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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物里的酒文化 壶中日月长 郭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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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物里的酒文化壶中日月长

北京晚报 | 2022年02月03日

郭京宁

  春节已至,亲朋好友相聚之时,少不了小酌一杯助兴。中国人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为嘉会之好,觥筹交错,意象万千,回味无穷,饮酒之风历经千年而不衰。酒文化渗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论在祭祀礼仪、宴会庆典、文人雅集等场合都占有独特的地位。

  夏商周酒器:为器虽小,而在礼实大


  西周酒器克盉

  夏代的酒器是酒文化的载体。“为器虽小,而在礼实大”。酒器的演变,可以观照时代的变迁,印证酒文化发展的历程。商周青铜酒器中的主要器形,以用途分,有饮酒器、温酒器、盛酒器、挹酒(取酒)器等。

  爵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酒器,出现在中原地区。北京琉璃河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青铜爵,《说文》中爵的解释为:“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chàng)酒。”鬯,是以黑黍和郁金香汁调和成的香酒,专用于祭祀或供奉。所以,爵不出现在日常的酒桌上,而是祭祀场合。

  琉璃河遗址另外的两件青铜器:罍(léi)和盉(hé),也是两种酒器。罍为盛酒器,盉是盛玄酒(水)以调和酒浓淡的器具。王国维《说盉》一文:“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以所节酒之厚薄也。”这两件青铜器的主人被认为名“克”,所以又被称为“克罍”、“克盉”。它们上面的铭文还记载了3000年前用酒以供奉的史实:“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做燕国的君侯……”

  延庆出土2500年前的酿酒原料

  谷物酿造是我国酿酒历史的开端。延庆春秋时期的山戎古族用过的青铜罍,口部以木塞封闭,罍内有大量酒糟状沉积的炭化粟。粟呈团块状,质轻而疏松,直径约3毫米。呈黄棕色的颗粒状物所占比例少,褐色的粉状、小颗粒状所占比例较大。

  这些粟粒大部分是被人碾碎的,而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降解,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是酿酒的原料。罍中还有大量谷糠碎片,说明酿的不是甜酒或黄酒,而是白酒。这是目前北京所见最早的酿酒原料,距今已约2500年。

  山戎人既然制酒,自然也就能喝酒。

是其中的一种饮酒器,鎏金铜胎,平面呈椭圆形。上腹内收,鼓腹平底,长边一侧肩、腹交接部位铸圆形环耳一只,以便伸入手指举杯,两短边各有一个小鼻钮。

  从樽杓到注子:煮酒论英雄


  海淀出土的汉代漆耳杯

  辽代注子是盛酒器,上面刻画了当时的饮酒图

  顺义出土的辽代马镫壶

  汉代的主要酒器为樽、杓与耳杯,樽为盛酒器、杓为挹酒器、耳杯为饮酒器。饮宴时先将酒倒在樽内,再用杓酌入耳杯奉客。此组酒器,再加上贮酒用的壶、锺、钫等,就构成了汉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耳杯的基本样式是扁椭圆形,弧形壁,浅腹平底,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或方形的耳,以便手握。因两耳似鸟之两翼,故又名“羽觞”。李白《侠客行》中“持觞劝侯嬴”中的“觞”即是此物,意为举着酒杯劝侯嬴喝酒。

  北京的考古发现中有很多耳杯,与当时国富民强、粮食充足、嗜酒豪饮有关。耳杯寓意“羽化升天,酒中豪情”,后成为魏晋文人雅士寄情山水的“曲水流觞”。

  唐代后期,注子(注壶)逐渐取代了樽杓,合二为一,成为最主要的盛酒和斟酒器。“注子”之名,唐代至宋元时期多用,明以后改称执壶。明代李日华《紫桃轩又缀》提到“吴俗呼酒壶为注子……而今人加以长喙如鸟咮然,故名注子。”

  古人喜欢温酒,其口感绵甜可口,不伤脾胃,又得以“煮酒论英雄”。注子既已成为唐代后期主要的盛酒与斟酒器,五代宋辽时人在其基础之上稍加改进,加上温碗这个好搭档,即成“温碗注子”,又称“注碗”。

  不仅是汉民族,温碗注子也是辽人常见的酒器。草原民族身处寒冷之地,宴饮之时须随时更换温碗内的热水以保持酒温,颇为实用。

  石景山发现的辽代越窑划花宴乐人物温碗注子一副。注子腹部的主题纹饰是八人宴饮图,席前陈有酒樽、果盘,主人公手捧酒杯,席地而坐,巧妙地刻画出宴饮的环境与气氛。出土时,注子置于温碗内,可见这两件器物应是完整的一套温酒器。温碗内刻一对首尾相逐的鹦鹉,新颖别致。

  辽人的另一种酒器鸡冠壶颇具特色。辽代初期为适应游牧生活,出现了仿皮囊壶形制的鸡冠壶。这种扁平或矮体器身的瓷壶因其提系部位很像公鸡的顶冠而得名。辽中期以后,壶体逐渐瘦长,形似马镫,故又称“马镫壶”。

  金代高足杯见证文化交流


  西城出土的金代金质高足杯

  金代世宗时,中都设置都曲使司,实行榷(què)酒制度。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私卖酒类,由政府专卖,独享其利。榷酒制度为封建政府提供了稳定而巨大的收入。到章宗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除满足食用外,早已绰绰有余。因而酒类专卖制度由榷酒改为榷曲,即政府酒务机构向百姓出售酿酒用的酒曲,由百姓自行酿酒。这样,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中都的酒税收入达40余万贯,相当于现在1亿元人民币。

  酒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历史长河中,酒器也有舶来品。高足杯的渊源在西方,最早出现在罗马时代,拜占庭时期沿用,唐代以前就已传入中国。高足杯又称把杯、马上杯,最初为马上饮酒所制,便于手持和绑挂马侧,是马上民族生活史的实录。而北京地区便出土了相关文物,西城出土的金代金质高足杯,采用捶打、錾刻、焊接工艺精制而成,深腹、高足、造型端庄大方,是贵族的饮酒用具。

  玉壶春瓶:细颈鼓腹 器型典雅


  元代玉壶春瓶

  金代进酒图

  龙潭湖出土的元代玉壶春瓶,细颈,鼓腹,采用贴花和串珠式装饰手法构成覆钟纹和如意云头纹。

  玉壶春本与道教求仙有关,用于装仙丹。唐代之后,也用以装酒。唐人称酒多为“春”。唐司空图的《诗品·典雅》中有“玉壶买春”之句。至今仍有“剑南春”等酒名。李白诗《待酒不至》:“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还有人认为玉壶春酒即为菊花酒。《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

  宋代之后,主要的贮酒器为经瓶。经瓶以小口密封,短颈,丰肩体长。《正字通》曰:“酒器大者为经程”,经为常规,程是度量衡,经程,即为容一斗酒的标准酒器,后简称为“经”,即经瓶。经瓶的造型使其装酒后头重脚轻,须放在有插孔的酒置上。石景山的金代壁画上绘有进酒图。左侧的侍者持经瓶将酒倒入旁边侍者所端的碗中。

  元代以后,经瓶通称梅瓶。元大都出土的磁州窑系白釉梅瓶。肩部在釉下墨书“内府”二字。内府,为皇宫内廷所用之物,类似于现在的“特供”。

  通州出土的元代白瓷盘,盘内墨书一“酒”字,十分有趣。笔触酣畅,一气呵成,直指其用。

  随着玉壶春瓶的流行,在金银器中也出现了细颈垂腹的注子,除却长流、曲柄外,其形制与玉壶春瓶无异。元代以后,此类玉壶春式的瓶身也成为执壶的主要造型之一。丰台区出土的明代金执壶,造型修长,制作精美,是酒器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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