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傍晚，北平中和戏院，火爆的演出看起来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梅兰芳的一出拿手好戏《宇宙锋》正演至高潮，端坐台下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却突然匆匆离场。与大多数北京人一样，次日一早，梅兰芳得知了当晚发生在沈阳的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短短４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故都北平的街头，来自关外的逃难百姓已随处可见。
上海卢湾区的兰心大剧院，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是沪上戏迷家喻户晓的乐园。８０多年前，海派京剧老生第一人周信芳以一出连台本戏《封神榜》在这个舞台连演数月，长盛不衰的演出盛况让“麒麟童”的名号如日中天。
名角儿讨教李尧臣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全面侵华的枪声率先在北京卢沟桥畔响起，宋哲元将军率领二十九军在此拼死抵抗。颐和园的德和园戏楼，曾经是慈禧太后晚年听戏的所在，在北平梨园公会的组织下，程砚秋、马连良等京师名角儿与富连成、中华戏校等科班子弟上百人纷纷云集此地，昼夜不断地轮流为开赴前线的抗战将士劳军义演。
在京剧歌声的送别中，当年慷慨赴死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曾经给深陷战争囹圄的中国人带来过最多的振奋和鼓舞。７月１２日，北平《世界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醒目标题对此专作报道，江湖人称“无极刀”的大刀队刀法迅速传遍京城。无极刀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李尧臣的天桥艺人。民国初年，原本在京城镖局担任镖师的李尧臣来到天桥，开设了一家名为“武术茶社”的茶馆谋生。相传京剧大师杨小楼为京剧《安天会》安插身段，曾经在“武术茶社”向李尧臣学过猴拳，而梅兰芳因为《霸王别姬》的排演，也曾讨教过“剑舞”中的剑术。１９３７年８月８日，北平沦陷，古老的京剧从此开始在征服者的钢枪威凌与太阳旗下艰难续写未来。
杨小楼至死息影以明志
异族的入侵可以带走一段属于京剧的黄金岁月，却无以抹去人们对这个舞台的共同向往。在老北京的记忆中，一出《霸王别姬》不仅奠定了“虞姬”梅兰芳领袖群伦的梨园地位，更成就了“霸王”杨小楼京剧武生第一人的梨园公论。说有人曾问梅兰芳，梨园界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杨小楼。
自打民国初年起，京剧“义务戏”的演出向来就是京剧艺人扶危济困、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１９２６年冬，京城一年一度的慈善义演“窝窝头会”上，一出《摘缨会》，老生名角儿余叔岩与梅兰芳、杨小楼难得的同台亮相，京剧“三大贤”的说法由此流传至今。
直至１９３０年，出科已经１３年的马连良终有了属于自己的戏班“扶风社”，在当年京剧界，马连良的“扶风社”素以“三白”、“一棵菜”之说著称于世。所谓“三白”，是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一棵菜”，则指无论主角配角，在台上都要服装整洁、精神饱满。在马连良的扶风社之前，底层演员因为收入普遍太低，为了省钱，剃头刮脸之事一般能省则省，京剧演出舞台上往往是主角光鲜动人，配角、龙套又脏又旧，极不协调。
１９４１年年底，京剧开始迎来了八年抗战最为黑暗的峥嵘岁月：长沙、武汉等内陆城市的演出几乎完全停滞。仅在１９４１年，北平光饿死的人数就超八百，饿殍遍地，市民看戏的闲情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四大名旦”程砚秋已移居北平郊区做了一名农民；荀慧生则经营着一家饭店；尚小云在变卖着早年置下的多处房产，苦苦支撑着难以为继的“荣春社”科班；而“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则蓄须明志，只能靠卖画挣钱来养活追随自己多年的班社同仁。
第六集
自打京剧诞生以来，京剧演出的舞台，起码在民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专属男人的领地。舞台之上的生旦净末丑，不外为源自历史或现实的男女之事，然而，即便是那些最明眸善睐、香艳迷人的旦角，一旦洗尽铅华、走下舞台，也无一例外是男儿之身。
京剧舞台上的这种假凤虚凰、乾坤颠倒的
“男演女”现象，在京剧走过的百年时光里，没少被人拿来作为诟病的话柄。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水神庙内，至今保存着我国最为古老的一幅戏曲壁画，再现的是杂剧盛行的元代戏曲舞台上曾经的瞬间：舞台前后七男四女、共11人，一女演员正从幕后探头观望，等待着粉墨登场的时刻。由此可见，在戏曲艺术发展成熟的元代，女性在演出舞台上依然还能与男性平分秋色。
京剧诞生于清代，因此，女性在京剧舞台的长期缺位，首先造就的是一系列京剧男旦传统技艺的生成、涌现，比如
“贴片子”、“线尾子”等化妆技术，大抵都以修饰男性面容、身材为前提，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应该是描摹女性身段和行走情态的“跷”。
“跷”在京剧演出中的出现，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独特景观“妇女缠足”紧密相关。宋朝以后，妇女一双畸形的三寸金莲连正常行走的生理功能都不复存在，登台表演自然纯属奢望。而在男演女的戏曲舞台上，男人的扮相嗓音几乎都能以假乱真，唯独一双大脚凸显了与妇女的不同。
1901年12月，拥有一双天足的慈禧太后亲下懿旨，严禁妇女缠足。此后，各地以
“天足会”为名目的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女性与京剧舞台的绝缘终于在风气开化的上海，率先走到了尽头。19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李毛儿的京剧艺人迫于生计，从老家安庆招来一批贫家女孩，教以徽戏、京剧，专应沪上权贵富豪的私家堂会，时人称为
“髦儿班”，这也是京剧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女戏班。直至1894年，上海外滩九江路福州路一带，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
在风气初开的当年，无论是坤伶的登台，还是京戏女班的出现，其实都远比人们的想像更加曲折艰难。民国初年，京剧、梆子名角儿田际云与伶界大王谭鑫培分别为
“正乐育化会”正副会长，为了提高演员社会地位，田际云奏请当局，不仅废除了由来已久的
“相公堂子”，而且创办了京城的第一个女性科班：崇雅社。
新任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首除京剧演出男女同台的禁令，允许坤伶与男性艺人合班演出。武生名角俞菊笙的儿子俞振庭闻风跟进，约来众多著名坤伶，组建
“双庆社”，首开男女同台演出之风。由于标新立异，仿而效之的戏班更是不绝如缕。
主流戏院在大多数时候依然为男角儿们的天地，票价低廉的北京城南游艺园由此成为女演员粉墨人生共同的起点。1930年以天津
《北洋画报》为代表的报界纷纷掀起坤角评选的高潮，从评出的
“四大坤旦”可以看出，从雪艳琴到新艳秋、从章遏云到孟丽君，竟无一例外都有过一段在城南游艺园一唱而红的人生履历。
1980年，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传说中的刘喜奎身材窈窕，清丽脱俗，但凡得见真容者“皆惊为天人”。以一出传统旦角戏《独占花魁》，民国早年的刘喜奎从城南游艺园演到了京师著名戏园“三庆园”，又从“三庆园”演到广德楼戏园。“花魁”之誉迅速风靡京城。
1918年，京城《顺天时报》主持评选“伶界大王”，刘喜奎以超过当红男旦梅兰芳近6000票荣膺桂冠，迅速成为京城戏台演出的第一红伶，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从冯国璋到徐世昌、曹锟，民国五任总统的邀宠献媚结伴而来。
一次夜场散戏后，刘喜奎一如往常卸妆回家，一个身影快速向刘喜奎袭来，调戏间，警察很快赶到，犯案之人竟是民国总理段祺瑞的侄子，依例掏完50块大洋罚款之后，得偿所愿的段氏公子欣然离去。留于身后的除了当时惊魂未定的刘喜奎，则是著名京剧票友张伯驹的一首七绝：“独占花魁三庆园，望梅难解口垂涎。此生一吻真如愿，顺手掏来五十元。”
对一位天生丽质的女性艺人而言，大红大紫其实是件远比贫寒落寞更令人害怕的事，刘喜奎嫁人后息影舞台。30年后，当刘喜奎这个名字重现梨园，她已经是新生的中国戏曲学校礼聘的“十大教授”之一。1964年，这位曾经红遍京城的伶界女王辞世，死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于活跃在民国时期京剧舞台上的坤角儿，台湾著名剧评家丁秉金遂曾经有过一句经典表述：“谈艺首推雪艳琴，论色惟有陆素娟。”位居“四大坤伶”之首的雪艳琴，自幼师从荣蝶仙、王瑶卿等京城名家学艺，拳拳服膺，尽得薪传。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美艳亲王”的雅号也降临在雪艳琴的身上，因为本名黄咏霓，在家排行第六，梨园同仁惯称其为“黄老六”。
公认的“梨园第一美女”陆素娟，转身伶人前是韩家潭环翠阁里的青楼名妓，因为在环翠阁排行第八，人送外号“陆老八”。时代的机缘巧合，将自幼勤学苦练的“黄老六”与天赋姿容的“陆老八”同时并置于这块舞台的聚光灯下。此时的京剧舞台，“捧角儿”之风早已蔚然盛行，每一位京剧名角儿的背后，总会有一个或一群倾心倾力的追捧者。分别挺立于雪艳琴、陆素娟两人身后的，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晚清皇室贵胄溥亻光，一位是财势显赫的盐业银行巨头王绍贤。
在北平中和戏院，陆素娟将梅兰芳的班底悉数网罗到自己的周围，短短几年内，从《宇宙锋》到《凤还巢》、从《洛神》到《霸王别姬》，梅派经典在陆素娟形神兼具的演绎下次第重现，在梅兰芳南下上海阔别京城的岁月，“望梅止渴”的说法不胫而走。
而与老生名角儿谭富英、杨宝忠同台亮相的雪艳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经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长达5个多小时的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雪艳琴始终
“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陆素娟跟随千金散尽的王绍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0余岁。1934年，雪艳琴嫁给自己最大的追捧者溥亻光，从此迁居兰州，匿迹舞台，等她再度出山已是1951年天兰铁路的通车仪式上。
北京南城珠市口东大街的织云公所，原为京师绸缎洋货商人的行会戏楼，梨园同仁经常假借此地举行喜庆寿诞之类的堂会演出。1930年9月，“通天教主”王瑶卿在此操办五十寿诞，王门女弟子新艳秋、杜丽云、李慧琴等八人联袂演唱的一出《八五花洞》，一时成为古都戏迷热议的话题。在那时的京城名师中，真能做到男女弟子都教授的，也许只有一个“通天教主”王瑶卿。“传男不传女”依然是京剧艺人传道授业信守的法则。
在那样一个年代，梨园行内轻视女演员，也是和京剧的来历有关。京剧是男人创造的一个剧种，基础的流派都是由男人创造的，再加上教女徒弟易有绯闻，怕惹是非，所以干脆不收女徒。当一堵“传男不传女”的传统高墙横亘眼前，偷师学艺也就常常成为女性艺人跻身舞台、精进技艺的无奈选择。
关于偷师学艺，著名的程派传人、当年的“四大坤旦”之一新艳秋曾经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学程派完全靠‘偷’。程砚秋先生每有演出，我和我哥哥必去‘偷’戏。我们躲在华乐园楼上的角落里，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我强学全出戏的唱、念、身段。戏散人净后，我和哥哥步行回家，一路上研究刚才看戏所得，说着说着我们两个人就在路上比划起来，哥哥哼着胡琴伴奏，我就边唱边舞，走起身段来。”当年这位偷师学艺的年少女子，竟无意中充当了毫无争议的程派第一传人。
1927年在屡拜程砚秋不成后，新艳秋转拜梅兰芳为师，成为梅兰芳的第一个女弟子。1928年，她得一代宗师杨小楼提携合演《霸王别姬》而名声大噪。直至解放后的1954年，新艳秋和程砚秋在上海相遇，程砚秋主动提出要将程派艺术传与新艳秋，令新艳秋感慨万分。4年后程先生英年早逝，新艳秋再无重见机缘。1983年在北京人民剧场程砚秋逝世25周年的纪念演出会上，程砚秋夫人一句
“你就是我们程门弟子”，令时年73岁的新艳秋潸然泪下，古稀高龄的新艳秋毕恭毕敬地向程夫人执弟子礼。
1939年和1945年，新艳秋曾两次被捕入狱，所有积蓄也被母亲榨干，直至解放后才被释放。从1956年起，曾经的“坤伶主席”新艳秋一直孑然独处，在平静与闲适中送走后半生，2008年9月2日，坤伶主席新艳秋溘然谢世，享年99岁。
1946年8月20日，为了募款救济苏北灾民，上海市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发起“上海小姐”与“平剧皇后”的竞选活动，不出人们预料，沪上名伶言慧珠成为这顶桂冠的最终赢家。对时年27岁的言慧珠而言，“皇后”桂冠的加冕或许仅是水到渠成。因为在此之前，言慧珠这个名字在大众话题中其实已流传了7年。7年前，当她随自己的父亲、“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首次在这座城市唱红，人们真正记住的，除了她的舞台技艺，更有“容光四射，明媚照人”的丰姿与容颜。对于言慧珠，梅兰芳的评价是：你适合演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说法，道出的是伶界大王对自己得意门徒天性之中率真、张扬的深刻印象。
志趣、天性与都市欲望间的两极错位，注定要把这位漂亮女人时时搁置在闲言碎语中，满含怨恨与挣扎。当所有这一切一如风雨向言慧珠袭来，荣膺平剧皇后桂冠不久，言慧珠在沪上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别戴有色眼镜看我》的宏文，对所有喷向她的污言秽语进行反击。言慧珠宣称：“我是一个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所以大胆写出。”她抨击社会上那些
“有闲阶级的人把我们的私生活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斥责男人把女艺人当做“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又对我们下着极恶毒的批评”，她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姐妹大声说：“我们要呐喊……”
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舞台的女性艺人中，素有“梨园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也许有些另类。与大多数坤伶选择旦行作为自己的舞台身份不同，舞台之上的孟小冬是个男人。中国京剧史上，以女性身份演绎男性，孟小冬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却是唯一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老生名角儿。
然而，即便是舞台上男人的扮演者，华丽的唱腔、飘逸的髯口，也没能抵御京剧女伶应有的宿命。生活中的孟小冬最后也是无奈地嫁给上海大亨杜月笙做了偏房，远走他乡。
1967年，蛰居香港的孟小冬转居台北，生命的最后十年，除了闲来无事的授徒传艺，留给她的只有缅怀，或许还有孤独。月华如练，海风轻拂，宝岛的夜晚随风荡漾的，已不复是动听如当年的西皮流水。
第七集
作为旧时艺人共同的生活经历，“跑码头”的历史，与中国民间戏曲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漫长。这村演完，接着赶赴的，当然是下一个村寨的舞台。一个“跑”字，道出的正是旧时艺人卖艺求生时跋山涉水的匆匆行色和戴月披星的劳碌艰难。京剧从它的前身徽班开始，就已经有了跑码头的传统。道光年间汉斑艺人进京演出，就是跑京都这个大码头。而京剧形成之后，京剧艺人开始跑商业较为发达的天津、上海、武汉等被他们称为“大码头”的城市去觅食赚钱。
京剧艺人早期的“跑码头”，与民间艺人行走江湖其实并无两样。而京剧的早期传播，还有京剧戏班舞台演出的种种班规戏约和传统习俗，也就在这种边走边唱的江湖闯荡中渐渐形成。早期艺人“跑码头”，自以乡间演出居多，简陋的演出条件下，要确保演出顺利完成，离不开台前幕后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因此，大到经励科的邀员组班，小到演出后台演员上妆卸妆时所坐的座箱，无不拥有一套必需谨守凛遵的规矩。
在今天天津市广东会馆的演出后台，依然保存着非常罕见的当年的京班规则。规则一共33条，基本上都是“不准”，从后台起坐不准抱膝，不准赤膊，不准开玩笑，甚至不准说做梦，违反严重者，革出梨园另改别业，永远不用。
京剧戏班，自古有 “七行、七科”之说。 “七行”皆为前台演员，所谓
“小角色、大演员”的说法，只是今天的演艺圈对次要角色的一种期许，事实上，在旧时京剧演出舞台上，从生旦净丑到配戏的龙套，谁主谁次、谁轻谁重，仅看各行戏份就一目了然了。
台上行当为七行，即生、旦、净、丑、武、杂、流。后台工作分成七科，专指负责演出伴奏和后台管理的戏班人员。除了负责组班与监督舞台的
“经励科”和俗称 “场面”的舞台伴奏，他们其实都是为前台演出提供服务的人员，其中既有专门替主角儿准备行头和梳头、化妆的
“跟包”，也有专事演出现场道具的剧通科，俗称 “检场的”。
京剧艺人参加班社演出，成为其中的成员，人称 “搭班”。 “搭班”一般只在“散班”、 “成班”的夏、秋两季进行，由演员本人与戏班
“管事”或班主形成一份口头协议，讲明在班时限与 “戏份”也就是薪酬。一经入班，则必须严守班规，严禁擅离职守或见班
“跳槽”。
“同光十三绝”中的刘赶三，以一头毛驴相伴登台且台风戏谑、擅于 “抓哏”而名扬京师舞台。刘赶三早年曾搭程长庚的
“三庆班”演出，因为生活所迫，偶在本班演出之余擅搭另班演出，由此，刘赶三很快被逐出梨园行。1894年，这位曾有
“天下第一丑”盛誉的京城名角儿在贫困中死去，唯一守护身旁的，仅有那头陪伴他一次次登台的毛驴儿 “墨玉”。
1912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全线开通。京剧本身的遽然兴盛、水陆交通的渐趋发达，使延续百年的“跑码头”从内涵到外延都已发生巨大改变。一方面是戏班巡演范围的急速拓展，一方面是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邀角儿演出蔚然成风。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行业，京剧也催生了巨大的产业链，从服装制作、盔头道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京剧的服务中来。“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这是京剧艺人由来已久的共识。一旦成名成角儿，倘要出外淘金，远离京畿的花花世界上海，自然是众望所归的最大“码头”。巨大的演出酬劳，刺激着每一个科班子弟成名成角儿的梦想，也使同样行走在一条古老的“跑码头”长路上的京剧艺人的生活境况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当时的“四大名旦”到“四大须生”，出则专人汽车、入则豪宅大院，这样的气派与阔绰，实在是稀松而平常。
出门在外，行走江湖，这令人瞩目的风光背后，无以掩饰的，其实从来是那些堪比写在眼前的班规戏约更为严苛、也更加残酷的无形的江湖律令。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京剧艺人在江湖“跑码头”时，一道必修的功课即是“拜码头”。
从早期的叩首跪拜，到晚近的递上名片、拱手作揖，登台亮相前，戏班主角儿大都要在戏班“管事”陪同下登门拜访“码头”的主人。从政府要员到地方豪强势力，从报界名流到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各方各面，拜码头的艺人大概都得兼顾周全。
从民国初年到30年代末，上海5家最大的京剧演出剧场，悉数皆由青帮控制。其中的
“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3家由青帮大佬黄金荣独占，而“天蟾舞台”和“中国大戏院”则分属黄金荣门徒顾竹轩和张善琨。在演出市场无所不在的垄断控制下，不拜码头而登台亮相的事情绝无发生的可能。事实上，在青帮势力联合操控下，艺人即便有幸受邀、登台亮相，本人名气声望究竟能在“包银”的多寡中占有多少份额？还是一件终归由剧院大佬们定夺的事情。
上世纪20年代末，沪上名角常恒春曾以《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连台本戏在“丹桂第一台”挑班演出，戏迷们对他的评价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而他所在的“丹桂第一台”，自然也由此座客盈门。
“丹桂”舞台的不远处，即为青帮大亨顾竹轩的“天蟾舞台”，为了将常恒春这棵摇钱树据为己有，顾竹轩不惜许以重金，将常恒春挖到自己的剧场演出。一度火爆的“丹桂第一台”很快随常恒春的离去而关门大吉。没有了竞争对手，顾竹轩开始大幅压低常恒春的每月“包银”。对于常恒春的抗议，顾竹轩先是置若罔闻，继则严辞拒绝，无奈之下，常恒春只能以生病为由罢演。僵局持续未久，随着一声枪响，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武生名角儿，最终倒在了顾氏门徒街头暗杀的枪口之下。
一张京剧界非常有名的照片，照片的抬头写着国剧艺员摄于上海，照片中，当时赫赫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几乎悉数到场，武生泰斗杨小楼、老旦龚云甫，坤伶皇后雪艳琴，以及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而能将这些京剧名角儿聚集一堂的，唯有上海大亨杜月笙。
1931年6月，杜家祠堂在上海浦东外高桥镇落成，典礼当天，上至当时国民政府要员，下到黎民百姓，上万人来此祝贺。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京剧名家，几乎都被杜月笙请来唱了三天大戏。其实在此次空前绝后的京剧大堂会上，有两位名角儿不屑一顾，一位是北京的老生大家余叔岩，另一位则是有江南第一武生之称的盖叫天。盖叫天10岁开始登台演出，以短打武生戏闻名京剧舞台，因伶界大王谭鑫培取艺名小叫天，于是自取艺名盖叫天，意思是盖过谭鑫培，可见桀骜不驯的性格。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戏园，成名多年的“江南活武松”盖叫天生平第一次跌倒在舞台之上。一出拿手好戏《狮子楼》，46岁的盖叫天已经在各地舞台演出多年，然而当他从两丈多高的高台上翻身跳下，为了躲开配戏同行，他只能选择伤害自己，他的腿摔断了，却又被庸医接错骨。盖叫天咬着牙，生生地把自己的骨头再次掰断，再接。
沪上名伶夏月珊兴办的
“第一舞台”，有一位名叫赵黑灯的二路武生搭班演出，同样的一招高台“吊毛”，据说摔落舞台之上的赵黑灯每次都要昏死过去，于心不忍的夏月珊对赵黑灯说：“你下次可不用摔了，我们还是照用你，好在我们戏园子里不靠你摔壳子卖钱。”赵黑灯对夏月珊回答道：“你们不靠这个，我还靠这个混饭呢。咱们梨园行干这个的哪个不是摔的梆梆响。再说你也不能养我一辈子，我答应你不摔了，可把我的名声唱坏了，出了你的门，别人就不用我了。”不久，在汉口跑码头的赵黑灯再次昏死在舞台之上，这一次他永远没能苏醒过来。“九河下梢天津卫”，漕运时代的天津市是北方重要的商贸中心，因为毗邻京畿，自古以来就是京剧艺人跑码头的必经之地。清末民初，大量前朝遗老纷纷迁居天津，于是有了今天著名的天津五大道。京剧在天津盛极一时，当地戏迷听戏、看戏的水平由此水涨船高。
因为藏龙卧虎，戏迷鉴赏水平普遍极高，史上天津在京剧艺人口中有个
“戏窝子”的俗称。“戏窝子”里登台，众目睽睽之下，一炮而红当然人皆所愿，但在倒好声中黯然收场者恐怕也是不少。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纵然大牌如马连良、谭富英等京师名角儿，其实都曾在天津的演出舞台上留下过各自的尴尬记忆。
在京剧红火捧角儿成风的年代，戏迷大都愿意在散场之后纷纷涌向后台，一睹心中偶像铅华洗尽后的样貌，女性成为戏院观众的另一半后，这一时兴做法更为流行。1926年底，上海武生名伶刘汉臣以一出《济公传》在位于天津南市的新明大戏院一炮而红，因为扮相英俊、做打出色，每当散场，前来后台讨要刘汉臣“小像”的女戏迷络绎不绝。
1927年1月，在北京跑码头的刘汉臣被驻守天津的奉系军阀褚玉璞部下五花大绑押解回天津，理由是刘汉臣假借演戏为名，宣传赤化。真正的原因，其实缘于褚玉璞从五姨太私藏的名伶小像中猜度她偷奸艺人。随着褚玉璞府内的一声枪响，年轻的五姨太倒在血泊之中，身边飘落的是一张刘汉臣的“小像”。1月19日，刘汉臣也被秘密枪决。直至10年后，一出以刘汉臣屈死为原型的话剧《秋海棠》在沪上舞台火热上演，一代名伶当年突然神秘失踪的真相才算大白天下。
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剧的舞台终究在伶人不息的脚步中日益宽广起来，所谓“以北京天津上海为根本，上至汉口，内及苏杭，远去闽粤，更有西南和西北。”
1947年3月，著名净角儿金少山在北平长安大戏院登台演唱，一出百看不厌的《霸王别姬》，昔日霸气十足的金少山此时却不复当年的神韵，一阵阵刺耳的倒好声中，他毕生最后一次营业演出黯然收场。后台卸妆时，这位个性十足的霸王把自己锁在斗室之内，独自嚎啕。
在京剧伶人间，金少山曾经有个“十全大净”的雅号，“十全”之谓，既包含着人们对这位杨小楼之后的楚霸王技艺的认可，也暗指金少山平日登台演出时随行的十位“跟包”。京剧红火的年代，豪车、大宅之外，以“跟包”的人数的多寡来标榜自身的名望与段位，梨园行内跟包人数最多的名家要角儿，非金少山莫属。他还有一个令人痛恨的毛病：误场怠工。对此，他这样解释道：“我从小在戏班里滚，称得是菜里虫、菜里烂。我恨透了经励科，我之所以常常误场，就是要故意耍耍他们，叫他们着急出汗，叫他们也知道金少山的血不是那么容易喝的！”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金少山之所以敢这样做，一切都源于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一张嘴，三楼的灯罩都会哗的响一声。
1948年8月13日，“十全大净”金少山在他居住的椿树上二条胡同寂然病逝，享年59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一贫如洗的金少山死后只能头枕半块砖头、身卧一片芦席。京城梨园伶人集资认捐，这位历尽浮华的梨园名伶最终才得以葬身旧时京剧艺人公墓“松柏庵义地”，位于今天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公园一带。
第八集
演出市场重新活跃
成为“文艺工作者”
伶界大王艰难选剧
“戏改”风波中的波澜
奚啸伯戒毒戒吸
“戏改”进入“改制”
“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
古老京剧收获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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