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释囚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这是历史基础教育中经常宣扬的唐太宗的仁德的例子。类似行为在此前南北朝时期也出现过，唐太宗并不是始作俑者。但诚如王夫之说的，唐太宗用这样的手法收拢了人心，却损害了刑法的严肃性，尤其在死刑这种最严厉的处罚上采用这种手段，势必造成一种恶劣影响——不法之徒都想利用皇帝的这种希望自己得个仁君的称号的虚荣心，以身试法。皇帝既然宽纵了那二百九十人，何不再多宽纵一次、十次？

而这种做法也与唐太宗贞观二年的言论相背。《太宗本纪》载：“贞观二年七月，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夫小人者，大人之贼，故朕有天下已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这里说得够明确了，可是四年后他仍旧那样做了，只是这次不是赦免，是与死囚约定期限，考验他们的诚信。可是他却背离了当初言论的初衷，就没顾忌到此隙一开，真有小人要心存侥幸，视法律为儿戏了。可见贞观六年的手法是不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