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5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其中，增写了特别重要的第三篇“双选择-两分法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初探”。这是徐德忠教授人生中又一件大事，为此他将书中前言刪简后成文，冠题“响应'中国创造’，抓住时机参与'达尔文主义第三次大修正’！”呈现给大家。
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目前国际上的创新热浪扑面而来。在生命科学领域，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日新月异和生物进化论不断更新，因此在两者之间出现交叉融合的同时，其他生命学科纷纷引入这些创新甚至与之结合产生分支或边缘学科，以攻克各自专业国际前沿的制高点。这是撰写本书的背景。
然而因为诸多原因，本书写得十分艰难；最后仰望苍穹、咬紧牙关，终于完成！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能排除困难、支撑到底的呢？扪心自问、考虑再三，答案是：来自我国党和政府反复强调“中国创造”的号召。
撰写本书的目的由来已久、框架思路较广。然而，书稿虽列出三级提纲、也已经有关专家同意，但在撰写绪论过程中，却发现两个难题：其一，由于相隔时间过久，首版《分子流行病学》绪论的内容太陈旧，若按常规在此基础上更新难度很大；但如推倒重来，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的又会重叠过多。其二，关于“社会选择（societal selection）”这一非常重要的新提法，虽然可能这在国际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但它是我从事五十多年流行病学的教学、研究与现场实践中反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当助教时一次教研室集体备课专门讨论两（社会、自然）因素在疾病发生和流行中的作用给我启发很大，当时集中大家智慧、得出一致结论：社会因素的影响巨大，其中关键的两个为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而且，从我此前和之后处理的案例以及国内外文献报告的流行中均证明当时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言而喻，“流行病学”中的“社会因素”和“生物进化”中的“社会因素”“社会影响”等密切相关；此后阅读生物进化有关资料时，逐渐将“社会因素”与“社会选择”联系在一起，继之将两者等同考虑，并决心在“生物进化论”中提出“社会选择”。撰写前又专门再次精读一遍达尔文主义的奠基之作《物种起源》，发现这位伟人于举例与阐述相关理论中，在描写自然环境及其“自然选择”的同时，每每叙述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因素”“社会影响”等，可见生物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创始人实际上对“社会因素”非常重视，肯定了“人类社会”对生物进化过程的客观作用！故更坚定了在本书中阐述“社会选择”的概念与相关理论及其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关系。
原设想将“社会选择”放在“绪论”中作为一节或总论中一章。但在整理、思考、消化、升华已收集的相关资料并查阅前者索引文献时，我感到必须突破原有架构。因为第一，“社会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十分巨大，尤其进入现代文明和高科技时代，远非我脑中已有的那些，故若须叙述清楚，一章文字显然不够。第二，达尔文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理论或观点的补充或原有理论的修正；目前在充满争论的同时，有学者认为达尔文主义面临第三次大修正；因而，此时提出“社会选择”，必然不能回避“生物进化论”的现状和未来前景，换言之，必须在不断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大背景下论述“社会选择”，或者参与达尔文主义面临的第三次大修正的讨论并为其做些铺垫。
综上，本书按内容分为以下三大部分：分子流行病学、分子进化流行病学和生物进化论的现状与未来。从生命科学发展视之，第三部分“生物进化论的现状与未来”显得十分复杂和重要，甚至需要突破——大修正。自达尔文主义产生以来，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理论或观点，其中，除最早的“基因论”外，重要的两种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现代达尔文主义）” 和“中性学说”。而目前主要的争议却围绕着如何看待现状、是否需要建立宏大或拓展的新理论；其代表性的观点反映在2014年《自然》杂志公布的两类学者对于“进化论需要反思吗?”截然不同回答之汇总中：赞成方拉兰德（Laland K）等认为，目前的进化论“没有可扩展的进化框架”，又“忽略了关键过程”；反对方雷（Wray GA）等则认为，“持续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是由证据经天才般的思维综合而成”，一切均好。
在这分歧的关键点上，我们却发现无论是争议的双方，还是进化论发展现状，均忽视甚至完全未考虑到对“目前的进化论”影响之无比重要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正是“社会选择”。由于缺少这种认识，因此就出现了对进化论不正确的观点：“目前自然选择太慢了”“目前选择与环境不匹配” 等；由于缺少这种认识，对人类的起源与进化未能取得圆满的解释，使人类社会对进化的作用也被低估，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前景无法正确评估，对人类已经、正在或将在“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基础上、于生物和人类进化史乃至地球和宇宙演化史上书写史无前例的“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与无机生命工程”以及各类太空计划的壮丽蓝图难以准确预测。第二方面，对于生物进化论的新理论及其各种争议，缺乏正确的认识论指导，故不能像达尔文一样“穿越进化过程、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地（雷的原话）”将诸多理论、争议、资料与证据等写成巨著，创立“生物进化论”。目前正确的认识论为“唯物辩证法”，其核心是“对立统一法则（通俗称一分为二、两分法）”。我们应用对立统一法则，仔细分析了争议各方的主要论点、证据，发现他们之间对“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无本质上的区别，仅是角度不同或枝节或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所以，若统一于对立统一法则思维的指导下，各方的基本观点均能弥合。可见，这是重要的突破性发现，应用对立统一法则认识进化论发展现状，利用“社会选择”填补“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空白并将主要论点归纳一统，可在生物和人类进化史上树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我们流行病学工作者，是分子进化的门外汉。理论上讲，我们不可能参与“生物进化论”的讨论，更谈不上对“发展着的达尔文主义理论”能做些什么。可是，流行病学与生物进化论有两点重要的共同之处。其一，均需宏观思维：生物和人类进化的研究，时间上需追溯几百万到几十亿年、空间上需涉及整个地球甚至宇宙；而流行病学研究对象涉及的时空范围虽不如那么大，但凡和人类相关的生物与包括天体在内的周围环境也均应调查分析。其二，作为自然科学均需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生物进化论的始祖就是如此做的，正如雷对达尔文的高度赞扬：“他具穿越进化过程、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地独到的概括天才！”由此才奠定了这门学科。而流行病学研究也必须如此，才能正确地判断疫情、追寻疾病真正的起源、准确预测流行趋势。
所以，若生物进化论发展现状加上“社会选择”的理论，同时应用“对立统一法则（两分法）”进行指导和解释，不仅可使之圆满，而且可产生质的飞跃。因此，在中央领导“中国独创”的召唤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激励下，大胆提出“双选择-两分法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供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因此，本书分为三篇：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进化流行病学总论（总论）、各论和双选择-两分法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初探。双·两-达尔文主义初探共三章，分别论述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史及其争议，社会选择提出的背景、概念与作用，双·两-达尔文主义；最后一章除叙述这种理论的基本要点外，主要阐明“增加社会选择同时应用两分法指导”如何能恰当融合与解释生物进化论发展现状并显示其辉煌前景的。
双·两-达尔文主义初探，虽然作为独立的一篇，但在文字数量和所举实例均较少。换言之，我们主要从事流行病学教学、研究和现场实践，仅从宏观角度、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对“达尔文主义第三次大修正”，提出了“双·两-达尔文主义” 理论的 “初探”；犹如一部精彩的“生物进化”戏剧，我们只是编写、导演与演出了“序幕”和提出了全剧的框架，主要剧情和高潮戏段尚需许多生物学家、生物进化学家、分子进化学家及相关专业学者编写、导演和演出。当然我们深信，具有四大发明的炎黄子孙，必将不负历史重托、不畏任务艰巨、不断攀登进取，在世界舞台上由我国演出“达尔文主义第三次大修正”气势凌云、史无前例之大剧！
徐德忠，男，1941年10月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1965年入伍，1987年入党。196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卫生系六年制本科，当年考取流行病学专业研究生，1968年毕业。1981年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贝勒医学院进修。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提前晋升为教授，1989年担任副主任，1993年担任主任至2002年。原为军事预防医学系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专业技术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正军职待遇，2017年退休。培养硕、博、博后研究生90余名，发表论文360余篇；主持国家、军队级课题16项；主编专著7部；获吴阶平医学研究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获全军优秀教师、军队育才“金奖”、全国非典防治工作先进个人、总后优秀党员，立三等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