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微信上看到，某省律协一名监事会监事长，因在某一件仲裁案中，与仲裁庭另两名仲裁员（也是律师）收受贿赂，三人均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其后被司法部门吊销执业证。
昨天，又看到某省一名实习律师（系当地某法院辞职法官）帮助当事人向检察官行贿，估计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得上次与事务所同事聊天，他说到一件危险驾驶的案子。当事人系某上市公司高管，因醉酒驾车面临刑事处罚。
当事人在其行业内耕耘多年，现年薪60余万元，如果其被判刑，则工作就没了。就算他再找一份工作，收入可能远远少于现在。
那他一家老小怎么办？至少其生活质量，很可能出现跳水式下跌。
想想看，我们律师如果因故意犯罪被吊销执照，今后怎么办？顶着个犯罪记录，不好找工作呀，而且很多高薪职业是干不了的。
所以，关注刑事风险，就是关爱自己，关爱家人。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谈完“企业刑事风险防范”以后，再谈谈“执业律师刑事风险防范”。
为什么谈“执业律师刑事风险防范”？
第一，我们律师，特别是刑事律师，不忌讳谈论刑事风险。
比如看守所这种地方，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禁忌，但对我们来说，去得多，反而说明业务好。
有时在看守所会见，出来后发现有未接电话，律师在回电话时，开口就说：“对不起！我刚从看守所出来，才看到未接电话，现在给你回过来。”
这时，回头率还挺高吧？不明真相的路人，还以为律师刚从看守所被释放呢！
第二，律师只有对刑事风险足够重视，先确保自己的执业安全，才能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
我们常常为客户防范风险，首先得保证自己的安全。若没有了自己的安全，怎么去保障客户的安全呢？
《孙子兵法》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用在这里，就是说，律师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被追究刑事责任，对律师职业生涯是不可挽回的打击。
当然，也有不少案子最终被法院做了无罪判决，但人被羁押后，无论身心还是经济上，都是吃了大亏的。
曾经有律师遭此大难后，看破红尘，遁入了空门，足见刑事风险的危害之大。
所以，不能不警惕执业中的刑事风险。没有执业安全，一切免谈！
接下来，我分三天讲三个问题：一是与证据有关的刑事风险；二是与财物有关的刑事风险；三是其他刑事风险。
今天先讲“与证据有关的刑事风险”。
有人说，选择职业，别选律师；做了律师，别做刑事律师；做刑事律师，别调查取证；一调查取证，就可能出事。虽然话说得有点夸张，但刑事案件取证的高风险确是事实。
不过，近二三年来有一个新现象，即非刑事律师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数在增加。
其实，这也好理解。
刑事律师因为对刑事法律更专业，所以能更好地控制刑事风险。
而非刑事专业的律师，因为没有办理过刑事案件，有些人甚至只是在大学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刑法课，对刑事风险基本上是一个“小白”，对风险的识别能力较弱。
所以，从预防风险这个角度上来说，看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下面我们从证据角度来看刑事风险。
1.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
2.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刑法》第三百零七条）
３．虚假诉讼罪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刑法》第三百零七条）
案例一：张三（化名）律师伪造证据案。
2003年10月，张三（63岁）律师接受被告人阮小某父亲阮某(已判刑)的委托，担任阮小某于2003年8月9日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辩护人。
阮某向张三提出，阮小某没有作案时间，案发当天还在广西，有证人可以作证。
张三认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阮小某没有作案时间，就能作无罪辩护，如果辩护成功，将提高自己在当地律师界的声誉。
2003年11月，张三在阮某的陪同下，到广西某县找证人取证，在阮某的事先安排与授意下，证人证言均证实阮小某没有作案时间。
张三又向阮某提出是否有书证。阮某找到一封孙某于2003年7月31日写给阮小某的信，但并没有找到阮小某收到该信后的回信。
张三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明知孙某收到阮小某的两封回信不是2003年8月8日和2003年8月11日所写，仍然向阮某提出，如阮小某确没有作案时间，回信可以由自己在会见阮小某时，由其重新书写，但不能用律师事务所的信纸，并讲只要邮局有关系，邮戳日期也可以改动。
阮某认为要想证明儿子没有作案时间，只有在信上作文章。在了解到阮小某曾写了回信给孙某后，认为必须要将原信取回进行调换。
2004年１月，阮某找到孙某的父亲孙某某，在孙某某的陪同下，从某监狱孙某处取回了阮小某写给其的两封信。
阮某随后将信交给了张三，张三带着这两封信及阮某从广西带回来的信纸与信封，在某市第一看守所会见阮小某时，让其重新仿写了两封信与信封，并将信的落款时间分别改为“2003.8.8”与“2003.8.11”。
信件伪造好后，张三提出，信的内容和邮戳的日期都变了，如果有一天让孙某辩认，孙某说与原来自己收到的信不一样，那这两封信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伪造的事也会穿包，于是让阮某安排前往某监狱，让孙某当着干警的面进行辩认。
2004年2月下旬或3月初，阮某与张三来到某监狱，张三在监狱办公室会见了孙某，要孙某对伪造好的两封信进行辨认，询问是否是当初从其手中取走的两封信。
孙某看过后，虽然发现信件与原来的有诸多不一致，但出于哥们义气，想帮助证明阮小某没有作案时间，作了肯定答复。
张三要当时在场的监狱干警开具书面证明，但未得到同意。
为了证明信的来源合法性及有效性，张三认为必须由监狱出具证明并在信上盖章。
于是2004年3月15日，张三与阮某弟弟再次来到某监狱，并通过阮的朋友李某某，找到李的老乡唐某某帮忙，唐找到当时在某监狱旁开饭店的周某某，周找到当时任某监狱六大队大队长周某华，周某华在了解情况后，安排监狱民警唐某书写了《关于六监区罪犯孙某转递两封信的情况说明》，后找到监狱警备大队大队长黄某某，黄在“情况说明”后书写“情况属实”字样并盖了章，又在伪造的信封上面写了“该信从某监狱会见室由干警转递”和“该信是某监狱六监区干警从会见室转递”字样并加盖了公章。
最后，这两封信被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法院将这两封信转交给公诉机关审查核实。公诉人拿到信后，经仔细审查，发现这两封信所使用的信封是2003年8月11日以后生产的。
也就是说，信封玩了一把“穿越”。即相当于明天生产的信封，今天就使用了。这就说明：这两封信明显系伪造的。
然后，侦查人员以此为基础，经过侦查，查清了张三等人伪造证据的上述事实。
最终，张三被法院以伪证罪定罪。
说起来，张三还是很“敬业”的。不过，其心术不正，方向错了。事情做得越扎实，把自己套得越牢固。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所以，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虚假诉讼等行为，均不可取。
其实，刑事案件不是不能取证，而是取证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和“程序合法”。离开了实事求是，或者程序不合法，都会给执业律师带来刑事风险。
以辩护律师为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因此，辩护律师只能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事实和法律，若被告人确实构成犯罪，那么，该定什么罪还得判什么罪。
当然，这并不妨碍辩护律师做从轻、减轻等量刑辩护。量刑辩护也是辩护律师的价值之一。并不是说只有无罪辩护，才能显示出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
而这种偏见，在非刑事律师，特别是在普通人群体里，还是大有市场的。好像花钱请了律师，非要达到被告人无罪或者不坐牢的目的，才算没有白花钱。
其实，律师同医生一样。患者去医院看病，并不是说花了钱，医院就一定能够把病治好。这不符合事实，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如果辩护律师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特别是以违法犯罪的手段（比如行贿、伪证等）去为被告人脱罪的话，则这种做法有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有违天地良心。律师这样做不算什么本事，而是一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式的作恶。
当事人犯罪，那是其个人的因果。如果律师采用违法犯罪的手段去为当事人脱罪，等于是将当事人的因果，强行揽到了自己身上。当事人出来了，律师却进去了。
律师长期这么干，就算不进法院，也会进医院。因为鬼鬼祟祟的事情做多了，必定常常担惊受怕。中医说“恐伤肾”，而肾水又是阳气的根本。所以时间一久，阳气不足，身体肯定要出问题的，不进医院才怪呢！
“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德行总是第一位的，有德行的人至少比较安全。
律师经常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要想练得“百毒不侵”，“出污泥而不染”，就必须要让心中充满“正气”。
所以，“修心”是律师的第一课，要修成一身浩然正气。毕竟邪不压正，正气充足了，才能有效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袭和诱惑，才能保证执业的安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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