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1929年，陳寅恪为悼念故友王国维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之，共三光而永光。”

近年一些人有意无意把陈先生这几句话与他在文革的经历扯到一起，甚至将之解读成他的反新中国言论，或者标榜成他的反专制经典语录，造成了人们对陈先生的误解。

要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就必须知道王国维是谁，他是一位民国初年杰出的历史学者，投湖自尽，被许多人认为是给清朝殉葬。当时辜鸿铭、王国维和陈寅恪都被贴上了“遗老遗少”标签，学术上被压制，政治上被排斥，让他们处于边缘化状态。

这几个遗老遗少学者都是饱学鸿儒，不但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最深入，对西方文化在国人当中也最了解熟悉，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对西方人形成学术优势，甚至俯视当时的西方学者，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清末的洋务运动和宪政运动都失败了，五四运动砸烂了中国传统思想却陷入民粹主义思潮，一些留洋学者鼓吹西方优越论，高唱中国人劣根性，主张全盘西化，陈寅恪对此十分担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下的这些文字。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不但超越了佛教思想，也强于西方基督教思想，天人合一信仰才是中国人的核心哲学思想。如今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相类似的文化反思历史阶段，如何厘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要坚决批判，维护中华民族文明的至尊地位，陈先生无疑是一个重要典范人物。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我可以理解这位作者的故事，因为经历过从文革到如今四十年的文化教育领域更迭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角色发展，另个是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独特性。

首先，远的不说，最近巴以冲突爆发后，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乃至全美国名牌大学受到犹太金融资本的威胁利诱，各学府顿时噤若寒蝉，可见知识分子的脆弱。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已经退化成了学店伙计，他们的学问如刘瑜所言是“精致的庸俗”，精雕细琢却没有生命力。这种无奈来自他们在社会历史大趋势中的被边缘化，而这种被边缘化来自当代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的全面式微；它们已经成为一种碎片化的存在，无法提供人类发展动力。

另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旧文化的衰败中跳入西方文化的下坡时期，虽然引发了自己本身的颓败，却未能汲取深刻领悟能力和历史教训，仅有辜鸿铭、陈寅恪等为数极少的人能够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区别与相同，但他们没有话语权。话语权这个东西恰恰是政治正确所决定的，文人缺少政治角色也就必然没有话语权。学生年轻时激扬文字，中年谋生为重，老年自保为重，这种生命周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之局限性。如何塑造未来知识分子的角色？答案就是走任正非的道路，投入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之中，甘当一名人民的小学生，欲达己而先达人，用“大我”替代“小我”。

买手机其实只是一个话题外表，这种情绪的源头却是一种“我是谁”的反思。部分国人在最近几年经历了一个被西方“断奶”的痛苦，在情感上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何如此绝情，在理性上却无法解释自己的痛苦根源，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内疚感。要走出这种内疚，绝对无法与西方决裂，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自己失败了，于是都发泄到司马先生头上，把一切内疚归咎于他，宣泄情绪，但这反而强化了这种强迫症心理，无法自拔。

奴隶贸易也曾发生在近代中国，称为“猪仔”生意。西方人在非洲和欧洲获取奴隶需要支付成本，从部落货人贩子手中获得一个奴隶至少支付三个银元的价格。奇怪的是在中国广东省台山地区并非如此，西方人起先支付给人贩子20个银元获取一个猪仔，结果不到两年变成了收取二十个银元接收一名猪仔。这种反转是因为太多中国人争着去金山国淘金，许多人借钱也要去冒险，加上人口贩子把抓人模式变成了移民服务，胡吹各种金山发财段子，这些中国人竟然开创倒贴当猪仔的惨痛历史。

作者简介：霍卜思，侨居美国华人，政治学学者，人力资源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