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的时候，“常回家看看”就被写入了法律，缘于儿女不孝的太多，对老人不管不顾的太多，所以今后儿女若不常回家看望老人，将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道德的滑坡竟然沦落到需要法律来兜底，所谓“法律是道德最后的底线”，这实在是令人涕笑皆非。那么法律究竟能不能帮忙守住道德的底线，进而拯救道德呢？很可惜，并不能。
为了守法而回家看望老人，和因为亲情而回家看望老人，完全是两个概念。无锡曾有一个案例，77岁的高龄老太状告自己的女儿女婿不孝，结果他们被判两个月至少需至老太太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国庆节、元旦节这些节日，也应当至少安排两个节日期间内对老太太予以看望。
但是这种并非情愿的看望，强制而得来的孝敬表象，又有什么意义呢？倘若父子母女之间失去了感情，即使强制他们必须天天呆在一起形影不离，恐怕也是不能挽回的吧？倘若父子母女之间感情很好，哪怕天隔一方不能相见，也是无亏于孝道的吧？所以道德是强制不来的，而只能依靠双方自身的觉悟。
从06年开始，我们的公共道德水平就一直处于一个快速滑落的过程：跌倒不扶，见死不救，已经渐渐成了父母教育子女的必备内容。因为我们几千年传统定义的道德，大多都只是单向的要求，所以当你对别人讲道德，但是别人不对你讲道德的时候，你就会很受伤。
比如孝，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子女不孝，会被千人所指，但父母虐待子女，引起的反响就不那么大了。因为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是人家的家事，生下儿女自己管教，别人管不着。比如忠，要求臣子忠于君王，但君王怎么待臣子，“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国家培养了你那么多年，即使某些方面对不住你，但是大原则不能丢，类似这种意思。
人们之所以会去实践道德，是因为有这种内在的需求。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具备德的人，所作所为并不是以标榜德或展示德为目的，所以才真正具备了德。也就是说，他们助人并不求回报，救人也并不图利益，但不求不图是一回事，得到的却是麻烦和伤害，这就有些颠覆他们的三观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讲道德，就好像离开水的鱼相濡以沫一样，虽然大家都指指点点的在称赞，但鱼儿的内心是崩溃的。鱼离开了水而只能依靠口水活着，这个活着也就只能是暂时的，时间久了，鱼儿就死光了，道德也沦丧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内在的道德需求，就会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平安需求所取代，再来谈什么道德，就是一种奢侈了。
所以提倡道德的孔孟，最受不了这个。孟子几千年前就为这事发过飙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孔子也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路见义勇为救了一个小孩，家长送他一头牛，孔子让他收下。而子贡同样是见义勇为，自掏腰包为国家赎回奴隶，却被孔子一通大骂。因为孔子和孟子都知道，单方面要求下的道德是不会长久的。
道德，只会在适合它成长的环境中自然产生，这是任何法律都无能为力的。因为法律， 管制不到人们的内心领域，而道德，源于内心的觉悟。所以运用法律去强制道德，不过是拔苗助长而已。
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但没有办法限制人的思想。想一想，并不违法，而这个想一想，在道德领域却恰好是最为重要的。
你有了不道德的想法，哪怕并没有付诸行动，但这本身就已经是不道德的了。而你有了道德的想法，虽然没有付诸行动，却仍然可以安慰自己的是道德的。因此我们很擅长用道德去指点别人，但自己实施起来就特别少。
于是就有无数“好心人”，劝人奉行道德，并且当成是自己的善业。于是也有无数伪君子，口头上仁义道德，外表上光鲜亮丽，但满肚子男盗女娼，而这样并不违法。所以道德，只能用于自律，并没有办法像法律一样用来律人。
原因一：有些时候，你道不道德只有你自己知道。原因二：道德就像善恶一样，是没有被所有人都认同的判断标准的，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就会完全相反。原因三：即使认定了行为上的不道德，也没有办法像法律一样去量刑，因为没有标准。
法律是死的，而道德是活的。历史上，也曾有道德礼教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几乎完全替代了法律，但造成的结果却非常之恶劣，被后人形容为“吃人”的礼教，早就已经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同样的，运用法律去建设道德，也不过是缘木求鱼。孔子认为，隐恶才能扬善。确实，如果处处严打，耳闻目染尽是恶人恶行，又有谁还敢起那良善的心思。如此，则加强法制，道德就会缩水，所以运用法律来救援道德，不过是泼油救火而已。
在一些情况下，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是一至的，比如不能抢劫杀人，打家劫舍；在一些情况下，法律所要求的，并不是道德所要求的，比如朋友间互相包庇是违法，但在道德上却是有情义；在一些情况下，道德所要求的，并不是法律所要求的，比如公车让坐，妇弱先行，等等。
因此，道德和法律基本上是各行其道，而二者的运作模式，也是大不相同的。法律，以条文为准，条文就是标准，而道德，没有明文标准。所以守法没有模范、标杆，但道德有标杆，这个标杆，起的就是条文的作用。
从雷锋，到焦裕禄，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树立了不同的道德标杆，用以建立人们内心中的道德。只可惜，数十年的努力，一朝丧尽。
道德和法律，一个是扬，一个是抑。所以一旦加强法制建设，就会发现坏人变多了，因为抓出来的全是需要被打击的罪犯；一旦加强道德建设，就会发现好人变多了，因为抓出来的全是需要被宣扬的标杆。
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和孟子已经就人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认为人性本恶，一个认为人性本善。认为人性本恶，当然就需要打压，所以法家的两个著名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是荀子门生。而认为人性本善，当然就需要宏扬，所以宣扬仁义礼智信，树立良好的道德模范形象，历来是孔孟之学所提倡的。
可能有人会认为，压制了恶，良善不自然被宏扬了么？但是很可惜，需要运用重典压制的，都是乱世，而乱世，是很难存在道德的。法制和道德，二者生存的土壤不同，也就决定了它们的效用也是不同的。相比之下，法律就好像外科手术，可以快速地平患止乱。而道德更像是养生，需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慢慢培养，才能生长得出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
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刘邦为何只是约法，而不是去建设道德，因为法律是平息混乱最好的应急品。秦国法律严苛，历二世而亡，后人总结原因，认为秦国是把应急品给当成营养品了，在统一全国之后仍然沿用严酷的法律，而不知施行仁政，建设道德，引导民心，所以才会迅速灭亡。
因此，法律和道德，就像治疗与养生一样，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用治疗去代替养生，也同样不能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去谈养生，更不能在需要养生的时候去动手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建设道德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没有捷径可以走。运用像手术、特效药一样的法律是行不通的。
注：本文所谈论的“道德”，与《道德经》的“道”、“德”完全是两回事，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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