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持续高通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2010年6月的3%一路攀升至2011年6月的6.4%，高通胀已持续一年之久，为近30年所少见。面对通胀形势恶化的严峻态势，学界众说纷纭。比如，6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7%，“猪”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它只是“替罪羊”。在农地面积不断减少、饲料价格等不断抬升的情况下，猪肉价格的上涨具有客观必然性。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只有将通胀问题置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和特殊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CPI不能完全反映民众的利益损失
CPI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通胀水平的指标，政府通常把控制CPI作为施政目标之一。我国现行CPI由八大类商品及服务品价格指数构成，其中虽有“居住”项，但不是指房屋交易价格，理由是美欧等国家将该项列入“投资”项，而非居民消费支出。对于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以上、已经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发达国家而言，该项列入“投资”项是恰当的。对中国而言，将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排除在CPI之外，CPI势必失去其真实性。
我国物价早已市场化，除个别品种外，商品定价机制均已让位于市场。但各种收费名目繁多，成为消费者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仅以高速公路为例：全世界共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我国，路桥收费约占运输成本的1/3，路桥经营成为仅次于房地产业的暴利产业。我国CPI核算中对这样类似居民“消费”的特殊情况避而不谈，导致CPI数据严重失真，居民消费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远高于CPI指数。
此番通胀也许不能算恶性通胀，但它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却是广泛而深刻的。一是由于“工资指数化”缺位，“死工资”不与CPI指数挂钩，通胀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由此受到的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二是长期负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通胀导致居民医疗负担加重，严重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四是间接增加居民税负。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中增值税、消费税包含在商品价格内。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既支付了价格也纳了税。即使税率不变，纳税金额也会随着商品价格升降而变动。因此，通胀必然间接增加消费者的税务负担，搅乱国民收入再分配。五是进一步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此番通胀是在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对于久已陷入困境的弱势贫困群体，通胀无疑是雪上加霜。
天量货币投放、强制结汇制度、国际环境为通胀埋下隐患
货币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货币投放量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为限，超量投放则形成金融泡沫，引发通胀。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大体上等于GDP年增长率加通胀率，再加几个百分点。超出这个比例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胀。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本应从长远利益出发，把调整和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战略作为第一要务，实际上却向市场投注了天量货币。如果切实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定的计划安排（2009年M2增幅为17%左右），就不至于出现严重流动性过剩。实际情况却是猛增了27.5%，达到60.62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8倍。天量货币投放确实收到了“保增长”和救市的效果，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使投资与消费等的关系更加扭曲，为高通胀埋下了隐患，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新的障碍。
我国金融业改革实行稳步渐进、分步开放的策略，即先实现经常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管住资本项目；后视条件许可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一放一管”的政策，使我们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避免了重蹈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的覆辙。但是，随着我国外汇收入大量增长，现行强制结汇制度成为央行被迫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相应增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近20万亿元，2011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占款超过2万亿元。在政府实施扩张型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整体过剩的情况下，强制结汇制度火上浇油，导致流动性进一步泛滥。
现在，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巨额外汇结存已成为沉重的包袱。自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一方面收紧银根、收缩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外贸顺差扩大、外汇结存规模继续增长，相应地基础货币投放量迅速增加。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在全球化背景下，所谓“输入性通胀”问题是躲不过去的难题。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严重的通胀，我国周边邻国相继出现了恶性通胀的苗头，东南亚各国从消费品、农产品到工业品、燃料价格普遍上涨，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为此苦恼。而且，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输入性通胀”。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我国作为世界原料、能源、材料的需求大国，完全受制于人，定价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铁矿石价格却被三大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所垄断。铁矿石成本每吨仅为40—50美元，但现在到岸价已涨到每吨180美元左右。此番CPI上涨的同时，工业品出厂价PPI上涨7.1%，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至今尚未走出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向与前景。
总量平衡无法解决结构失衡
抑制通胀遭遇30年高投资、高增长积累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障碍。有资料表明，在我国24个行业中，产能过剩的有21个，遍及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风电设备、水泥、纺织、电子通信、服装、玩具等行业。
与产能过剩并存的，还有城市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一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居民购买力不能承受，造成住房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城市出现大量的“蚁族”、“房奴”，严重恶化了经济改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房价连年飙涨，住房投机炒作成风，房屋空置率不断攀高。从房价收入比、房价租售比等衡量房地产泡沫化程度的指标来看，我国已是全球房地产泡沫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化是近30年GDP超常增长、投资和出口膨胀、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失衡的必然后果。30年高投资、高增长之所以得以支撑，是以牺牲民众消费、恶化生态环境、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沉重代价，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深陷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无论紧缩或放松银根都无法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用平衡总量的办法是无法解决结构失衡矛盾的。
与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并存的，是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30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消费需求不足，始终是我国经济久治不愈的顽症。消费乏力，投资上；内需不足，外贸补；出口过多，挤压内需，陷入不良循环。
本轮通胀后中国经济增长将降速
我国现在陷入高通胀的泥潭，表明总量失衡的矛盾已经凸显，但深层次、更尖锐的矛盾是近30年超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结构全面失衡的矛盾。货币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收效甚微。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蜕变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一年来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紧缩力度之大为历年之最，但收效甚微。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选项，货币政策对于调节总量失衡、实现总需求总供给平衡，是有局限性的。紧缩银根可以遏制当年货币投放规模继续增长，但对货币存量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在土地及其他经济资源等透支严重的特殊环境下，受货币超量投放因素推动以及农产品、劳动力价格及资源品价格上涨的叠加影响，本轮通胀持续时间可能更长，通胀周期终止后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态势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日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性阶段。
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CPI同比增长率会回落，但物价不可能再降到通胀发生前的水平，仍将维持在高水平上，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均衡价格体系。经过本轮通胀周期后，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数额将大幅抬升，居民财富将显著缩水，高物价将成为长期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制约因素。
本轮通胀发生及治理过程中的资源、货币及物价演变态势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宏观政策需要充分估计未来经济增长态势转变问题。今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前30年一样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资源约束及外部环境约束都将不断加剧，预计本轮通胀周期结束后中国经济将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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