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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人：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苏东坡的天涯海角
来源：《山花》2022年第10期 | 远人 2022年11月04日
远人，197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等海内外百余种报刊及数十种年度最佳选本。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人物传记、诗集、评论集等个人著作25部。多次获奖，现居深圳。
一
在苏东坡年过花甲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五日无疑是他最感痛不欲生的一天，陪伴他二十三年的侍妾王朝云病逝于该日，时年三十四岁。
两年前，五十九岁的苏东坡被贬惠州，陪他千里投荒的，除了幼子苏过，就只有王朝云了，而且，朝云是主动要与苏东坡共赴患难。对苏东坡来说，朝云早非单纯的侍妾，而是比两位亡妻更能进入自己精神世界的红颜知己。明代毛晋记录在《东坡笔记》中的一则故事很能见出二人间的灵犀相通：“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毛晋的原文到此为止，有后人补充说，苏东坡还赞了句：“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这句补充，既非捕风捉影，更不是牵强附会。
今人总记得苏东坡在密州时，为亡妻王弗写下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很少人会传诵他在朝云死后写下的“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的伤情之句。苏东坡为什么不想与朝云还有来生“后缘”？大概是觉得自己欠朝云太多，甚至给不了这个相濡以沫多年的女人以名分。
除依照朝云遗言，将其安葬在栖禅寺旁的松林中外，苏东坡还特意在墓地建起一座“六如亭”，亲笔写下“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楹联和《朝云墓志铭》。至葬后三日，苏东坡又做法事追荐，再写《荐朝云疏》一文，其中“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法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句，能见出苏东坡凄怆欲绝的内心，也见出他对朝云不舍的痛苦。
晚年的生离死别堪为最难迈过的人生之坎。对苏东坡如何摆脱当时的巨大痛苦，《宋史》是从其幼子苏过的表现来着墨的，“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终于，在苏过“一身百为”的照顾下，苏东坡算是平复了一些心情。此外，对陶渊明的投入阅读也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早在十六年前，苏东坡第一次被贬黄州时，就集中精力，再次认真研读了陶渊明的诗歌和思想，乃至发出“只渊明，是前生”的感叹。这就已经说明，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走近是使自己摆脱苦痛的有效方式。或许，从自己漫长的宦海沉浮中，苏东坡已然发现，不论儒家将圣史王道阐论得如何动人心弦，终究绕开了个体生命的欠缺和无用。圣人给人的教诲是“哀而不伤”，但哀伤本就是个体的切肤感受，又如何真正做得到“不伤”？
活到当时，苏东坡已见过太多的悲苦和死亡，历史王道无法解决的问题在陶渊明那里受到了极其干脆的唾弃——很明显，面对圣人和儒生们孜孜以求的圣史王道，陶渊明已不屑一顾地转过身去，为自己开辟了拒绝人生苦涩的道路。因此，与陶渊明越是融合，越使苏东坡感到痛苦的远离，所以毫不奇怪，当他编成一部由一百零九首“和陶诗”结成的集子后，会在序言中后悔自己“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并表示“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正是对陶渊明做到了“师范其万一”，苏东坡才终于承受住了朝云之死带来的重创，还承受住了随后接二连三的打击——朝云死后仅过四天，一直对自己颇多照顾的惠州太守詹范被朝廷免职。此外，既觉安慰，又觉凄凉的事是，苏东坡在惠州白鹤峰营建的住房已动工四个月了。两年前到惠州时，因仰慕苏东坡之名，詹范将其安排在三司行衙中的合江楼住了半月，当苏东坡后来搬至嘉祐寺住到第二年三月十九日时，就任广南提刑的程之才又再次将他安排回合江楼居住。到这年四月二十日，苏东坡觉自己终究是流放之人，“占行衙，法不得久居”，决定在白鹤峰自建住宅。当时的苏东坡料必想起了自己十六年前在黄州所建的“东坡雪堂”。当年建“雪堂”，是觉得自己不会离开黄州了，不料建堂后仅过两年，就接到调离黄州的诰命。如今孤苦惠州的苏东坡从内心觉得，这一次怕是“中原北望无归日”了，不如在此再建房屋，以便“俯仰了此生”。唯一没料到的是，比自己年轻二十五岁的朝云会死在自己前面，还来不及住进尚未落成的新居。
到第二年，即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新居落成，苏东坡从嘉祐寺迁入后，就开始了“闭门隐几坐烧香”的日子。过得大约月余，染恙卧榻的苏东坡某日起来后，觉四周安静，心有所感，顺手写了一首名为《纵笔》的七绝：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歌不无陶渊明似的冲远淡泊，导致的后果却是一声晴天霹雳。当诗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到京城后，将苏东坡一手贬谪岭南的宰相章惇读过此诗，咬牙切齿地说了句：“苏某尚尔快活耶！”意思是我将你贬到蛮荒之地，你在那里过的居然是快活日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章惇随即起身，查看哪里才能将苏东坡的“春睡美”剥蚀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四月十七日，已接替詹范为惠州太守的方子容亲来白鹤峰传达诰命，宣布了苏东坡的下一个人生驿站——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也就是发配儋州。
诰命还特别强调，苏东坡必须在八天内离开，往海南赴任。
第三天，即四月十九日，内心凄惶不已的苏东坡告别了朝云墓和刚刚入住不久的白鹤峰新居，与一直照顾自己的幼子苏过再次动身，前往海南。当年从定州到惠州，历经了风雨颠簸的四千多里行程；这一次，路程近了许多，但也仍逾千里。路程不算什么，令人心生悲凉的是，海南与内陆海峡相望，已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苏东坡凄然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重回中原了，毕竟哲宗年轻，章惇得势，朝中早没有为自己求情的大臣，即使有人心感不平，也不会去冒忤逆当今天子和权臣的政治风险。
回首前尘，十七年前，自己被贬黄州，三年前被贬惠州，如今再贬儋州，真是一次比一次遥远，也一次比一次辛酸。别过惠州后，苏东坡和苏过踏上了前往海南的艰辛路途。
二
动身后的第一站，是北上数十里之外的博罗县。博罗县令林天和与苏东坡三年来颇为交厚。在苏东坡初到惠州时，林天和就曾亲自登门拜访，一见如故的结果是他在惠州住了十天之久。此刻与林天和见面，苏东坡才知动身前给广州太守王古去函、希望对方帮忙将自己薄俸折为盘缠的信函为何未见回复。原来王古已被贬至袁州。苏东坡没料自己遭变，身边友人也同样遭变，怆痛之下，与苏过前往广州。
其时，苏东坡长子苏迈已携三子在广州迎候。祖孙三代在江边相聚，苏迈与几个儿子都痛哭不已，一生豁达的苏东坡也忍不住感伤，在给王古的留函中，坦言自己“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则葬海外……生不挈家，死不扶柩”。从中的确可见，苏东坡对前往儋州，不存丝毫返回之想。
与苏迈一家告别后，苏东坡和苏过取道距广州三百三十里外的新会，再过新州（今新兴县）时已是五月。父子二人溯江而上，进入广西境内。刚到梧州，苏东坡就得到消息，弟弟苏辙也在晚自己十余天后的四月二十八日遭贬，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东坡闻讯，禁不住悲喜交加，悲的是苏辙也遭厄运，喜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和弟弟再见一面了。还记得自己在被贬惠州途中，曾特意从陈留绕道临汝，和苏辙话别，屈指一算，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在苏东坡那里，苏辙实为“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的平生知己。不仅在仕途上，二人在文学上也惺惺相惜。
眼下，苏辙携妻史氏和幼子苏远夫妇一行刚到距梧州百余里外的藤州（今广西藤县）。苏东坡急不可待，请人快马送信，要苏辙等候自己。接信后的苏辙也急不可待，立即北转梧州相迎。五月十一日，三年未见的兄弟终于在藤州与梧州之间重逢。二人虽在遭贬途中，能有此意外，都不觉生出苦中有甜之感。苏东坡情难自已，写下一首题为《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的诗歌，其中“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等句，能让人体会到苏东坡当时的喜悦。毕竟，自己要去的琼州和弟弟要去的雷州虽“隔云海”，终还可以“遥相望”。这是他由衷感到的“圣恩”，也是自己在愁苦中获得的一丝安慰。
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苏东坡兄弟见面后，共进饮食的一幕。当时地处荒僻的藤、梧间自无珍馐美馔，兄弟二人就在路边小摊买些汤饼充饥。苏辙毕竟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对眼前粗劣无比的汤饼，实是无法下咽。苏东坡不然，见弟弟放下筷子，愁眉苦脸地叹息，当即三两口将汤饼吃得干净，还对弟弟说了句，“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说罢大笑而起。苏东坡的意思很明确，这些汤饼原本就不值得细细品尝。人在什么境况，就该过什么日子。后来秦观听到这件事后，以“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一句作评。秦观不愧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对苏东坡了解太深，知其面临逆境，总能以最好的方式坦然解决。苏东坡的“大笑”，也是他随遇而安的性格体现。
有了苏辙同行，苏东坡心情大好。为多些相聚时日，一行人索性放慢行程，沿途登江月楼、俯临秀江、观浮金亭、过流杯桥、游冼夫人庙，处处题诗。苏东坡还兴致勃勃地教苏远作诗。到六月五日，一行人到达雷州。有点意外的是，他们在途中虽接到过雷州太守张逢的信函，还是没想到后者竟会亲率手下官员到城门相迎。身为太守，张逢就像苏东坡曾在黄州和惠州遇到的徐君猷和詹范一样，对能亲见名满天下的苏氏兄弟，兴奋非常。翌日，张逢正式设宴接风，将苏东坡一行安排进“延入馆舍”居住，礼遇有加。
不过，雷州既然是苏辙贬地，也就表明，它还是苏东坡和弟弟的分别之地。
在雷州住了五日，苏东坡愁闷早消，唯一感到痛苦的，是久治不愈的痔疮又犯了，整夜呻吟，与其同房的苏辙也“终夕不寐”，以背诵陶渊明的诗歌来安慰兄长，并劝苏东坡从此戒酒。感念之下，苏东坡写下《和陶·止酒》一诗赠与苏辙。
六月十一日，张逢、冯大钧等官员和苏辙一起，将苏东坡送至徐闻县郊外。自藤、梧间与苏辙见面至今，恰好整整一个月。这是苏东坡经朝云病逝、再遭贬谪的打击后，终感愉悦的一个月。面对凄凉晚景，还能在百味遍尝的晚年与苏辙“相逢山谷间，一月同起卧”，实是莫大的慰藉。现在展开在他面前的，是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苏东坡与苏辙都不会想到，这是他们今生最后一次见面。天涯海角从来不是地名，而是内心的旷远感受。登舟时，苏东坡终是放达，对苏辙笑道：“岂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
话中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孔子之言，意思是遇到世路不通，就乘木筏出海。苏东坡借用于此，真还恰如其分。
风帆升起，海水扬波，岸上的苏辙和留下来的苏过看不见了，从未离开过的大陆也看不见了，比惠州更荒凉的琼州近了。从苏东坡后来写给参寥的信中能知，短短百余里海路，居然“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足见当日风浪之大，令人惊心动魄。终于，经过平生第一次艰苦海路后，苏东坡踏上了以为将埋骨于斯的不毛之地。
三
和今天的旅游胜地不同，千年前的海南人迹罕至。早在秦始皇时期，海南便属南方三郡中的象郡边界；到汉武帝时，则直接在海南置珠崖和儋耳二郡，说明海南自古属中国领地。到宋朝时，海南设琼、崖、儋、万四州。琼州东向往崖州，西北向经澄迈，至两百多里外的儋州，沿途人烟稀少，处处高山深洞，是不折不扣的化外之地。
苏东坡在琼州上岸后，没有像抵雷州时那样，有当地官吏率众相迎，尽管任琼州安抚的张景温是自己旧日相识。从苏东坡托言中“以病不果上谒，愧负深矣”的句子能判断，张景温只是派人来安慰和挽留苏东坡，后者以患病为由，婉言相谢。大概与苏辙刚刚分手，苏东坡心情低落，觉得不如尽快赶往儋州。上岛后第一个在苏东坡面前出现的官员，是一个叫黄宣义的琼州倅。苏东坡托他给张逢带去一信，简短的“某已到琼，过海无虞，皆托馀庇”十二字也能见出苏东坡的心情委实苦闷。
因痔痛难捱，不能骑马的苏东坡雇轿而行。到澄迈休歇几日后，再启程往儋州。一路绕山过洞，轿子摇摇晃晃，身心俱疲的苏东坡在轿中睡去。诗人毕竟是诗人，苏东坡在梦中忽得两句诗歌。陡然惊醒后，即命轿夫停轿，然后登上旁边的山峰环顾，苏东坡见眼前层峦错落，深谷嶙峋，极目远望，海水茫茫，果然是山穷水尽之所。一种中原不见、故土难归的日暮途穷感涌上心头，恰在此时，一阵急雨飞来，苏东坡再也按捺不住，挥毫写下自己到海南后的第一首诗歌。诗题很长，为《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诗也不短，如下：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
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苏东坡的复杂心情在这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既有“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绝望感，也有“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的自我安慰；既有“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的眼前现实，也有在“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的发泄后，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的自嘲来对应内心的千回百转。
但内心归内心，感受归感受，自己毕竟不能躲在一首诗中来“喜我归有期”。而且，这时候说“归期”，已不无低头认命之意。他要去的儋州已经不远，此刻真正能做的，也只有把到儋州之日视作“归期”，才能提前使自己获得心安之感。
路途实在难行，从琼州至儋州不过两百多里，苏东坡竟轿行了半月之久，到七月二日方至，此地距京师有整整七千二百八十五里，大宋一朝，没有比这更远的贬谪之地了。理所当然的是，愈远就愈荒蛮，《儋县志》对该地的描写令人触目惊心，“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希矣。”面对这一“非人所居”的绝地，也无怪苏东坡直接将它称为“人烟寂绝鬼门关，更指儋州杳莽间”。
在给张逢的第二封信中，苏东坡笔下已是凄凉无比的“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
不再有前途，不再有友人。初到儋州，笼罩在苏东坡心头的，是无边无际的感伤和无边无际的寂寞。
四
经过十余日“杜门默坐”之后，苏东坡开始检索自己，他终于发现，实因自己“学道未至”，才会“静极生愁”。回想十六年前被贬黄州时，那时的苦恼驱使他在天庆观借来三间道堂，入内静坐了七七四十九天。出关后，觉得精神上有了解脱，应是对道家思想有所领悟所致。如今才体会，所谓道学，真还是其次，主要原因是，黄州虽系贬地，自己却从太守徐君猷那里得到了“相待如骨肉”的厚谊，并接二连三地有了一大批朋友。如今在儋州，不仅没一个熟人，连当地土话也听不懂，谈何与人交流？道家讲究的“自然无为”不是不懂，此刻却终于承认，是自己的修习还不够炉火纯青。如果能真正做到“无为”，就不会有“日就灰槁”的空虚了。
摆不脱空虚，无异于内心已经死亡。苏东坡虽年过花甲，却生命力旺盛，所以，摆脱空虚就是自己真正要做的第一件事。面对一岛环海，四顾无人的现实，继续求助陶渊明就成为了唯一的出路。颇堪玩味的是，苏东坡不仅在因梦而作的第一首诗中，将抵儋州之日视为“归期”，还将抵儋后写下的第一首“和陶诗”直截了当地题为《和陶·还旧居》。
将从未到过的天涯海角视为“旧居”，既是无奈，也是无奈中的决然。决然原本就是性格的体现。从该诗的“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等句来看，苏东坡难说在瞬间就完成了解脱。千里外的眉山故乡有父亲和妻子的坟墓，他们永远在那里安居了，自己虽还活着，却已体会到此身不过是暂寓尘世。所以，不论这首诗有怎样的伤感，终究有种精神的强行超越。更神奇的是，写下这首诗当晚，苏东坡居然就梦见了“旧居”。只是，梦中的旧居不是眉山，而是离开不久的白鹤峰新居。将未住两个月的新居视为旧居，真还再次说明苏东坡走到哪里，就将哪里视为居所的自然随性。
谁都希望人生能够随性，但往往会忽略能使生活随性的物质和自由的前提。要一个人像苏东坡这样，不仅面临物质匮乏，栖身地也在荒凉中，做到随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苏东坡才与所有人有了区分。当他从梦中醒来，又索性提笔写下一首《夜梦》，从“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的起句来看，苏东坡的梦境竟会与童年有关，与父亲和当年的授课老师有关，虽然做个梦证明不了什么，但起码能说明，苏东坡的梦境有种出人意料的安详。就此来看，陶渊明对苏东坡的影响已不仅仅是诗歌，在他的内心，陶诗比道家和佛老思想有更直接的抚慰效果。
但困顿中的抚慰究竟能持续多久？更何况，这是以其绝大毅力强求而来的抚慰。对所有人来说，环境永远是最大的现实。苏东坡可以在精神上以陶渊明为寄托，对现实环境却无时无刻不产生强烈的绝望感。海南终究不比内陆，没过几天，从未体会过海岛生活的苏东坡终于在“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导致没有哪种物件不腐烂的环境中，痛感“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今天觉得海南空气舒适的人，体会不到苏东坡时代齐头并进的“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的暑热寒凉。陶渊明再令人向往，他过的毕竟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即使苏东坡很快发现，海南是一块长寿之地，活到八、九十岁的人比比皆是，但身在如此环境，长寿者不过是“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活得再久，又有什么可羡慕的？
就天性和经历来说，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也很难将苏东坡彻底击垮，但儋州实在是令人难忍之地，在给惠州友人程儒的回信中，苏东坡忍不住将苦恼悉数倾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冻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这是比黄州和惠州更恶劣的现实，也是大宋版图内最令人苦不堪言的绝望之地。苏东坡本性既好食肉，又精于美食之道。想起在惠州时，那里美食虽不多，还可以自己发明，譬如市集上每天会杀只羊，苏东坡为贬官，“不敢与仕者争”，就买下无人要的羊脊骨。他的做法是先煮熟了，趁热捞出，然后滤干，再渍酒撒盐后放在火上烧烤，竟能剔上一整天，津津有味地吃骨头间的微肉。兴致盎然之下，他还给苏辙去信，称“意甚喜之，如食蟹螯”，同时还不无得意地宣称，“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如今在海南，既无羊脊骨让他自制美食，同时还骇然发现，当地不仅“土人顿顿食薯芋”，还对他“荐以薰鼠烧蝙蝠”。向来洒脱的苏东坡听到吃老鼠和蝙蝠的建议后，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亲口品尝。
就这样，过得近半年“以日为岁”的愁苦生活后，苏东坡终于精神一振地等来了意外。
五
事情是十一月时，新任昌化军使张中到任。张中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位列及第第四人。金榜高中，自然应属仕途通畅之人。当他在明州象山县当县尉时，救过一条高丽人的船只，救人救船都是好事，张中却一时兴起，与船上一个叫朴寅亮的高丽人和唱诗而被停官，从此难再启用，混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被打发到无人愿来的荒岛任职。
不无沮丧的张中意外得知，名震天下的才子苏东坡竟然也在海南，不由大喜过望。也只有像张中这样饱读诗书、又远离朝廷争斗的人，才会对苏东坡的大名由衷震撼。这是纯粹的敬仰，没有被朝廷派系左右，也就没有丝毫功利之心。张中到儋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苏东坡，同时还带来雷州太守张逢给苏东坡的信函。对苏东坡来说，这是冥冥中的运数，三次被贬，三地官员都对其心怀敬意，也使他在世态炎凉中体会到一丝温暖。
第一次拜见，张中就对苏东坡的住所大为震惊。近半年来，苏东坡的茅屋就像他在诗中写过的那样，“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张中的仕途虽然不畅，却终究没住过苏东坡这样的陋屋，当即下令，命军士修建一座名为“伦江驿”的馆舍给苏东坡居住。张中还特意将馆址选在自己官衙附近，以便每日登门。在张中眼里，苏东坡乃当今首屈一指的名士，以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从未想过自己能有与之交往的机会，如今有此良机，自然由衷喜悦。
张中果然日日登门，不仅对苏东坡执礼恭敬，还在伦江驿修毕后，将留在雷州的苏过召至儋州。很快，他与苏过成为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和棋友，每日问候过苏东坡后，便与苏过一枰相对，专心对弈。苏东坡对天下之艺，堪称无所不知和无所不晓，唯一力有不逮的就是下棋。棋坛一直有“二十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一说，意思是下围棋需从童年开始严格训练。苏东坡虽喜棋，却“素不解棋”，始终棋艺平平，远非苏过和张中的对手。不过，棋艺低不等于兴趣低。听从苏辙“不要读书”的劝告后，下棋和看二人下棋就成为了苏东坡难得的清闲光阴。旁观日久，苏东坡从“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其味”的观察领悟中，写下了世人津津乐道的“胜亦欣然，败亦可喜”的棋道哲学。个人哲学无不来自当事人经历的人生，所以，它也是苏东坡用一生结晶出的人生哲学。正是因此他也才在常人难忍的环境中获得了坦然和平静。
此外，得张中介绍，苏东坡逐渐认识了一些当地土著如黎子云、符林等人。尤其第一次去黎子云家时，苏东坡惊喜不已地在其书架上见到有几册《柳宗元集》。当时仓促至海南的苏东坡正苦于手中无书，当即借来，日诵不止，后在给程天侔的信中也谈到自己手边“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除终于添有柳宗元可读外，苏东坡还逐渐恢复了山水间散步和入寺进庙的习惯。从他“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等诗句看，苏东坡算是摆脱了初至海南的愁闷，心情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但不是所有官员都像张逢和张中一样仰慕苏东坡，该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广西经略安抚司走马承受段讽将张逢优待苏东坡和苏辙的之事上报朝廷。章惇闻讯大怒，当即于绍圣五年（1098年）二月请旨，诏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往雷州按察。董必素以心狠手辣著称，吕升卿则与苏东坡兄弟原有仇怨。章惇特意派遣他们前往，用意不言自明。幸好，知枢密院事曾布闻讯后，即刻上禀哲宗，认为不可派吕升卿按察，万一苏东坡兄弟听闻仇人来查自己，一旦“望风引决……岂不有伤仁政”？左司谏陈次升也进言哲宗，“元祐臣僚，今乃欲杀之耶？”哲宗答了句，“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哲宗之言，算是保住了苏东坡和苏辙的性命。对章惇来说，杀苏东坡兄弟是一选，让他们生不如死也是一选，遵旨后，即命董必前往雷州按察。
董必到雷州后，无需多费周折，事情已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三月二十四日，董必写下奏书，称“朝请郎知雷州张逢于辙初到州日，同本州官吏门接。次日为具召之，馆于监司行衙……”也就是将张逢率众出迎及翌日设宴接风，以及将苏辙安排到行衙居住之事进行了禀报。朝廷诏令立下，贬苏辙移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张逢免职，给苏辙修缮过住宅的海康县令陈谔也遭改调处罚。
一边调查苏辙，董必一边得知张中在儋州为苏东坡建“伦江驿”一事，当即要亲自渡海查治。幸好，董必手下有个叫彭子民的幕官天良未泯，以“人人家各有子若孙”一言，劝董必为后代积德，才让他收住了落井下石之心。但事情既已听闻，董必也不可能装聋作哑，遂派一小使臣渡海，探询儋州之况。使臣到后，没有过多为难，只以“流人不得住官宅”的朝廷规定，命苏东坡父子搬出伦江驿了事。一年后，给张中的免职处罚也终于姗姗而至。已迁至城南南污池侧造屋的苏东坡深知是自己连累张中，又心伤分别之苦，凄怆不已地写下《和陶·与殷晋安别》一诗赠与张中。没想到，诗中的“恐无再见日”竟一语成谶。张中离开海南后不久，苏东坡就收到张中病逝的噩耗。
六
搬出伦江驿不算什么，给苏东坡带来真正打击的，是得知苏辙被贬往循州的消息，尤其是对自己兄弟友善的地方官尚不能自保，何况自己和弟弟是戴罪之身？自己与弟弟诗名再盛，也不过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当朝廷颁布“新政”的消息传来，更令苏东坡不寒而栗。
所谓新政，也就是受章惇指使，中书舍人蹇序辰于元月上疏，称司马光虽去世多年，但其乱典刑、改法度、讪宗庙、睥两宫的行为“踪迹深秘，包藏祸心”，需将散于各处的章疏案牍汇辑收藏，尤其追随司马光的旧党言行，更应“选官编类，入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后世大戒”。哲宗准奏后，摇身变为主事的蹇序辰立即下令，四处收集元祐群臣的章奏文书，一篇篇审阅，只要是反对熙、丰新法的上书人，无不严惩，短短数月，遭流放的官员达数千人之多。面对权力，拍马屁的自然少不了，譬如知虔州钟正甫就在二月十三日上言说道，“伏闻朝廷以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等悖逆罪状，命官置局，编录成书，以正邦刑……”从中可见，此次“命官置局”的打击对象，除已去世的司马光和吕公著外，活着的就是以苏氏兄弟为主要人物了。
苏东坡的不寒而栗就在这里，倘若天涯海角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最后贬地，那么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而且，随着苏辙的被贬，传来的消息无不令其心情沉重，“苏门四学士”中秦观原已从郴州贬至横州，如今又再贬雷州，另外的张耒和晁补之也被降为监当官。苏东坡当时发出的“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的悲叹，既是给张中的送别之言，也未尝不是面对来日危机，有种刻骨伤痛。
虽然朝廷没再追加苏东坡的罪名，但在命运眼里，觉得自己给苏东坡才华太多，与之匹配的苦痛就嫌不够。紧接着，令人发狂的消息再传孤岛。一生极重友情的苏东坡遭贬之后，曾经的官场朋友都避之不及，唯独一个叫参寥的僧人始终与其保持往来。早在二十多年前，苏东坡尚任杭州通判时就与其因诗结缘。当“乌台诗案”爆发，苏东坡被贬黄州，参寥千里迢迢，追至贬地相随。待苏东坡离开黄州，参寥又陪至庐山等地游览，后隐居潜山。当苏东坡于元祐六年（1091）三月将离杭州之时，填下一阕“寄参寥子”的《八声甘州》，其中“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的肺腑之言，令人体会到二人间的惺惺相惜。如今，当参寥得知苏东坡贬至儋州后，立即写来书信，告知将带徒弟法颖来看望。自古落难见真情，苏东坡大为感动，但知路险途危，尤其海上风暴，自己曾亲身体验，于是赶紧复信，劝其“若是至人无一事，冒此险做甚么？千万勿萌此意”。但事情已由不得参寥做主了，当时天下皆知，朝廷的“命官置局”，是为专门对付苏东坡，乃至有人连参寥也一并告发，子虚乌有的罪名是冒用度牒。结果是参寥还来不及动身，就被勒令还俗，发配兖州（今山东济宁）。
此外，还有一个叫钱济明的人，于元祐年间和苏东坡交情厚密。前番本欲和董必同来雷州的吕升卿弟弟吕温卿正任浙东转运使，索性将钱济明锁拿下狱。对苏东坡来说，自己的苦痛可以承受，没想到接二连三地连累到友人，内心实感怆痛。由此可见，此时的苏东坡不仅在生存问题上被逼入绝境，在思想上也被逼入绝境。“此生念念成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的诗句能令人感受到他凄凉至极的内心。
七
有无可奈何的风雨，就有无可奈何的人生。对此时的苏东坡来说，道家和佛家思想都不再令他感到解脱，何况他已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自己“学道未至”。当人觉得思想缥缈，就会觉得每天的生活无比现实——生活也迟早会让每个活着的人感受它的分量。在活过花甲的苏东坡那里，已无日不体会到思想是思想，生活是生活。对于二者，既谈不上泾渭分明，也说不上彼此融合，只能说它们常常处于分散、对立、纠缠、聚合的循环当中。世人常问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既是哲学中的哲学，也是生活中的生活。苏东坡越是深入陶诗，就越觉得陶渊明才是真正的生活智者，于是，他把全部身心继续投入到陶渊明身上，提笔写下《和陶·归去来辞》，其引言就很直接，“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
这是他对自己在海南写下的第一首诗的深化，言明写此和诗，是体会到人生漫长，不知何处为家，却不得不处处为家，此刻孤悬海外，海外便是归所。与两年前上岛时写下第一首诗中的“喜我归有期”相比，苏东坡已无丝毫自欺欺人的幻想，从其起笔的“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凄悲。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来看，苏东坡已彻底接受了“南迁安得归”的现实。时光如电，一切不可追回。后文中的“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更使人发现，苏东坡对人生“无行亦无留”的真相有了刻骨入髓的体认。
今人总说苏东坡性格豁达豪迈，豪迈的确不假，但要揭开人生的真相，已不是性格豪不豪迈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深入的问题。从苏东坡的毕生作品看，时时都反映了性格，到最后也超越了性格。多一次被贬，对他内心就多一次塑造——我知道这话说来有点残忍，但它又的确是苏东坡连遭贬谪和内心经历的双重现实。从他写在黄州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等诗句看，可以说他那时对人生已有了深入领悟；再从他写在惠州的“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等诗句看，又能体会苏东坡对人生依然抱有隐秘的期待，尤其随后的“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之句，更说明他仍抱有为民请命的入世之心。当他来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岁已至晚年，身已至孤岛，所有该经历的都已经历，罕有人经历的他也都亲历。很多事看似源于政治伤害，但政治与伤害，本就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既然是组成部分，也就是必须接受的部分。从他当时写下的《试笔自书》来看，苏东坡不仅有了接受，还有了他人难及的大彻大悟：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短短一百余字，将人与现实的本质写得透彻无比，尤其以蚁作喻，会令人涌起莫名的虚无。苏东坡自己并不虚无，至少，谁敢否认苏东坡说出的不是真理？真理的效用就是击败虚无。面对无穷宇宙和无穷时空，天地难道不正如岛屿般在一摊积水之中？九州难道不正如岛屿般在大瀛海中？中国难道不正如岛屿般在四海之中？人总是听到要有视野的教诲，不论说的人如何语重心长，听的人如何虚心受教，一旦视野如苏东坡这样穷尽一切，最终只会觉出人的渺小，甚至难免会像蝼蚁样发出“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的茫然之问。
这篇《试笔自书》，它和陶渊明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
陶渊明笔下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与苏东坡的“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有什么分别？而且，陶渊明随后的“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更不可能不唤起苏东坡的由衷共鸣。对苏东坡来说，的确“此已非常身”。尽管二人的现实遭遇大相径庭，性格也千差万别，但都在滚滚红尘中亮出了鲜明一致的态度。回头再看《和陶·归去来辞》，也就令人无法忽略其中的“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之句。正是有此看透人生的一问，苏东坡才会将该文写毕后寄给苏辙，希望弟弟也和一篇。不过，苏辙因迁至循州，一时无暇顾及，到苏东坡去世后，苏辙在整理家书中重读此稿，才“泣而和之”，此为后话不叙。
八
看透了人生，不等于就在现实中有了超脱。苏东坡唯有全身心投入写作，才能进一步排遣笼罩心头的孤寂，也才能忘情于人世，忘情于伤痛。对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幼子苏过，苏东坡发现他年纪虽轻，对庄子思想已颇多接受。虽然苏东坡自己的思想也不无齐物色彩，却毕竟知儒学才是正统，便劝说苏过先抄《唐书》，后抄《汉书》。在给程儒的信中，苏东坡颇为欣慰地将苏过的抄书行为称为“穷儿暴富”，并表示自己若非年老，目昏心疲，也想将这些典籍抄诵。
虽未亲抄典籍，苏东坡已彻底沉下心来，翻出自己在黄州所作的《易传》。这还是父亲苏洵曾计划完成的著作，但天不假年，苏洵于五十八岁时病逝于京师，临终前嘱咐苏东坡完成自己的遗愿。但官务倥偬，苏东坡哪有闲时？只有到黄州为贬官时才未受牵绊，于“东坡雪堂”中写下九卷《易传》未定稿，如今年纪虽老，却长岁空闲，正好可将《易传》定稿。终于完成之后，苏东坡又全力以赴，投入《书传》的撰写，至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终于呕心沥血，完成十三卷。加上早在黄州完成的《论语说》五卷，苏东坡以半生心力，脱稿了三种皇皇学术巨著。面对自己皓首穷经的心血，苏东坡不无自负地给苏伯固去信说道，“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
但在世人眼里，其他足以称道并超越那三种巨著的，是苏东坡自己的诗文创作。早在完成《书传》之前，就有一个叫刘沔的人因极爱苏东坡作品，四处搜集，竟编成多达二十卷的《苏轼诗文集》寄到海南。这是苏东坡自己即便动念也不知何时才能着手的编辑工作。收读之下，他感慨万千。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毕生声名就建立在这些文字之上，毕生的磨难却也来源于此；另一方面，自己履痕遍及南北，随手写下的文字散于各处，万没料有人会“默随其后，掇拾编缀”。就刘沔寄来的二十卷诗文来看，其中竟“无一篇伪作，又少谬误”，从中既见刘沔付出心血之多，也见出苏东坡诗文在当时的影响之巨。
在给刘沔的回信中，苏东坡心情不无复杂地写道，“轼平生以语言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
这句话令人想起他贬谪黄州时，就发出“平生文字为吾累”的感叹，但感叹归感叹，随着黄州生活的安定，不再行文的念头很快让位于日复一日的奋力笔耕；到被贬惠州时，又发出“某一饱之外，亦无所须”的痛定思痛，结果还是因诗再贬。到儋州之后，苏东坡没再如前两次被贬时那样，宣称不再动笔。这不是他自认的“习气宿业，未能尽去”，而是终于知道，当自己的一生抱负不可能完成于仕途中时，文字已不再是“为吾累”的不祥之物，而是与自己“得失相补”的全部人生。苏东坡在海南的创作数量难说比得上在黄州之时，尤其词作，可考者不足十阕，但质量之高，使南宋奉议郎朱弁在影响至今的《风月堂诗话》中直言说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
语言和艺术的登峰造极，是源于经历的大起大落，也是人最终能在痛苦中披荆斩棘的唯一武器。对苏东坡来说，痛苦不是简单地遭遇流放，而是重新认识生、认识死、认识天地和宇宙、认识人到极限后所能领悟的一切。
苏东坡在海南的确到达了自己人生的极限，不仅年龄与经历决定了他的思想高峰，生活的一点一滴也得亲身深入，就连写作的墨水也得学会自造。面对窘境，苏东坡不仅未怨天尤人，还兴致勃勃地就地取材，收烟煤造墨，结果“足以了一世之用，还可以送送人”。从中足见苏东坡已达万事不萦怀的超然。不过，再超然的人，一旦面对奇迹，仍会免不了思绪震动。奇迹发生在《书传》将要脱稿的元符三年（1100年）暮春时，早不作离开荒岛之想的苏东坡猝然面对了能重归中原的人生之变。
九
消息于二三月间传来。不是屡次称“独元祐臣僚不赦”的章惇良心发现，而是年只二十五岁的哲宗于正月初九驾崩。朝廷慌乱，急需立新帝。因哲宗未留子嗣，立何人为帝就成为向太后与章惇间的交锋。章惇先后议立简王赵似和申王赵佖，都被向太后否决，后者主张立端王赵佶。当章惇说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之言后，被曾布厉声呵斥。蔡卞、许将等人也见风使舵，支持向太后立端王。最终赵佶登位，是为史上“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宋徽宗。
一朝天子一朝臣。苏东坡对苏过说道：“吾归无疑矣。”
赵佶即位后，果然大赦天下，他一边安抚性地封章惇为申国公，一边叙复元祐臣僚。被章惇流放各地的范纯仁、刘奉世、吕希纯、吴安诗、韩川等人陆续官复原职。在诰命于五月中旬到儋州前，苏东坡已得秦观来函，知自己将移往廉州（今广西北海）安置。同时得知，苏辙被授濠州（今安徽凤阳）团练副使，移岳州（今湖南岳阳）安置。对苏辙来说，可北过岭南了，对苏东坡来说，则终于可离四顾途穷的孤岛，重回大陆了。给朝廷写过谢上表后，苏东坡又动手给秦观回函，告知自己的登舟日期及经行路线，并说明自己欲在廉州终老的愿望。
告别儋州，苏东坡与过海来见的吴复古同行，先抵澄迈，再过琼山。此时已六十四岁的苏东坡先悲欣交集地写下“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的劫后余生之句；到六月二十日晚间，连夜渡琼州海峡的他眼望青天碧涛，再也难耐对自己一生颠簸的万千感叹，又提笔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七律一首：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证明苏东坡已解开全部痛苦和束缚的一首诗，也是其性格再次得到淋漓展现的一首诗。死里逃生的人，往往有后怕之感。在苏东坡这里，不仅没有后怕，相反有种自己没有辜负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生之感。人生平淡的总羡慕人生壮阔的，只走寻常小路的也总羡慕走过崇山峻岭的，但极少有人或甘愿或被迫去走崇山峻岭的一生，对苏东坡来说，活到今天，他的一生起落已不是简单一句“性格豁达”就可以来对应的。就本性而言，苏东坡固然豁达，但也只有从真正的天涯海角归来，才能最终体会什么是经历，什么是活着。
终老廉州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八月二十四日，朝廷诰命传至，迁苏东坡为舒州（今安徽安庆市）团练副使，移永州安置。曾经千里南下，如今重新北上。心情不错的苏东坡再抵广州、过英州、经蒙里（韶关曲江），再翻大庾岭。南宋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写有一则故事，说苏东坡当时走到岭上，在一村店休息时，有一老翁出来。得知眼前人是苏东坡后，老翁作揖说道：“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苏东坡谢过老翁好意，在店壁上写下“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一诗相留。寥寥二十八字，横越南下北归的七年，不尽沧海桑田之感。
过岭之前，苏东坡在英州时就已得旨，“复朝奉郎……任便居住”，后面四字表明，可以不用长途跋涉地去湖南了，心情振奋的苏东坡过岭之后，又至虔州、过赣州，一路旧地重游，恍如来世今生同时经历。当苏东坡再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吴城山时，已跨年到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从英州获赦的刘安世赶来相见，二人携手再上庐山。险秀如常的庐山依然没变，十七年前游过的栖贤寺和开先寺却已“殆亡其半”，令人唏嘘，唯彼时写过《题西林壁》的苏东坡已遍阅人生，今日登临，已不会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了。
下山后，苏东坡又舟发皖江，经舒州，过当涂，于五月一日到达金陵。如今沿路处处旧地重临，处处旧友重逢，无处不感慨，无处不题诗。因与程之元和钱济明有约，苏东坡又前往镇江，三人在金山相聚，结伴登山，步入金山寺游览，与寺内方丈一同用饭后，再到妙高台室内饮茶。意外的是，室内墙上竟有幅苏东坡画像。一问方知，画下此像的是一个来自成都中和院的僧人。苏东坡细细看去，只觉一个昨天的自己正与今天的自己对视，越看，竟越觉得画中人在询问自己，到此有何感受一般。
百感交集的苏东坡在画像上题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两鬓斑白的晚年，这首诗便是自己一生的回顾和总结。将三处贬地视为“平生功业”之所，是想说明自己不惧人生的低谷吗？当然不是。在苏东坡宦海浮沉的一生中，学过道、问过佛、习过经，目的无非是希望自己最终懂得人生。唯在三处贬地，自己的思想才一次次破茧成蝶。撇开官场的你死我活，道家的成仙之梦和佛家的出世指引，都不足以告诉自己人生的真正内涵。在陶渊明那里，他理解了淡泊，在天涯海角，他发现了真实。若没有三处贬地，他不会深入地理解陶渊明，更不会发现，除了脚下的大地，没有任何地方会有真实。正因为自己懂得了真实，生命中才有真实的参寥、有真实的王箴、有真实的杜舆、有真实的王复古、有真实的巢谷——为了去海南看他，巢谷病死在舟车劳顿的途中。这些震撼人心的事情在行为人那里只觉普通，也就无怪离开金山寺一个多月后，苏东坡病逝常州时，最后会坦然写下一句“死生亦细故尔”。当钱济明最后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东坡的回答是“此语亦不受”。不受的原因无他，佛家所言的渡人，是人临死时乞求慰藉。苏东坡的一生已不需要慰藉，回到他离开儋州时写下的《别海南黎民表》一诗，早见其对人生的彻悟，已在天涯海角获得：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将自己视为海南之民，将故乡视为寄生之所，即便生死也无劣优，这就是苏东坡对生活底牌的翻开，它印证了苏东坡的一生胸襟和本色，印证了他对四海为家的真正体认。做到这点，是他终于发现，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场“譬如事远游”的过程。千年后的今天，谁还给出过更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2］《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3］《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苏轼及其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苏轼年谱》孔凡礼著，中华书局，1998年版。
［6］《东坡笔记》毛晋著，有正书局，民国版，年代不详。
［7］《独醒杂志》曾敏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冷斋夜话 风月堂诗话 环溪诗话》朱弁等著，中华书局，1988年版。
［9］《避暑录话》叶梦得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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