了，商鞅变法成功有其偶然性，但从这个角度看来，是有其必然性的。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许下“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更多的还是来自所谓帝王之术，在秦人高层贵族的意识中，这就只是说说而已，不要当真就好。大家没有想到，贵族们的变法需求根本就没有秦孝公的激烈。
秦孝公作为一国之君，必须要从我做起，把变法的思维彻彻底底的贯彻下去，就要绝对的支持变法，与天下人才共享秦国的这种承诺，就是对人才最大的支持。商鞅就是看到这样的承诺也才来到了秦国，最开始的时候商鞅只是要推广自己的治国思想，也许并没有想到过变法会给秦国带来什么样巨大的变化。
人的本性是追逐权力和利益的，商鞅在秦国变法二十多年后，老秦人的贵族们都没有商鞅的权力大，秦国除了孝公就只有商鞅，商鞅在封地“南面而称寡人”，出行之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商鞅这是犯了臣之大忌，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臣僚所享受的福分若是超越国君，往往不是这个国家的幸事，若非臣僚非命，就是国君惨死，以前我们说过的齐桓公和管仲就是如此。
商鞅在秦国的嚣张和狂妄做派，为其最终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赢氏贵族赢良劝谏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将所受封地和赏赐归还新国君的时候，商鞅还自比为秦人的名臣百里奚，认为在秦国历朝历代的名臣之中，自己是首屈一指的。请注意，这里的商鞅的定位依然是臣，而其平日里的做派却已经不是臣僚了。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从始自终都围绕着老旧贵族之间的矛盾，从《垦草令》开始，到太子犯法，这诸多风浪暗礁之中，商鞅都极大的得罪了老秦人贵族，“刑黥太子之师傅”、“日绳秦之贵公子”，赢虔甚至因受刑罚而数年不愿出门，这位人物当年是跟秦孝公在族人中有着同样地位的人物，如此受到商鞅变法之影响，老秦人的颜面何存。
即便这些老秦人时刻准备着变革秦国，享受变法之福利，也对商鞅此人是非常憎恨的。在最后商鞅被杀，而秦人朝堂之中竟然没有出现大清洗运动，就可见老秦人对变法本身还是支持的，只是因为商鞅变法则已，而赢氏部族认为秦国是家族的，商鞅变法变到了公族身上，这就不允许了。
无论是安抚守旧贵族，还是持续强化君权，巩固变革效果，商鞅之死似乎无可避免。更重要的是秦孝公这个人深谙帝王之术，一方面兑现自己的承诺，为商鞅裂土封侯，给予商鞅极大的权限。一方面在临死之际将与商鞅政见有所不同的秦惠文王扶上君位。
要知道秦惠文王当年的老师正好就是赢虔，这本身就是在为赢氏贵族们暗示某种可能，即商鞅有可能威胁君权，即位者们要么放任商鞅，要么就杀掉商鞅。这本身可能也是秦孝公在临死之际对赢氏家族的一种让步，对自己二十多年不断侵害家族利益推行变法的某种道歉。
秦孝公的内心深处，秦国还是赢氏的，不可能是商鞅的。再怎么裂土封侯，商鞅不过是臣僚而已。秦国变法已成，功成身退，秦孝公死后也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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