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整个春秋战国历史，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在周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在随着时代的更替发生剧变，周人最开始的镐京都城位于崤函之西，更接近于黄河流域的中上游，也更接近中原地区的边境，与戎狄部族相邻，相对开发更早的中原地区要偏远的多，地处于这个地区附近的诸侯或者部族们，往往在春秋以前的历史更为支离破碎，即便是越过崤函与后来的秦国相邻的晋国，在春秋时代的历史都相对独立。
秦晋之间的这种独立促使秦晋的发展更为唇齿相依，两国之间的发展模式也更为贴近，都是要在与戎狄部族犬牙交错的区域内历经战火锤炼和变革才能推动国家进步。魏文侯引入子夏创办西和学派，继而以李悝变法，大力引进中原文化，改变落后的旧制度旧礼制，助力魏国崛起。
而秦国更是以大破大立的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彻底向中原诸侯国政治模式的华丽转身。秦晋两国在春秋时代极少有与中原人开展较大规模的战争，晋国则是把作战对象直接瞄准南方的楚国，以此达到震慑中原的目的。
自周平王东迁而后，天子的军力已经大不如前，各诸侯国各自发展军备力量，很早已经超越周天子。郑庄公在繻葛之战中箭射周桓王，就已经让周天子家族声誉扫地，这场战争也导致此后的周天子彻底丧失自卫能力，国家的保卫权限被完全的赐予了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诸侯。幸运的是这个时期的周礼尚且还有约束力，列国诸侯对周天子依然暂存着尊重之意。这即是此后齐桓公要提出“尊王攘夷”的根源。
秦晋在西方与戎狄血战，秦穆公“称霸西戎”、晋献公“灭国三十六”，西方的秦晋两国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春秋战国，努力的在战争中锤炼自己的军队和国家。
而平王东迁而后的中原地区，则反而因为周天子的到来，对周礼旧制的复兴心存幻想，尤其是对待周天子的分封之国，能够用外交政治解决的问题，就不会采取战争。郑庄公在与周天子对战而后，天子和列国诸侯忌惮某家诸侯独强，乃至威胁到中原地区的和谐稳定，便寄希望于某种妥协的方式，就是既不得罪周天子，又不会耗损国力，还要能解决纷争。于是，会盟的形式就应运而生。
齐僖公在任期间，就频繁采取会盟方式解决国家纷争，很多时候遇到国家纷争，就喜欢采取国君会谈和诸国会盟的办法，就是让有纷争的国家坐下来共同商讨。而那些不愿通过会盟解决问题的国家，往往就是某个问题的顽固分子，会遭到列国的联合征伐。
当然，所谓的顽固分子有的时候不过是列国权力争夺的受害者而已。郑庄公、齐僖公乃至其后的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皆极为推崇会盟。而齐桓公虽然倡导“尊王攘夷”，但在很多时候其实更多还是在为齐国谋取私利而已。这里我们要说到的鄄地会盟，其实就是齐桓公的阴谋而已。
要说鄄地会盟，则还得说到齐桓公之前的两次会盟。一次是北杏会盟，一次是柯地会盟。事实上两次会盟齐国的针对对象都是鲁国，北杏会盟齐桓公拉拢了鲁国的小兄弟宋、陈、蔡、邾等国，而另外一个鲁国附庸遂国没有参加盟会，就被齐桓公攻灭。而随后齐桓公就率领大军攻打鲁国，战场上鲁国遭遇失败。鲁庄公为求两国平息战争，就同意割让汶阳之田给齐国。
但是在外交上，齐鲁在柯地举行会盟，而鲁庄公的臣子曹刿以刀刃胁迫齐桓公，威逼齐桓公归还汶阳之田。齐桓公无奈之下，在柯地会盟仪式上签署归还汶阳之田的盟书。
因此来说齐桓公在前面两次会盟的事情上，只是削弱了鲁国的外围盟友，而并没有真正征服鲁国，反倒是外交上输给了鲁国，白白丢掉了送到嘴边的肥肉。
齐桓公虽然没有在鲁国占到便宜，可是在归还汶阳之田上，齐桓公信守承诺赢得诸侯们的认可，列国对尊奉齐国作为诸侯霸主即产生共识，这是齐桓公在外交形象上的胜果。
由于在北杏会盟后宋国没有履行承诺跟随齐国大军进攻鲁国，料理完鲁国事宜的齐桓公调转枪口，又开始要对宋国进行作战。但宋国是周天子当年分封的四大公爵国，在正统的地位上显然还要高于齐国，因此号称“尊王攘夷”的齐桓公还是要探求周天子的意图。
事实上齐桓公在派人到周王城中诋毁宋国之时，参加过北杏会盟的齐、陈、蔡等国可能已经陈兵于战场。因为齐桓公有着充足的理由，即是宋国数代而来国君废立之事混乱，往往没有遵从嫡长子继承制。
宋国本是殷商后裔，西周建国之时即得天子允许承继殷商旧礼，宋人在表面上是仅次于周天子的，比之其他诸侯国的等级都要高出一级。但这个时候的齐桓公国力雄厚，且有理有据、来势汹汹，周天子不好辩驳也便派出朝臣跟随齐桓公共同征伐宋国。
宋国面对齐桓公也就算了，面对天子信使多少还是要给几分薄面，便主动请求归顺王室与诸侯们重修旧好。而齐桓公自此便更加认识到周天子的重量，同时也对陈、蔡等小国附庸齐国的事情不再满足，在攻打宋国的第二年，又到周王城中请来天子信使，召集卫、郑、宋等国在鄄地会盟，一为巩固宋国附庸齐国的关系，二为列国认可齐桓公的功业。在这场会盟上，天下皆知在齐桓公的努力下，乱局数十年的宋国被齐桓公所平定，宋国重新成为臣服周天子的分封之国，齐桓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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