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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南方政权治下的知识人，对于时间感与空间感，都有着异于前后时代的强烈敏锐性。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所判所评，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双重的主观性，如果细究起来，这种主观性甚至可以说是复杂的、多维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论是文学史家解读的六朝诗文，抑或是历史学家在文献里发掘的中国中古史料，恐怕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建立在文学与历史基础上的魏晋南北朝人物形象，在逻辑上存在天然的“变形”的特质，需要今天的我们像蜜蜂或蜻蜓一样具有多维视角的“复眼”。
对于千百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如同耀眼的北极星一样的谢灵运（385—433），我们的复眼所要凝视的第一重，就是当世人为他在正史所作的传记——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虽然谢灵运有大量诗文流传至今，但在南北朝时期他的传记却仅此一家（唐代《南史·谢灵运传》基本袭自《宋书》）。中华书局修订版《宋书》主持人丁福林先生曾谓：“沈约《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史事，涉猎广博，史料丰富，体例完备。”这种“体例完备”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同样身为大文士的沈约，却对文士能否入史传，有着严格的区分对待。譬如同样被后世定义为南朝“著名文人”鲍照，却无单独立传，仅附在《刘义庆传》中。
然而，如果继续深究，虽然《宋书》中谢灵运被独立设有一传，但是在这篇约两万余字的传记里面，作为永明大诗人的沈约，只收录了作为“元嘉之雄”（《诗品序》）的谢灵运临终前的一首五言诗——《临川被收》。相反，该篇传记中收录：《撰征赋》4000余字，《山居赋》10800余字（含谢灵运自注），《劝伐河北书》1100余字，仅《山居赋》一篇就占了传记全部的一半以上字数。“传记”（biography）一词，由英国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英译本作序时说是“具体人物的生命史”。其词头“bio”来自拉丁语“bios”，意思即为“生平”。因此我们审视《谢灵运传》作为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生平传记，反而被压缩成了很少的一部分。
淝水之战后第二年（385），北方战火未消，鲜卑族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宫，是为西燕元年；拓跋珪被大漠诸部大人推为盟主，积极准备重建代国；一代氐族雄主前秦苻坚怀着遗恨，被羌族姚苌缢杀于新平佛寺；而东晋北府兵大将刘牢之正在黄河两岸与慕容垂往返鏖战……就在这风云变幻的公元385年之中，南方风景旖旎的会稽郡，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谢灵运。出生旬日，谢安去世；四岁，祖父谢玄去世，也许在谢灵运的童年真实记忆中，两位谢家大名士的身影是模糊的，但“真实记忆”与“被记住的事”是两个维度的存在，谢安与谢玄风流倜傥的身影在“被记住的事”这一层面上，牢牢地贯穿了谢灵运的一生。
谢灵运出生的这个东晋十六国，属于典型“中国的中世”（内藤湖南语）的初期。在这波澜壮阔的中世时代中，《宋书·谢灵运传》中最长的两篇作品——《撰征赋》与《山居赋》，分别代表了南朝高级贵族谢灵运的事功与自我，是解读构成多维视角下的谢灵运的重要篇章。
其中《撰征赋》的创作背景，是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统北伐大军离开建康；九月，刘裕到达彭城，分兵四路北伐；十月，先锋王镇恶一路收复洛阳，刘裕上表建康朝廷，要求修西晋五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谢灵运奉东晋皇帝之命，赴彭城劳师。《撰征赋·序》说相国宋公“敬戒九伐，申命六军”“曾不踰月，二方献捷。宏功懋德，独绝古今。天子感《东山》之劬劳，庆格天之光大。”如果从晋军彭城出发到攻克天下之中的洛阳计算时间，的确是“曾不踰月”。赋的正文写道：“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可见谢灵运认同刘裕北伐是为了胡汉大义的“大天命”（此概念参考童岭《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正是这座彭城，是他的祖父谢玄在淝水大捷之后，第一时间意识到其战略意义，快速领兵进驻，准备以此为北固黄河，西攻洛阳的根据地——可惜壮志未酬，不久谢玄被转任会稽内史。谢灵运来到当年爷爷为了实现匡复中原的阵地，怎能不由心生感慨呢。
霸主刘裕与谢灵运的关系，必须置于晋宋之际“江南社会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新时代”（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大框架思考，并不是简单的“利用旧贵族”与“屈服于皇权”这样二元政治学逻辑可以涵盖。特别是刘裕不念旧恶，对于谢灵运在政敌刘毅麾下任职一事几乎毫不在意，在晋宋嬗代之后，立刻任谢灵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如果我们审视谢灵运在刘裕去世之后所作的《武帝诔》“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等词句，可知其绝非为文造情。
然而，谢灵运与宋武帝之后刘宋帝室的关系，也是多维的，这种多维关系某种意义上是他中年诗文中充斥着撕裂式情感的源头所在。南朝贵族最吸引当时人的地方，即是他们的“文”，这种文并不简单限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包括他们的艺术、修养、谈吐、家世等广义的文化层面。因此，在刘宋新朝，谢灵运被“唯以文义处之”——其实，在推崇文义这一层面上，刘氏家族都是实质性的进行，并非简单“点缀盛世”而已。然而，充满事功心的谢灵运，“常怀愤愤”，转向刘裕次子刘义真的幕下，《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只是司徒徐羡之等人反对这个“小集团”的存在，杀害了刘义真，出谢灵运为永嘉太守。
事功的低谷，却是谢灵运文名的第一个高峰期，《宋书》称“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名动京师。”就是在会稽的始宁墅，他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巨制《山居赋》，开篇他就点题，说隐士有四种：岩栖、山居、丘园、城傍。他自己无疑属于山居——这是他和同时代陶渊明在“隐”的存在类别上的重大差异。林文月女士认为谢灵运的风格与其说像古代中国文人，不如说更像19世纪的欧洲浪漫诗人（《谢灵运及其诗》）。在风行痛饮美酒的六朝名士之中，小尾郊一敏锐地注意到谢灵运并不喜欢饮酒（《谢灵运传论》），所以通观《山居赋》全文，在繁复典雅铺陈的精美南朝辞藻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谢灵运心灵深处那份深深的、无法消融的孤独感。
多维视角的另一个表征在佛教，谢灵运对于《大般涅槃经》汉译本有精彩的润色。据平田昌司教授研究，《悉昙藏》中“谢灵运云”“谢居士”等，都是谢灵运涉及梵语的著作《十四音训叙》之佚文（周一良先生、张伯伟教授以为是慧叡之作）。此外，据新罗崔致远《法藏和尚传》所云，《华严经》也有谢灵运的润文。若加上《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谢灵运《游名山志》，日本空海《文镜秘府论》对“康乐公”的文章之赞，均足以证明谢灵运之盛名远播东亚。
元嘉三年（426），建康朝廷再次发生巨变，宋文帝刘义隆登基，翦除了徐羡之等人，年过不惑的谢灵运被征召为秘书监再度入京。虽然“心中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喜悦”（叶笑雪《谢灵运传》），但是纵情丘壑和极度期盼事功的他，对文帝交代的本职工作——修撰晋史之事并不上心，只是“粗立条疏，书竟不就”。后来又与新的宠臣发生矛盾，再度被外放，临离开建康前，他写下了《上书劝伐河北》，在这篇上书中，谢灵运展示了他对北方十六国后期局势的精准判断，尤其是对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的国力分析（徐冲《观书辨音》）。他恳切地劝宋文帝：“观兵耀威，实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变。”实际上，上书两年后的元嘉七年，宋文帝就真的开始了他第一次“封狼居胥”的北伐。
谢灵运流星般的一生，经历了东晋、桓楚、刘宋三个朝代，前后七个皇帝（东晋孝武帝、安帝、恭帝，桓玄，刘宋武帝、少帝、文帝）。其中，东晋与刘宋的区别之一即在于，武人皇帝刘裕建立的“军事政权”刘宋，反而从本质上比贵族司马氏东晋更加爱好文学。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稿本谓此时“夫重视文学，一变而为贵今贱古。”实际上，文学第一次从官方制度史意义独立于儒学、玄学、史学之外，正是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的“四馆”。
生活在激烈的朝代与时代剧变风暴之中的谢灵运，他身上的多维成分，在后世慢慢被剥离，他的名字基本上只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章节名称中，而渐渐消失于“中国通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中。六朝人物形象建构的过程当然会受到文化与社会、时代的限制，无论是史料的“拼凑”（bricolage）抑或传统的再生产，都需要我们传递给未来一个“多维视角”下的而非“单向度”的谢灵运。
（作者：童岭，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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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阿聪《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9日 13版）
清吴淇评谢灵运诗“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选诗定论》卷十四）。论者也大都指责谢诗雕刻骈俪之风和景、情、理不相融合之病。然而，谢诗意境阔大悠远，风格恢宏豪放，深得李白、苏轼、辛弃疾和陆游等人的推崇。白居易论其诗“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读谢灵运诗》），意谓谢诗乃境界阔大深邃与深细清丽之统一。谢灵运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谢灵运在描写山水景色之中，融入了完整而悠远的时空意识。最常见的是朝夕昏旦等时间词的大量使用，开拓了诗的意境。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浓缩了一天的盘桓，使气候变化、山水清辉的细节描写，都纳入了一个大时空意境之中，也使抒发的“物自轻”“理无违”之悟，自然有了依托。又如作于赴永嘉途中的《七里濑》云：“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时间也是从秋晨写到落日，从而赋予寄寓诗人遭到“迁斥”悲慨的秋色以开阔的意境，既渲染了伤怀之情，亦使诗歌境界不至狭小，与后面借异代前贤以自解的大时空意识相统一。其余如《晚出西射堂》云：“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石门岩上宿》云：“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也是如此，以简省的时间词，写晓夕朝暝瞑之游赏与景色，使诗人的细趣密玩，拥有了一个阔大深邃的意境。诗人此一时空意识，甚至延长多日，以至一年四季。如《夜发石关亭》：“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读书斋》：“春事时已歇，池塘旷幽寻。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谋春不及竟，夏物遽见侵。”《登庐山绝顶望诸峤》：“山行非有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掩昏旦，遂复经圆缺……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不只是朝夕昏旦，甚至从春至冬，一年四季，时间跨度的延长，也意味着景色空间的拓展，使得诗的意境变得更为辽阔悠远，情感更为深厚。
其次，在谢灵运山水诗中，方位词的频繁使用，也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如《登永嘉绿嶂山》，诗人写绿嶂山幽静、秀美的风光，其中说“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意谓置身深山密林，辨不清方向，误以为初升之月在西，落日在东；西月与东日意象的出现，无疑给精雕细刻的景色描写注入了大手笔的勾勒。《登江中孤屿》开头说“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给后面江中孤屿的景色描写提供了一个大背景，注入雄阔之气。《田南树园激流植楥》景物描写铺排罗列，但其中的“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两句，则给诗人幽居的田南园景色展开了一个广阔辽远的大视野；既尽诗人幽居之趣，也与最后抒发物我一体、超越生死的大境界相融合。《登上戍石鼓山》中的“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中的“遥岚疑鹫岭，近浪异鲸川”等，也是如此，无论对诗境阔大的开拓，还是情感深邃的渲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诗人对山水景色细趣密玩的描写，不致狭窄和琐碎。
再次，数量词的有意使用，也成为谢灵运山水诗境界阔大恢宏、情感内蕴深厚的主要原因。如作于赴永嘉郡途中的《初往新安至桐庐口诗》，在写景之前，诗云：“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意谓没有千里之游，焉能体会古人远游山水之意。此二句赋予沿途情景以高远雄深之气。《游岭门山》：“千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形容岭门山，十分壮观。《石室山》写诗人细玩探幽索奇的景色，“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两句，意谓水之广大，山岭高峻，千载如此，并非一日，饱含诗人无限的遐想与深情！又如“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白石岩下径行田》）、“越海陵三山，游湘历九嶷”（《初发石首城》）等，都是大手笔的勾勒，给诗中即使是琐细铺陈的描绘和“生撰”塞滞的语言，注入了大气象，驱使它们共同构成诗歌壮阔雄深的境界。
最后，以超越时空甚至超越现实的人物和传说入诗，也增加了谢灵运山水诗悠远深厚的境界和情感内涵。如《游赤石进帆海》作于景平元年（423年）初夏，前半部分描写了赤石胜景和诗人扬帆东海的游赏，接着说：“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东海泛游的诗人想起了鲁仲连有功不受赏，逃隐于海上，又联想起那位“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中山公子侔，对他们进行了褒贬，又以太公任的“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功成者堕，名成者亏”（见《庄子·山木》）之理，否定了孔子对功名的追求。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诗后半部分虽然是抒情说理，仿佛与前半部分写景割裂开来，但是，古人形象始终活跃在诗人心中（或者是触景联想），也自然影响着他对眼前山水景色的描写，增加其主观情感色彩，从而不仅使诗歌情与景互相感发，也使眼前景色，进入超越时空的大境界里。又如《初去郡》作于景平元年（423年）秋，诗开头先批评西汉彭宣、薛广德辞官太晚，西汉贡禹辞官不坚决。接着诗人写了量力去就的史官周任，称疾闲居、不慕官爵的司马相如，隐居不仕、好游名山的东汉尚长，养志自修、为官过六百石辄自免去的西汉邴曼容，诗人找到了一种先贤群体的归宿感；也正是在此种心态之下，诗人接着才以畅快的笔调，极力渲染了挂冠归隐、游历山水时美丽非凡的景色。诗前半部分的抒情和后半部分的写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没有前半部分的理性思考，也就没有后半部分山水景色之美。他在《入东道路》说：“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很典型地说明谢灵运在山水景色描写中，总是不自觉地进入历史的氛围里，其游赏与山水景色，是历史感与现实感以及眼前山水景色的互相交融，从而使其山水诗意境，具有了一种超越时空、宏大悠远的艺术特点，并非如后代许多山水诗，只是眼前一时情景融合的意境而已。从这一点上说，那些说他山水诗景、情、理互相割裂、不相融合的批评，是不准确的。
与此相关，谢灵运在寻幽探异中对灵异现象和神仙传说的渲染，也赋予了笔下山水景色以神秘的魅力和悠远的境界。如《石室山》写春天清晨乘船往游石室山，诗人在对石室山林泉幽胜奇异的景色描写之后，大发千载幽古之遐想，说：“微戎无远览，总笄羡升乔。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幽异胜景触发了诗人早年就有的神仙之羡，或者说神仙传说，驱使他对幽胜奇异景色的寻讨与玩赏，两者密不可分。神仙传说赋予眼前山水景色以一种超越时空的虚幻色彩，大大拓展了诗的意境。又如《登江中孤屿》和《入彭蠡湖口》，前者写意外游览江中孤屿“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的美景之后，诗云：“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后者写诗人前往临川任职途中由长江入彭蠡湖口，沿途的奇险经历和美丽风景，最后说：“灵物郄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两首诗同样写山水景色触动诗人对灵物和仙人的幻想，从而把沿途游历和眼前景色，引向一种无限想象的时空里。这也是谢灵运山水诗中典型的抒写模式。
此外，谢灵运好以老庄佛教之理入诗，也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如《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诗》，前者抒写灵鹫净土之想和以大乘智慧分别诸法超拔三界之苦，与开头所写的瞿溪山幽深清雅意境和僧人们简朴生活融为一体；后者中的精舍美景，也与诗人悟道生活相融合。由于老庄佛教中多有超尘脱俗的人物故事和传说，谢灵运喜欢引之入诗，从而也给眼前的山水景色，敷上了一层超世的色彩。
谢灵运乃乌衣子弟，性豪奢，行事多逾矩度；他深受玄佛思想影响，加上性乐山水、官场失意，便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豪纵的气势，对自然山水既细趣密玩，又大手笔勾勒，加上玄思理悟和丰富想象，从而创作出恢宏豪宕、深邃厚重的山水诗。
（作者：蔡阿聪，系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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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冠文《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9日 13版）
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在《答谢中书书》一段优美的山水描写后论道：“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这篇书札写于梁代中后期，若从此向前追溯，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众多模山范水的作品，包括康乐公谢灵运前后的石崇、孙绰、王羲之、慧远、陶渊明、鲍照、江淹等的诗文创作，陶弘景当时所能读到的精彩之作远非现在所能想望。那么，他为何会如此推崇谢灵运呢？答案或即“能与其奇者”五字。这五字其实包含了两点值得关注的信息：一是“奇”字，即山水本真之奇异；二是“能与”两字，“与”有称许之意，“能与”即有能力用语言文字给予称许。因此，“能与其奇者”不但要能够发现山水之奇，还要有足够的文字表达能力称颂出山水之奇。
（一）
谢灵运《山居赋》曾对西晋之前的山水审美作过批评，认为仲长统和应璩所希求的良田美宅，历代帝子王孙豪贵们占有的山川苑囿，均被表现为域中极富丽之地，这些山水其实只是畋游欢宴之场。东晋开始的山水书写在纵放宴游之外，增添了以山水澄怀味道或玄想证悟的功能。如王羲之《兰亭诗序》记述众名士在山水相映的清和自然中饮宴赋诗，与石崇金谷集会的赫然势焰迥异，兰亭集会展现了雅士之风。王羲之既对之前石崇等山水书写中的丝竹管弦之乐予以否定，也未提汉代张衡、仲长统等所谓的弋钓之娱。孙绰《游天台山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则将山水作了超越域中的阐发，庐山诸释子《游石门诗序》将石门之游的宗旨归于在神丽之境中证悟体道。总而言之，山水无论被作为畋游欢宴之场，还是仙境或玄想证悟之境，作者本意尚未落在山水本真之美上。
东晋至刘宋，随着奇山异水自然之美逐渐被揭示，之前发展起来的山水作为欢宴之地、仙境、玄思证悟之场的功能，在谢灵运作品中虽还有具体而微的体现，但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仙境的情结为例，谢灵运作品中虽仍有仙人仙境的意象遗存，但前代文学中一些著名的仙人仙境却常被作为山水流连时求索、怀疑、幻灭的对象。如他从永嘉回故乡始宁途中所作《归途赋》，便曾记叙自己在缙云逗留以搜寻黄帝遗迹的过程。不过他已不再执着于黄帝升仙一事，赋文“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长在，经盛衰而不易”，便是强调唯有这片千仞高的孤石，无论时间变迁和人世盛衰，岿然屹立在缙云山中。对仙人仙境的质疑与幻灭在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中最为典型。该诗开头直到“邈若升云烟”句，与之前论及的孙绰《游天台山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庐山诸释子《游石门诗序》相比，都是一个思路，无非描写所登游之处非同寻常的奇异险绝景象，以至作者不畏艰难登顶后，仿佛升到云烟之上。但至“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一联，谢诗开始与前代类似意境分道扬镳，如屈原《远游》之突显羽人和长生不老之乡（“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以及孙绰《游天台山赋》之寻求羽人之踪和长生不死之福地（“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在谢灵运的山水世界中（梦境除外），再也无法寻得羽人和丹丘，连图牒和碑版都踪迹全无。
他的山水书写开始将重心放在寻求奇山异水的过程，这种“异”非再是玄想的仙都或神丽之境，而是山水自然本身的神奇灵异之处。如“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归途赋》），“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登石门最高顶》），等等。他不再如张衡、石崇他们那样描写人在山水中的宴嬉和弋钓之娱，也不再如王羲之、庐山诸释子那样将山水强调为遣怀悟道之场，他的山水世界与纷繁喧嚣的欲界相反，主体部分是空、水或水月相映的本真澄净的世界，山水之游包括欣赏动植物的形状样貌和音声，包括各种前人未曾关注到的“细趣密玩”，作者努力将身心融入那个鲜明朗畅的纯净世界。
在昭揭自然中质有而趣灵的新奇风景时，谢灵运不但自欣于遇合山水林峦之美，还自得于对这些曾经只能孤芳自赏的林泉景致的发现。这种对山水本真之美的发现，且以山水知己自居自得的现象，实集中体现了晋宋山水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谢氏之前或同时的袁崧、陶渊明、释慧远等人都曾留下类似的文字。如袁崧《宜都山川记》叙及西陵峡云：“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在袁崧看来，这些书记和口传之人便未能领略西陵峡的美异之处。不但欣喜自己能够揭橥西陵峡非同寻常的奇观，他还提到“若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释慧远等人之记述庐山石门（《法师游山记》），陶渊明之记叙曾城（《游斜川诗序》），文字中均含有类似的意味。
东晋开始发展出的这种欣赏山水本然之美异且以山水知己自居的趋势，在谢灵运诗文中蔚为大观。其《登江中孤屿》诗“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石室山》诗“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坰郊。苺苺兰渚急，藐藐苔岭高。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等等，都有寻异到发现美异过程的描写。这些奇观总是隐藏在牧子渔夫足迹都难至的地方，千古空自峥嵘，现在突然被人赏识，灵奇之域与作者之间的“合欢”之喜可以想见。
（二）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法师游山记》载释慧远语：“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矣。”此类表述其实触及六朝山水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其时的山水审美主体几乎都是文化精英，朴质的乡野之人虽认为石井方湖赤鳞踊出现象很神奇，却无法将此叙写出来。谢灵运则不然，这位《世说新语》记载到的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陈寅恪语），在慧眼识得山水本真之美后，虽然清醒意识到言不尽意，还是试图用文字尽力将宏阔境域里山水世界的种种细趣密玩叙写出来。以其《山居赋》描绘始宁居所周遭风景的一节文字为例：在北山极顶之处修葺室宇，开门便可望见南山高峰，重叠的山崖尽入眼帘，明净的湖泊就在窗前。馆室门楣在丹霞的照映下分外红艳，梁椽因为碧云相触格外鲜明。山顶馆室位置之高可见流星从上往下疾驶，鹍、鸿一类大鸟振翼高飞都无法企及，何况是燕雀一类小鸟轻飞！一旁涌出的泉水在东檐侧缓缓流动，对峙的峭壁耸立于西侧屋檐承溜处。修竹枝叶繁盛，灌木茂密幽深。藤萝四处延展攀援，鲜花芬芳袭人，娇美秀丽。日月之光从枝柯间投射，风露清气在山湾处弥散。
与之前文学中的山水描写相比，谢灵运的山水世界明显更具体灵动，不仅包括“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还包括稀见前人写及的令山水更加幻异多姿的日月风露云霓等现象。尽管有时叙写繁复到令人感觉冗长“塞滞”（钱锺书语）的程度，谢灵运仍一再对自己未能具记山水中的“细趣密玩”表示遗憾。与陶渊明在闲闲几笔的写意式表达后便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收束相比，谢灵运叙写山水时总是努力用文字描绘出各种感觉器官所能感知到的美好物象。虽然他的作品在后世褒贬不一，但谢灵运对山水本真之美的揭橥与尽力叙写，一直启发着其后的山水文学创作，即使是今人不乏微词的《山居赋》，其对始宁山水巨细靡遗的叙写，也曾嘉惠南朝及后来的山水诗文书写，在结构经营、意象撰构以及遣词造句方面，均为后世不断取用的源泉。
因此，陶弘景之高赞谢灵运对山水“能与其奇者”意味深长，推许他既具发现山水本真之美的慧眼，堪称山水知己，又能够用恰切的文字充分抒写山水本真之美。正是这两点，奠定了谢灵运在山水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作者：吴冠文，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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