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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黎明 王玉蛟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1日 09版）
【汉字规范大家谈】
纵观历史，汉字传承着中华文明；聚睛当下，汉字传播着中华文化。
在世代中华儿女的精心呵护下，经过数千年社会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时代精神的赓续滋养，汉字已然成为民族自信的重要基石，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然而，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汉字的规范化书写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推行规范汉字已迫在眉睫。正视汉字历史文化，有助于推行规范汉字。
汉字历史形体承载着规范汉字的源泉
数千年来，汉字形体甲、金、篆、隶递代更迭，异体、俗体竞相纷呈，但其构形理据未曾发生大的裂变，总是在一脉相承中维系着汉字发展的历时稳定性。就拿汉字个体来说，尽管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每个汉字都有各自的演变发展历史。正确书写规范汉字，也有必要了解它们的历史形体。日常汉字书写中，一些字极易写错，如将“冒”上部误写成“曰”，“肺”右边误写成“市”，主要原因是书写者的汉字文化水平有限，不了解这些字的历史形体，不明白它们的构形理据。
“冒”字金文下边是表示眼睛的“目”，上边是表示“帽子”的“冃”（mào，“帽”本字）；战国文字“冃”中之“点”拉长作两边下垂之形，以示帽子旁边下垂的绑带；小篆两边下垂形体未与中间横笔连结，而成了覆盖的“冂”形；楷书与小篆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下垂的笔画有所短缩。“曰”字甲骨文下部作“口”，表示说话的部位，上部一横是一个臆构的虚象，以示气流出口之意；金文、战国文字、小篆等古文字都基本继承其形；到了隶、楷，上部横笔与“口”字右侧竖笔粘连而有所变异。可见“冃”与“曰”古文字形体的区别彰明较著，只是在现行楷书中，“冒”字上部的“冃”因与“曰”形体相近而常误书作“曰”。
“肺”字右边的“巿”金文即作“巿”，是象形字，指蔽膝，即古代遮蔽在衣裳前面的一种服饰，与“市”字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形体差异较大。在现行规范汉字中，“巿”充当着“肺”字声符，日常书写时因与“市”字形近而常误书作“市”。
此外，大多数规范汉字的形体并非新造，而是历史的积淀，有相当一批为历代的简体字，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繁体的历史还要古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李乐毅研究员说：“80%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了30%左右。”如“無”字甲骨文、金文像人两手持舞具跳舞之形，为“舞”的本字，而“无”作为“無”的简化字，并非新造，《说文》所收“無”的古文奇字就作“无”，细审其形，实应是舞者舞姿的简洁化描摹，也属象形字，现行规范字即启用了古文奇字形体。
汉字历史使用演绎了规范字形的确立
汉字赖以创制和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用”。汉字创制以后，一直生生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于它准确地记录了汉语，在于它的形、音、义完美地契合了汉语的特点。然而，在汉字历史使用中，字形与语词之间并非单纯的一一对应关系，常见一词多形和一形多词等复杂关系。
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讲述主人公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而伙计只知道一种写法，看似简单之事，却蕴含着重要的汉字规范化问题，即在一个字众多的历史形体中，如何确定某个形体为规范字形，而将其他形体视为非规范字形的问题。“茴”字的四种写法上面都是草字头，下面分别是回、囘、囬、廻。“囘”是“回”的古文；“廻”为“回”的俗字；“囬”，《字汇补·囗部》：“囬，《藏经》回字。”可见其他三个形体的存现和使用都有特定的背景或场合，“回”才是使用范围较广的通行正体，是其历史形用属性决定了它作为规范字形的时代使命。
当然，对于类似异体字，也要辩证地看待。2013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在研制过程中，采用科学、稳定和求实的原则，对每一组字、每个字形都进行了反复论证、多次研判和重新认定，并规定今后对于异体字，不再采用简单的“取消”“废除”态度，而要采取“认同”“辨析”的处理方法。所以《字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将原来的51个异体字恢复为规范字，如“喆”“堃”“犇”“昇”等字，因人名用字频率较高，《字表》又将其收入，并作注说明“可用于姓氏人名。”
此外，认知规范汉字形体的选择与确立也不能过分拘泥于本字本用，还要尊重约定俗成的历史用字习惯。如“雕虫小技”一词，最早出自《北史·李浑传》，雕，指雕刻；虫，指鸟虫书，是古代汉字的一种字体，整个成语表示微不足道的技能。《说文》：“雕，鷻也。”“彫，琢文也。”“琱，治玉也。”可见，“雕”本指一种猛禽；“彫”和“琱”分别表示用花纹雕饰和治玉，二者应是“雕饰”“雕刻”之“雕”的本字。《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正用了本字“彫”。若此，为什么“雕虫小技”之“雕”作“雕”而不作“彫”或“琱”呢？原因是古籍早见借用“雕”来表示“雕刻”之义，《楚辞·招魂》：“雕题黑齿。”王逸注：“雕，画也。”这是当时的用字习惯，也是汉语书面语自我优化的体现。如此一来，“雕”就兼有了“猛禽”和“雕刻”二重意义，日常用字“雕”也就慢慢取代了“彫”“琱”二字。遵从历史用字习惯，《字表》确定规范字形时，收“雕”而未收“彫”和“琱”。
汉字整理规范伴随着汉字的演变发展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两种力量推动着汉字的演变发展，一种是汉字自身的演变规律，另一种是人为的改进。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汉字以全新的面貌步入了21世纪，而愈加以近乎完美的姿态承担着传承传播中华历史文化的使命。在汉字发展史上，汉字的整理规范如影随形，体现出人为改进对汉字自身演变规律的密切呼应。
根据典籍记载和汉字使用的实际状况，先秦即有汉字整理活动。《礼记·中庸》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通伦。”《管子·君臣》载：“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礼记》《管子》所载“书同文（名）”，据考证发生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之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史籀篇》应是这次文字整理工作的产物。
战国时代，“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导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用小篆作为正体，规范六国古文，维护了大秦帝国的一统格局，也为汉字系统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汉代之后，经过“隶变”，文字又出现了各种异体。伴随隋唐科举制度的兴盛，整个社会高度重视汉字的规范化书写，唐宋政府于是倡导刊正字体，先后出现了颜师古《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郭忠恕《佩觽》等专为纠正字体的字样类专书。这一举措起到了减少异体字、规范定形字体、促进文字统一的作用，是汉字形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亟须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平。在此背景之下，汉字也需易学便写，于是国家制定并公布了《简化汉字方案》，《简化字总表》配套公布。半个多世纪推行简化汉字的实践证明，简化汉字的使用有效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有力提升了国家整体文化水平。
由此可见，从有文献明确记载的“书同文”开始，到今天的汉字规范，正字运动一直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历史，汉字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汉字规范史。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汉字的命运与前途更是与祖国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经过整理异体、简化繁体、颁布标准字体等一系列工作，汉字扬弃了自身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汉字自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汉字整理规范工作的伟大成就。
（作者：雷黎明、王玉蛟；分别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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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培成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1日 09版）
汉字由殷墟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3400多年历史。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时常分化为正体和俗体。
裘锡圭先生说：“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
（一）
春秋战国之交的秦系文字就分为正体与俗体。其正体继承了西周的正体字，是秦小篆的前身；俗体字兴起在战国晚期，后演变为隶书。在秦代，小篆是主要字体，而隶书是辅助字体，社会地位很低。隶书是被上层统治阶级看不起的。秦代统治者允许官府用隶书来处理日常事务，是因为那时官狱事务繁杂，用小篆处理不完，不得不用隶书。隶书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得多。裘锡圭说：“在秦代，隶书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小篆的统治地位。到了西汉，距离秦王朝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并没有多久，隶书就正式取代小篆，成了主要的字体。所以，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秦王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
下面再说楷书里的正体与俗体。楷书的正体字就是我们熟悉的繁体字，楷书的俗体字就是社会广泛流传的简体字。在封建时代，繁体字冗余度很高，难认难写，可是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保护。俗体字难以取得正式地位。
以1915年刊印的《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四卷首页《拗相公》的书影为例（如右图）。影印的是元代话本小说，其中用了大量俗体字。为便于阅读，这里写出它相应的正体字：
“拗相公
得歳月延歳月，得歡悦且歡悦。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宽，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徹，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膽氣消，丹陽縣裏簫聲絶。時來弱草勝春花，運去精金遜頑鐡。逍遥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别。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説唐詩四句。”
这一页除第一行书名外，有126个字，其中俗字有一半。除了“裏”字是笔画增繁的俗字，其余俗字都是笔画减少的。所以，俗字可以说是简体字。然而，这中间的许多简体字并不符合汉字的美学原则，很难成为规范字。1986年废止的“二简字”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简化字必须符合汉字结构的美学原则，避免只管从简的片面性。
（二）
进入20世纪，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化，许多学者提出要给俗体字正式地位。出版家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题为《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认为采用俗体字有三点好处：“⑴此种字笔画简单，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⑵此种字除公牍考试外，无不用之。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其便利二也。⑶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这二千年的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在简体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5年8月21日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1935年8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机构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公布受到文化教育界的普遍欢迎。有识之士深庆今后对普及教育将增添一把利器，当能发挥更大效用。但是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却极力反对，纷纷电请取消通令。国民政府推行简体字原本就是迫于形势，没有多少热情。等到有许多要人出来反对，也就改变初衷。1936年2月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表面说是“暂缓”，但此后再也不提此事。
（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进行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可是80%的人口是文盲，扫盲成了国家大事。用繁体字扫盲效率低、效果差，推行简化字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大力推行简化字。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订，1956年1月，国务院发布推行《汉字简化方案》，包括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在随后的推行中，针对《汉字简化方案》中关于偏旁类推简化的规定中不明确的地方，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解决方案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于1964年2月4日作出批示：“同意你会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汉字简化方案》中所列的简化字，用作偏旁时，应同样简化；《汉字简化方案》的偏旁简化表中所列的偏旁，除了4个偏旁（纟、讠、钅、饣）外，其余偏旁独立成字时，也应同样简化。你会应将上述可以用作偏旁的简化字和可以独立成字的偏旁，分别作成字表，会同有关部门下达执行。”
根据国务院批示，文改会于1964年5月编印出版《简化字总表》并分成三个字表。第一表收的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收的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的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中说：“为使人们正确使用简化字，请《报日人民》、《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有关报刊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由此可知，《简化字总表》是推行简化字的基本标准，它规定了哪些字可以作为偏旁进行类推简化，哪些字不能作为偏旁进行类推简化，还规定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也就是无限类推的原则。这两项规定都是极为重要的。《简化字总表》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编印的，从来没有被废止。
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规范汉字包括国家公布推行的简化字。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本章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㈠文物古迹；㈡姓氏中的异体字；㈢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㈣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㈤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㈥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到此为止，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正体字和俗体字的地位，这完全符合我国汉字使用的实际。2013年6月5日，国务院批准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是规范汉字的最新标准。《通用规范汉字表》删除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里“本字表以外的字，不再类推简化”的规定。
自推行简化字以来，正体字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俗体字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这是因为简化字容易学习、容易应用，清晰度高，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今中国社会，凡是识字的人都认识和应用简化字，从事文史类等相关工作的人还要学习和应用繁体字。无限类推符合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相信经过漫长的演变，俗体字会成为社会应用的单一文字，繁体字变为专业用字。
（作者：苏培成，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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