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浩然正气

□修养论语□

在我们身边，还能够看见几个有浩然正气的人？

很少，很少。

甚至有些人连浩然正气是什么都不清楚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很痛心。

所以，我们特意编辑推荐了这个学习资料。

成功修养，培养栋梁。缺乏浩然正气，谈什么栋梁之才呢。

应该说，浩然正气是栋梁之才的必须具备的修养内容。

心中有浩然正气，人生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真正的快乐。

希望喜欢修养的和不喜欢修养的中国人都学习一下吧。

浩然正气，也就是浩然之气，就是指正大刚直的精神和气质。

浩然正气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孟子提出来的。

战国孟子《孟子·公孙丑上》记载：

（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译文：

（公孙丑问：）“请问，先生擅长哪方面？”

（孟子）说：“我能识别各种言论，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孟子）说：“难说清楚啊。它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因此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对浩然之气，）一定要培养它，不能停止下来；心里不能忘记它，也不妄自助长它。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担心他的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的人，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极了，我帮助禾苗长高啦！’他的儿子赶忙跑到田里去看，禾苗已经枯死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实在很少啊。以为（培养浩然之气）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就像是不给禾苗锄草的懒汉；妄自帮助它生长的，就像拔苗助长的人，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了它。”

我善养吾浩然正气，其实就是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孟子说必须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说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由此再进而“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这种浩然正气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

顶天立地大丈夫

在《孟子·滕文公》中，孟子给大丈夫下了这样的定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能实现志向就要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实行这个原则；高官厚禄不能动我心，家贫位卑不能改变我的行为，权威武力不能挫我志向，这才叫做大丈夫。

当文天祥面对死神，潇洒题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即将被押赴刑场，铮铮气骨不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连一向柔婉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在诗词里钦佩项羽的大丈夫气骨：“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元代王冕说：“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正气满乾坤”；西晋杨泉言：“一身正气为人师，两袖清风能生威。”无论何时再读这些诗词，胸腔中总有一股豪迈在涌溢，气冲霄汉，令人激动不已。

大丈夫即使身心受创，仍能愤然而起，成就一番事业。

年轻时的司马迁为继承父亲遗志，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在他进行了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当朝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家世代为史官，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地受刑。

遭受如此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正直清高的司马迁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但是，自己用一生的精力搜罗的材料，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还没有实现，难道一切都撒手不管了吗？他不甘心！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豁然开朗——周文王被纣王关在羑里，写出了《周易》；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左丘明眼睛全盲，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流放他乡，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个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给了司马迁莫大的鼓舞，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与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完成自己的宏愿。司马迁出狱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与嘲讽的目光，经过了十数年坚忍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虽遭人生奇耻大辱，但他并不因此而屈服，终成“一家之言”而青史留名，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

古人尝言，大丈夫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创不世之基业，立不世之奇功。这是真正的大丈夫，但其标准之高，也让当今之人望而却步。其实修大丈夫之道是从生活中开始，这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一种气质。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真正的大丈夫能做到以“仁义”为先，是一个注重道义的人，讲究的是要有骨、有气，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天立地的骨气。正是：玉可碎，而不可以改其坚；兰可移，而不可以减其馨。此乃真正的顶天立地大丈夫是也！

舍身取义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几千年前的孟子在生与义的博弈中，毅然作出了掷地有声的选择，这一回响至今流传。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也和孟子舍生取义的慷慨呐喊一样，曾在革命年代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在孟子看来，义是和生命融为一体而又高于生命的。“义本来是出于主观的情理，并不是客观的事理。故义非在外而在内也。”

可是义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不是像孔子那般在三言两语中缓缓吐露。他极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辩论气势，很多观点都是在和告子的精彩辩论中提出的，关于义的由来也是如此。

告子说：“食欲、性欲，是人的天性。仁是生自内心的，不是外因引起的；义是外因引起的，不是生自内心的。”

孟子说：“凭什么说仁是生自内心而义是外因引起的呢？”

告子说：“他（比我）年长，我便尊敬他，不是预先就有'尊敬他’的念头在我心里的；好比他（肤色）白，我便认为他白，是由于他的白显露在外的缘故，所以说（义）是外因引起的。”

孟子说：“白马的白，没有什么区别于白人的白；不知道对老马的尊敬，也没有什么区别于对长者的尊敬的吗？再说，是认为长者那里存在义呢，还是尊敬他的人那里存在义呢？”

告子说：“是我弟弟，我就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就不爱他，这是由我决定爱谁的，所以说（仁）是生自内心的。尊敬楚国人中的长者，也尊敬我自己的长者，这是由对方年长决定的，所以说（义）是外因引起的。”

孟子说：“爱吃秦国人烧的肉，同爱吃自己烧的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其他事物也有这种情况，那么爱吃肉也是由外因引起的吗？”

在这场辩论中，孟子对义阐述得很明白，其实，义本来是出于主观的情理，并不是客观的事理。故义非在外而在内也。义和仁一样，都是从心里开出的花朵，它们共同指引着人顺着善的方向前进，最后回归到的也是心安而已，不可能从外面去找寻平衡。

生命自然宝贵，在平滑的人生轨迹中谁也不愿在突然间中断，但是在非此即彼的较量中，总会有些东西让我们甘愿为之舍弃生命，义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了义，生命将是苍白而空洞的。若能够尽全力去维护，那么正如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三尺心田平静了，纵然是死也能悲壮如残阳。

秦朝末年，韩信发兵袭齐。齐军败退，齐将田横悲愤交加，为图复国之计，自立为王，率部属500人隐入海岛（即今田横岛）。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称帝，派使者来岛招降：“田横来，大者王，小者封侯，不来则举兵加诛。”田横出于“国家危亡，利民至上”的思想，为保全500名部属性命，毅然带着两名随从前往洛阳朝见刘邦。但行至洛阳30里外的尸乡时（今河南偃师），田横获悉刘邦召见的目的旨在“斩头一观”，愤然对随从说：“当初我和刘邦都想干一番大事业，而如今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却要做他的臣子，我忍辱负重只不过是想保全我500人的性命，刘邦见我，无非是想看我面貌，此地离洛阳30里，若拿着我的人头快马飞驰去见刘邦，面貌还不会变。”

言外之意是：我死，刘邦会认为岛上群龙无首，500人的性命也就保住了。于是慨然横刀自刎。田横自杀后，刘邦看到田横能为500人自杀，感动落泪说：“竟有此事，一介平民，兄弟三人前仆后继为齐王，这能说不是贤德仁义之人吗？”遂以王礼葬田横于河南偃师，并封田横的两名随从为都尉。两名随从不为官位所动，埋葬田横后，随即在其墓旁挖坑自尽。留岛的500名兵士听说田横自杀后，深感“士为知己者死”，遂集体挥刀自刎。

田横是为了保全他人，而500名义士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才都作出了相同的选择。但是他们的壮举从根本上来说不也是出于自己心的召唤吗？如果为了生命舍弃义，在日后的生活中难以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这样的“生”价值何在？

在儒家哲学思想中，“浩然正气”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追求，特别需要“养义”。所谓“养义”，就是要养正义之气，养大义凛然之气。儒家仁义并举，非常重视“义”的情怀和担当，甚至把“义”看作立身处世、为官为政的核心精神支柱。“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以公义胜私欲。”（《荀子》）这些都是强调“义气”的重要性。此后，董仲舒特别突出了自我内心中“养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明确提出了“养义”的观念，在董仲舒看来，儒家追求的“义”的人格担当和道德精神非常必要，甚至把这种精神看作是儒家人格特征中“真精神”的体现。

从儒家的“义”的观念中，我们可以明白，立身做事，选择义并不是对生的否认和贬低，恰恰相反，这样的人更珍视生命、对生命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不容许自己蝇营狗苟，得过且过。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与其碌碌无为不如刹那间的芳华绚烂，舍生取义，就是为了保全完整的生命。能在区区一亩心田上，立一个不落的“义”字，是为了给我们的生命画上一个亮丽的句号，如此方不辜负自己的心。

谦谦如玉与铮铮若铁

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孟子的横空出世，为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注入一股阳刚之气，儒家思想从此刚柔相济，进退自如，上可以辅君王，下可以安黎民，进可以兼济天下，退可以独善其身，既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烈，又有“闲花落地听无声”的静谧。

谦谦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特征，而孟子则为后世人展现了铮铮汉子这一阳刚的形象。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以玉喻君子，取其圆润，不尖锐。佛家有一个词，圆融，是跟这种成熟的圆润颇为相似的境界。是以佛家讲求戒嗔、戒痴、戒贪，无欲无求，尔后能不动声色、不滞于心。谦谦君子的圆润亦同此理。修成佛、修成仙是尘世之人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磨去棱角、收敛光华、修成谦谦君子却并非太难的事情。容人之量是修成谦谦君子的前提，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修不成君子，开阔的心胸、通透的眼光，才是君子的气量。

而铮铮汉子就像一树寒梅，挺立风雪中，傲然绽放。他们敢于仗义执言，绝不妥协。他们不苟且，不油滑，不世故，不屈不挠；他们有志气，有勇气，有骨气，有胆有识。他们立世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箪食，一瓢饮，却敢于担荷一切苦难。正如古诗所云：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谦谦君子与铮铮汉子，作为两种人格特征，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无论做到哪一点，都可以让人心生敬佩。

处当今之世，生活瞬息万变，人事纷繁复杂，若想成就普通人的平安与幸福，只修谦谦君子之人格，或者钟爱一身铮铮铁骨，最终很难如意。所以为人还需讲究方圆之道，修铮铮汉子的一身正气，心中方方正正，处世有底线，为人讲原则；取谦谦君子的圆融为人，左右逢源，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游刃有余地自在穿行。

人生若达此境界，无论朗朗乾坤，抑或滔滔浊世，于我又有何妨！

一腔浩然正气

养气修心功夫能够修到纯粹精湛的，非孟子莫属。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修养有“内圣外王”之说，孟子就此修养之道，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孟子首先说明养气修心之道，虽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知道有此一善而已；必须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说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由此再进而“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

何为浩然正气？其实就是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畏惧的勇气，是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这三气构成了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

古今之成大事者都有大气象，什么叫大气象呢？就是“笑览风云动，睥睨大国轻”，就是有“俯仰天地之气概”，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

秦末的项羽为楚国下相人。年轻时与刘邦上山伐木，二人看见秦始皇头顶华盖，队伍浩浩荡荡，男女随从无数。刘邦长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顿生豪气：“吾当取而代之！”由此可见项羽霸气。项羽一生多征战，先是破釜沉舟，击破巨鹿三秦（章邯、董翳、司马欣）。后又刺杀怀王，逼走刘邦，自立为“西楚霸王”。然后大封诸侯。楚霸王四年，刘邦与霸王项羽以鸿沟为界，东归楚，西归汉议和。同年，项羽返彭城时遭齐王韩信追杀至垓下，韩信以“四面楚歌”之计包围楚兵。项羽高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毕自刎于乌江边。

“浩然之气”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道德彰显。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抗元失败后，身陷囹圄，受尽折磨，在狱中作《正气歌》，荡气回肠，名垂青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基于这样的“浩然正气”，才支撑他与敌人不懈斗争，顽强抵抗。近代维新人士谭嗣同，宁死不屈，从容面对死亡，慷慨就义。“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他被杀害时年仅三十三岁，但他对于死亡的不屈选择与道德担当却长留人间，永不泯灭。

苏东坡认为“浩然之气”乃是天理之常。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言：“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养成浩然之气，并非立等可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既要“寡欲”，更要“尚志”，特别需要一种意志和信念，正如郑板桥在《题画竹石》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念，才能达到“浩然之气”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