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传承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谈中国古代茶叶贸易的源起和历史，及后茶叶海外贸易发展的延伸；第二部分详述了十九世纪苏格兰园艺师罗伯特·福钧的植物采集中国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茶叶也在不断走向世界。
刊登于《随笔》2021年第2期
按陆羽在《茶经》中的说法，“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将饮茶的最早年代追溯到了传说时代。 公元五世纪，内陆已有茶叶随丝绸之路运达蒙古边境，与土耳其人以茶易物。汉时，中国茶已带进日本、朝鲜，后来逐步形成日本茶道与韩茶茶礼。茶商——从个人到商帮，从零售到大宗货品般的倾销，兴盛于唐朝。陆羽《茶经》
一五五三年，一队葡萄牙商船借口在海上遇到风浪，请求到濠镜（即今日澳门）晾晒“水湿贡物”，广东官员接受贿银五百两，允之。葡萄牙人得以上岸，自此进驻、盘踞澳门。一五九六年六月，第一支成功抵达亚洲的荷兰船队，在爪哇岛西部一个叫万丹的贸易中心，首次与华人相遇，后者是来自福建晋江的海商。由此，中国茶随丝绸、瓷器，进入葡萄牙与荷兰，再转口至欧洲各国。
茶叶进入英国一百多年后，已然成为上至贵族下至贫民都迷恋的饮料。当时的英国人，不论男女老少，平均每天至少要喝3杯半的茶，总计全国每天要喝掉近2亿杯。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最初每年销售茶叶量不超过五万磅，到后来每年销售量达两千万磅。该公司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自一七一八年开始，茶叶取代生丝、丝绸占了首位。生丝、丝绸，在某些年份大幅减少，乃至停顿，一七三六年，来华的英国商船不再带回丝绸，只携去大量茶叶。一七八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92130担，生丝七百七十六担；其他英国散商，进口茶叶614担，生丝147担。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亦大同小异，一个活跃于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坦承说，茶叶是驱使法国商人前来中国的一块里脊肉，其他货物不过是猪头肉、槽头肉而已……英国贵族化的饮茶风尚
此间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摇篮，已在曼彻斯特的纺纱业、织布业的机器声中摇起来了：聪明的地球人，找到一种生产成本较低，却又能像丝绸一样贴身舒适，且能适应欧洲多种气候条件下（地中海沿岸光照充足，西欧温凉潮湿，北欧冬长夏短等）的棉布，丝绸对人类穿着的影响力显著降低。几十年间，棉花取代毛、麻、丝，已成欧洲人衣料的大宗。当然，还有少数玉女富婆、公卿显族“思衣而有罗锦千箱”，可意大利的工匠说话了，从佛罗伦萨的丝绸业算起，我也是一只几百年成了精的狐狸，你中国人还跟我玩什么聊斋 ? 一七二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已占有56%的比例。一七二九年，茶叶更占到85.1%。贸易的另一方，很多年里，生丝、丝绸的出口额，不是温水煮青蛙，而是雪崩似的下跌，此时恰涵盖乾隆年间（1736—1796）。从广州港出发后，那一艘艘横过大西洋，或绕过好望角返程的西方船舶上，所载运的主要货物，不再是二千年以来中国人足以自傲世界的丝绸，相反，随着它们再度前来，英国、荷兰的毛呢料，更有机器布，民间俗称洋布，如洪水猛兽一样席卷中国。清代茶叶贸易市场
眼下，无论是荷兰或英国，以经营茶叶为主的东印度公司都发了大财。在英国，从一八一五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的获利在一百万英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与此同时，国库的税收收入也非常可观。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收入，平均每年达到三百三十万英镑，约占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茶叶丰厚的税收，让在英法两国长达百年的战争中左支右绌、举巨债维持的英国政府，着实喝了几口绵厚的热汤。
早在一七〇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发往各地商馆的文件里，就强调：“茶叶是对公司的利害极为重要的一般日用必需品。”这不仅指茶叶广泛渗透进英帝国子民们的日常生活、社交方式，甚至潜入文化，诸如茶叶与手杖、礼帽，已然成为英国绅士风度的Logo。茶叶，还意味着高额利润和巨额税收，为帝国强大的海军舰队提供资金保障及战斗力，这是一块无法标在地图上却确实存在的极具诱惑力的“殖民地”。“日不落帝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对全球各种资源都有兴趣，一直忙着往不列颠岛上倒腾。而百多年来将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如水与面揉在一起的东印度公司，遭到自由派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厉批评后，被英国政府取消茶叶进口的垄断权，迫切向往有一片自己的无际茶园，可以不受节制地制茶、卖茶。19世纪末立顿茶叶广告
于是， 美国女作家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得以给读者讲述下面的故事——罗伯特·福钧，原本是一名苏格兰的园艺师，曾受英国园艺会的派遣，来中国华北考察。他学习中文，观察大清的社会风俗，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回国时带回一百多种在西方没有见过的植物，写下《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书里有两章记录了茶叶的生长、采摘和制作过程，他认为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这一看法在英国人中引起争论：若是一种植物，怎么开水泡出来会是两种颜色呢？有人直斥为胡说八道。罗伯特·福钧
东印度公司找上门来。一八四八年六月，福钧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再次来到中国。出发几天后，他收到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发来的一纸命令：“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这纸命令，至今存放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档案里。
使命让他自觉有些风险，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后，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如果被清王朝的卫士发现，他必死无疑”。这年九月，福钧抵达上海。一米八个子的他，穿起大褂长袍，像大清人那样扎起一条长辫子，苍蝇在菜盘上嗡嗡盘旋，面不改色，照样吃饭，喝剩的茶水随手倒在地板上，大概就差没有随地小便了。但要深入腹地，仍很容易引起乡民的注意。他学会的那点蹩脚中文，多说几句便破绽百出。他雇用了三个人，一个是男仆，一个是苦力，另一个安徽人能做翻译。
沿着长江溯流而上，一行人到了安徽。翻译把福钧带回自己的家乡——徽州休宁县松萝山。险峻的山腰，浓厚的雾气，不渍水的土壤，更有漫射的阳光，这里大片绿茶郁郁青青。在这里，福钧开始茶种采集计划。借助翻译的乡亲关系，得以拜访制茶工厂，观摩绿茶的制作过程。为彻底弄清楚中国绿茶和红茶的奥妙，福钧的下一个目标，是著名的红茶区——福建武夷山。没有了人和优势，靠葡萄牙人绘制的一张错误百出的地图寻找方向，得提防山路密林里蹿出来的剪径强徒，应对糟糕天气、恶劣地势引发的地上和海上种种不适和病痛，雇员们几次欲打退堂鼓，福钧却始终兴致满满，俨然走在杏花吹满头的春日原野上。一百多年后的一九九六年，一位英国茶道爱好者，又是纪录影片制片人的威利·佩雷尔施泰因，读了福钧当时的旅行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后，称福钧是“一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
一行人，白天爬坡越岭，晚上借宿一方方大寺小庙。福钧眼界大开，武夷山有着壮美的喀斯特地貌，林木丛生，松、竹、蓟、橡，应有尽有，是植物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宝地；且汇集大红袍、岩茶、老枞水仙、高枞水仙、正山小种、金骏眉、银骏眉、大赤甘、小赤甘等诸多著名红茶。条纹般伸展在山腰上的一片片茶田里，他采集茶种，十分留意茶农们的采茶手法和泡茶工序。百问不倦，加上散钱大方，茶农们让他目睹绿茶经过发酵如何变成红茶，绿茶在密封或阳光照晒的条件下，容易氧化，让其多酚类物质转化成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等物质，形成“红汤红叶”的外观。绿茶则不需氧化，加工过程点到为止，保留茶叶里的各种天然物质。
在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弄到大量茶种和茶树苗，不少先在英国驻当地领事馆或一些英国商人住所的院子里种上，或培育在黄浦江岸边租下的旧仓库厂房，一为保存，二可试验。一八五一年三月，他将不少于二万株茶树苗和约17000粒茶种，放在一种可以保证活体植物在海上长途运输过程中存活很长时间的“沃德箱”，箱里还放有诸多树苗、花种。如此大的阵仗，几乎在光天化日下将一个植物园搬走，再有随船离去的八名中国茶工（六名种茶和制茶工人，两名制作茶叶罐的工人），却没有引起官方一点怀疑。或许是沾了鸦片战争的光，战争结束后，沿海一带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背井抛家，奔着美洲、欧洲而去……沃德箱
英国终于有了一块茶叶“殖民地”，来自中国的茶树苗，成功移栽到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高原。大吉岭，藏语中的“金刚之洲”。晴朗的天气里，可以遥望白头的珠穆朗玛峰。茶园漫布不同海拔高度的溪谷，谷地里常年云雾弥漫。所产茶叶，外形条索紧细，白毫显露，具清雅的麝香葡萄酒的风味和奇异的花果香。汤色若琥珀，红润明亮，在白瓷杯或玻璃杯中显露金色的黄晕，令人赏心悦目，口感细致柔和。春日摘的大吉岭红茶，其味有些像正山小种。福钧大功告成二十年后，大吉岭红茶跃居世界四大名红茶之一，世界茶叶贸易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这块溪谷里已布有几十个茶园的“殖民地”。福钧带去的诸多树苗、花种，也陆续在英伦三岛开枝散叶。红茶中的香槟——大吉岭红茶，英国贵族的宠儿。
福钧本人也收获满满。东印度公司支付给他近一万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一八六二年若在上海租界买地皮，可买上一亩；《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十九世纪末的伦敦单身女性，有70镑就能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年。一八五三年，福钧又来到中国，这一次待了三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去印度。其间，他写的几本书大卖。他如今不仅是园艺师，还是茶界导师，掌握种茶、制茶、品茶的各类知识和技术。
英国人在印度实现了茶叶的工业化改造
已是阔人的福钧，出场费、咨询费、顾问费、车马费、独立董事费，像前些年中国的几个经济学家一样，大概钞票拿到手软。出身寒门的福钧，还获得爵士爵位（爵士是最末一等的贵族头衔,不得世袭），以及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墙上，有一块蓝色铭牌，这成为他永久的墓志铭——“伟大的植物学家福钧一八八〇年逝世于此”。“甲骨文”丛书之一《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当福钧已是白发苍苍时，印度出产的茶叶已经全面压倒了中国产品，中国茶叶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福钧的偷窃行为在继续造福着世界：茶叶将出现在锡兰，出现在肯尼亚，出现在土耳其，这些茶叶的质量，会被认为是良好，甚至优秀的。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时至今日，福钧的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Discovery探索频道拍摄的纪录片《罗伯福钧的冒险》
若要说中国人的茶叶机密被遭泄漏，是“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这显然不确。早在英国人福钧到大清的一百五十年前，中国瓷器的核心机密，就被一名法国人“窃取”。此人是属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昂特雷科莱，从康熙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1699—1719)，在江西传教。其间在饶州（时辖浮梁县，浮梁辖景德镇）一待七年，并取中国名殷弘绪。就茶叶而言，在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编著的权威名著《茶叶全书》中，在福钧之前，东方闪动无数个福钧的影子。早在十七世纪末，德国博物学家、医生A.雷克，已从日本将茶籽带到爪哇，并培育成功；十八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中国工人，在荷属殖民地种茶制茶；到了十九世纪前期，荷兰人贾克布森，六赴中国，最后一次顶着清政府悬赏其脑袋的风险，带走七百万颗茶籽和十五名工人，造就了爪哇的茶业。即便在英国人这里，福钧中国猎茶之旅的前十五年，英国派驻印度总督威廉·班庭克，在印度成立第一个茶叶委员会,专事策划从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引种茶树技术,其间已有传教士乔治·詹姆斯·高登、查理斯·加尔夫，来华并购买到大量武夷山茶籽……对于此类攘夺事件，是定性为一个大盗、一个间谍，如“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还是在人类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必然趋向全球化的视界下，是否可超越一般的道德评价，乃至僵硬的意识形态躯壳，做柔软一些、大度一些，亦深刻一些的考究？这问题此处不议。还是说回茶。
自印度大吉山的山谷溪地间飘逸起正山小种的香味，中国茶再也没回到从前，至少无法回到西方市场。一八八七年，上海外商“往昔售三十余两至四十两担者，今只售十六两、十七两至十八两”，“贩运商人，血本全靡，多难再举”。一八九八年《农学报》载：在江西茶叶的集散中心，“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继丝绸之后，二十世纪初，茶叶占据中国外贸首位约二百年的历史，也告结束。百年来国产的茶叶，大抵都是国人自己喝。茶叶外销衰落后，茶业薄利，乃至无利，一些茶区，“园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树不除，任其荣枯，故所产之茶不佳……”或将茶园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胆肥者更种上鸦片，胆小者干脆辟茶山为墓地牟利。（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转引自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业对外贸易衰落的后果》。）
中国茶叶不绝的回响，沿着自己在全球传播的路线，在众多民族的语言里留下印痕。茶在普通话读作“cha”，闽南话发音是“te”。全世界几乎所有语言中的“茶”，都起源于“cha”和“te”。根据百度上《世界语言结构图册》（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的介绍，茶的日语读“cha”，韩语读“cha”。乌尔都语读“chay”，阿拉伯语读“shay”，俄语读“chay”。传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斯瓦希利语中成为“chai”。以武夷山红茶为源头，横穿太平洋的海路图上，英语读“tea”，法语读“thé”，德语读“tee”，芬兰语读“tee”……
由此，我们可以说，“cha”“te”——为尚未出现但即将出现的“全球化”一词，打了前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