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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丝绸传奇·前传2】

半个蚕茧

似乎印证了

嫘祖养蚕治丝的传说

文\张卫平

    题记：横空出世的荆州马山“战国丝绸”，开启中国丝绸起源新思路。

    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气候湿润，水美草丰，桑树成荫，具备养蚕造丝的生态环境。神话传说与古文献记载都说明这里是中国最早出现养蚕业。

    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被人工切割过的半个蚕茧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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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茧壳 

约元前前3000多年 

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

    那是1926年，我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一个55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

    考古队员们在坑底发现了半个茧壳。这半个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度1.04厘米，好像是被锐利的刀刃去了一部分。

    这个惊人的考古发现，虽然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但半个茧壳的出土，似乎对传说中黄帝的元妃嫘祖发明养蚕治丝的说法予以了印证。

    “如果西村的半个蚕茧石鉴定不误，那更使联想到嫘祖发明了养蚕的故事，是中华民远古养蚕的创始。”

    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这样写道：“陶器、陶片发现最多，西村遗址发现的多至数万片，制造技术和纹饰，一般说是很精美的。西村和大赍店（河南浚县）遗址都有纺轮，骨针、骨锥，各遗址都有，足见纺织与缝纫已是一种普遍的手工业。”

    1928年，这半颗蚕茧经过中国生物学家刘崇乐教授和美国专家的鉴定，确认就是家蚕的茧！

    一枚全世界最古老的蚕茧！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纺织史学家刘克祥先生认为：“这枚蚕茧的出土，使中国是'丝绸之源’获得了实证。”

    后来，专门研究古代丝绸的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用拓片的方法，复原了蚕茧，测得蚕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蚕茧被割去的部分约占蚕茧的17%。

    布目顺郎由此得出结论：桑蟥茧。他认为，这半个蚕茧，与现在栖息在长江流域桑树上的野蚕——桑蝗属同一品种。

    布目顺郎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已完成了家蚕的驯化。

   1987年，中国学者蒋猷龙从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和遗传学等多角度出发，对中国蚕业的起源进行了审视，提出了家蚕的祖先野桑蚕为多性化，驯养桑蚕始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他断定，西阴村出土的半颗蚕茧，就是桑蚕。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出土了刻有蚕纹的牙雕，被考古专家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蚕形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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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纹牙雕 

约公元前5000年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距今5000年的南北各个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频频发现蚕形饰物。

    1921年，从辽宁砂锅屯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用大理石制作的长达数厘米的蚕形饰；

    1960年，从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掘出陶制蚕蛹形饰，从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陶质蚕蛹；

    1963年，从江苏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刻有蚕纹的黑陶；

   从安徽蚌埠市郊吴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蚕在蚕簇中吐丝的陶器蚕茧刻纹；

    从甘肃临洮的齐家坪齐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件刻有很多蚕形昆虫的双联陶罐；

    从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一批玉蚕。

   对于我国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史学家章楷先生在撰文征引西阴村遗址所发表资料的同时，又以殷代的甲骨文字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在一片甲骨上还刻有“用三头牛祭蚕神”的内容，甲骨卜辞中载有“蚕三祀三牢，八月”以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缣丝之痕迹为依据，提出了：“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育蚕和缫织。”

   其实，在中国，纺织的原材料最初使用的是葛纤维。荆州博物馆研究员彭浩先生认为：“当时，葛是植物纤维的主要来源之一。用葛织成的布首先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发现。”

    1972年，南京博物馆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3件距今约6000年的葛纤维的纺织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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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片 

约公元前2750年 

浙江湖州钱山漾出土

    这种原始的绞纱织物，一端有山形和菱形花纹，经纱是双股的。这3件葛布残片的发现，说明葛布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生产，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葛纤维织品。

    楚文化学者刘玉堂、张硕在《长江流域服饰文化》一书中说：“长江中上游的宜昌峡江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书中分析了长江流域纺织技术产生的文化前景后，指出：“长江流域地区的纺织技术，是在搓绳织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采集、捕鱼以及狩猎活动中，经常需要编结一些网状和筐状工具或盛器，在长期的摸索中，先民们逐渐掌握了利用草茎、树皮等纤维搓制绳索技术，即所谓'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

    于是，人们开始利用植物纤维进行简单的编织，原始布帛就这样产生了。

    历史学家刘克祥先生说：“我国的麻、葛纺织在新古器时代中期出现以后，到商周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并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基本分工和农户家庭经济结构。”无独有偶。上世纪7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分两期对据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这个我国原始社会迄今为止最早的遗址进行发掘，意外地从出土文物中找到了有关蚕的信息。考古队员从一件牙雕杖首上，发现了4条刻绘的虫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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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局部）

战国

荆州马山1号楚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图案作长条状，由鸟和花枝对角布置，鸟张翅作站立状，长颈大腹，头有4束花冠，垂于左右两边。三束花缨，垂于鸟的一侧。

    这4条虫纹，非常像蚕，一个个弓着背，屈体向前蠕动着。在另一件残陶片上，刻有昆虫食叶纹，一条弓背屈体的虫儿，沿着叶边开始蚕食，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那么，河姆渡的先人为什么要在器具上刻绘昆虫纹呢？这些昆虫与他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呢？

    对此，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科学中心的魏东经过对这两件文物上刻绘的虫纹分析，认为这几条古虫，“和现代昆虫的足式、运动方式比较，极似天蚕蛾科的幼虫”。

    尽管，考古学家没有从河姆渡古遗址里找到能直接证明我们的祖先驯化野蚕的资料，但那几条蚕虫纹却似乎印证了仰韶文化的历史性发现。

    专家们进一步推断，那绘在牙雕枚首上的生物，不是一般的昆虫，而是生活在当时茂密的野生桑林里不断蚕食桑叶的野蚕。

    几乎在同时，从辽宁砂锅屯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大理石蚕形饰物；

    从河北正定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陶蚕蛹；

    从江苏吴县良诸文化遗址出土了绘有蚕纹图饰的黑陶。

注：文物图片来源：《中国丝绸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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