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搞新文化运动时，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发文声援。陈独秀惊叹万里之外还有知音。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深谙中国文学的胡适当然知道文学自古就有“言志”的传统。顺便说一句，胡适也没闲着，和红颜知己韦莲司鸿雁传书“况壑深多谷，湖丽如斯……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言志”和“抒情”之间。
自《毛诗大序》提出“诗言志”，中国文学就一直在“言志”和“抒情”之间徘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此消彼长。“言志”和“抒情”从本质上说，即文学究竟应该重视政治教化作用，还是遵循“缘情”的本质和规律发展。
在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文学是否“言志”甚至成了评价文学高低的标准。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评价《离骚》时也指出有“合乎风雅”和“异乎风雅”，而后者恰恰是屈原在文学史的价值所在，开创了与《诗经》完全不同的艺术形态。班固评价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也是因为司马迁文中过于浓重的抒情色彩，而刘勰则评价其（好的史书，没有特指《史记》，但《史记》当之无愧）令人“万古魂动”！
文学史上一直对南朝宫体诗评价不高，也是基于儒家的诗论标准。这种影响一直到近代，人们才慢慢发现其在题材开拓和美学上的价值。后世很多人对李清照颇有微词，也是因为其词过于“直抒胸臆”，真实地展露心事，评价的标准当然是儒家诗教传统。元末戏曲家高明更是直接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这种思想也影响到文学的其它表达方式。唐代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和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都是在“言志”这一指导思想演变的理论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白居易在给好友元稹的信中谈到“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人们喜欢他的《长恨歌》和《琵芭行》（抒情的），而他看重的是“针贬时弊”（言志）的新乐府诗。可见文学接受并不以主观目的为导向，它只能遵循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
宋代人很聪明，在文章和诗歌里“言志”，在词里“抒情”，直到苏轼在词里才最终完成了“言志”和“抒情”的统一。宋代人喜欢李商隐，学他作诗用典。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多情的李商隐啊，不知道宋人有没有发现李商隐“用典”后面包装的全是“爱”与“憎”（抒情的）。
我对两者的看法是，文学作品“抒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不是说不“言志”，对某些作品来说是一个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关系，你在完成抒情的同时也就言志了。如果实在没有“言志”，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是人类的一种情感体验，并无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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