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布图改编自《良渚古国》插图。
11月26日下午，159-1期文汇讲堂在腾讯会议室举办，澎湃新闻网提供特别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陈胜前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和世界考古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分别在《文明起源：中西比较视域及中国贡献》下作主题演讲，并与听友互动。 版式：李洁 整理李念、童毅影 陈胜前：由中国考古人自己揭示中华文明“相变” 文明探源，并不是特别新鲜的话题。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早期的探险者、考古学家掀起了探索古文明的浪潮，比如谢里曼去探索古希腊的特洛伊古城，史蒂芬去探索玛雅，皮特里去探索古埃及。
中国古文明的发现，最早是1928年殷墟的发掘，再往前追溯是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1899年清朝末期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983年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发掘，重新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的新征程。新世纪前后，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了高潮期，包括1999年至2001年确定陶寺中期城址，2007年确认良渚古城，2011年确认石峁古城。
由此看到，中国文明研究起步晚，高潮在最近一二十年，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幸运。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发现都笼罩着西方考古学家强烈的殖民色彩。比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直接掠走了古希腊的黄金和文物。而中华文明的探源，是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来揭示的。
为何要研究文明起源 为何要做中华文明探源？从外部环境看，包括时代背景、社会进步，还有相关学科发展的时代精神。比如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民众对相关的文化需求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从学科内部角度来讲，包括材料的发现，像红山、石家河、陶寺、良渚、石峁等一系列有关中华文明遗址的发现推动了研究；还包括新方法与新技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文明理论探索，总体上可用研究范式来概括。
回顾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到革命”。1978年后苏秉琦先生强调“我们要去研究中华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给考古学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包括大科学的组织优势，能集中大量的研究者和机构进行课题的协同研究、能进行多学科的合作，无论是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都非常火热，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学者都纷纷参与进来。
何谓文明，为何要有标准
理论维度上而言，何谓文明不仅仅是考古学者在研究。
第一方面是理论的演绎。哲学家、思想家包括霍布斯、卢梭、马克思、韦伯等众多学者都在思考与文明相关的问题，这里的文明指的就是国家。
第二方面是以类比为基本理论的中程理论的构建。例如，民族考古主要是人类学家在做，直接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做，计算机模拟社会复杂性的演变是科学家在做。中程理论主要是提供一个参考框架，不是直接得到人类过去的历史。考古材料本身并不会讲话。比如考古发掘了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距今大概5800年到56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古国，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石钺之类的东西，象征着社会公共权力，就需要理论模型加以解释。
第三方面，则从考古材料中归纳与提炼。
文明至少有三重属性——文化历史阶段、社会组织状态、社会存在的形式。相应，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三个阶段：发现并描述材料、去解释材料、理解材料。基于此，产生了三种共存的研究范式：文化历史考古范式、过程考古学范式、后过程考古学范式。文化历史考古范式里，第一反应还是寻找标准。
文明的标准，很多时候会强调城市、青铜、文字三要素；现在采用的新标准，强调等级分化、聚落体系、专业化分工、物品的精致化等等一系列的特征。但只要是标准，作为外部的物化特征，一定会存在地区差异，因此，文明外在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本质上是“社会复杂性”与“系统状态”的变化。
考古学中的中华文明探源 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距今约六千年前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距今五千年，以良渚为代表，早期国家形成；距今四千年，夏王朝建立，王朝统治出现。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系列“相变”的结果。“相变”，形象地说，就如同水在气态、液态、固态之间转化的过程。
为什么会有“中国”这样的观念，最早苏秉琦先生提出六大区系类型，后来又做了扩充。我们以洛阳为中心，以洛阳到北京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圈，基本上就是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谁控制了中原，谁就能以最小半径控制最大的区域，大家都往中间汇聚，就是“中国”的原始含义。这也是张光直先生提出来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文明四个板块的互动来看，这四个板块分别是农耕的东南板块、游牧的西北板块、生态交错带板块、海洋板块，四大板块之间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理解史前中国文明的格局，可能更符合当前的认识。
李新伟：“最初中国”形成是文明标准的必要组成 我理解，文明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会有国家这样的政体出现。二，文明是文化共同体的出现。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西方的城市、文字、冶金术三要素说。中国学者中，夏鼐先生论述的三要素是：城市、金属、文字。
有待完善的文明标准中国方案 最近我们提出了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王巍研究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历几个阶段后提出了文明的定义，包括：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
目前我们的认识更多地限于一些文明的表现方式是中国式的，像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西方文明会有金属冶炼，我们可能会有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等。因此，中国方案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发展和完善。在我看来，至少中华文明的定义应该加上一条——最初中国的形成，或被称作中国的文明体的形成。
中国文明史前“灿烂的转折期” 参照了世界文明的普遍标准，加上中国特殊的元素，中国考古界对中国文明何时形成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一般认为距今六千年左右，文明形成的进程开始加速，各个地区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发展。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包括山东、江苏北部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凌家滩、崧泽文化，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所有这些文化在距今6000-5300年间有了灿烂的发展，我称它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
我们看到如“满天星斗”一般的灿烂场面。各个地区选择了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宗教取向的红山、凌家滩；世俗取向的用陶器表达身份的崧泽和大汶口；大溪文化选择有所相似；庙底沟类型中有大型的聚落、大型的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并不凸显个人的身份而更注重公共事务。
与多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密切交流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
以凌家滩、红山的玉器举例，两地相隔一千多公里，玉器竟如此之相似，但日用陶器并不相似；河南灵宝的西坡大口缸，普遍出现在同时期的各个地区。我们在大口缸的残留物里提取到了红曲酶素，稻米酿的酒加上红曲酶素会呈现血红色，极可能这是用在重要场合。器物的传播也是表现一种仪式礼仪的观念传播；同样流传的还有象牙镯等象牙用品，用于相关的仪式活动；钺，在各地普遍是权力的标志。
这些天文知识、宇宙观念和礼仪制度，都是只有为社会上层所掌握的高级神秘知识，没有面对面的教授很难掌握。例如，凌家滩大墓的墓主，可能要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如春分的夜晚，喝下特制的红色酒，跳一个特殊的舞蹈，达到特殊的状态，才学到了通神知识。交流获得的知识有助于增加权威，长途旅行本身也是壮举，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高层人员拥有足够动力跨越千里进行远距离的交流。交流也会有记载而便于传代，虽然至今未发现。
这种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一体化的进程，形成了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它的范围就是后来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其重要的文化精粹也是后来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粹，它就是最初的中国，现在多元一体国家的雏形就在那时形成了。
良渚古城：早期国家的社会发展得到世界公认
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就已经形成了。我们还要找到一个有更高发展程度、能够和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相媲的社会发展。环太湖的良渚文化提供了发展的范例。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分工、剩余产品的积累，在良渚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良渚有大规模的水利系统，有五千年之久、用草包泥砌成的长坝；有筑在高处的高坝系统、水利调节系统，调节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余姚施岙遗址，新发现了8万平方米的良渚稻田，农田建设相当有规模。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池中寺中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折算过来约190多吨，可见良渚领导者生产发展的能力，聚集剩余食物的能力，而这些都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准。
社会发展、等级分化、王权形成，在良渚的反山墓地随葬品中可以得到印证。良渚最有名的玉琮，上面有完整和抽象的神人兽面像，看出当地是依据宗教来维系社会，展现权力。
从玉器看，这一广大地区的宗教是统一的，而良渚古城又显示出了最高的宗教地位。这些都是达到世界比较公认的早期国家标准的社会发展。良渚古城遗址群2019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国际学界对其社会发展程度的认可。
后500年内：石峁、陶寺、二里头等早期国家出现 中华文明形成以后，良渚文化大概在5300-4300年前结束了，此后500年是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孕育的阶段。
良渚衰落以后，影响到了北方的石峁地区，它也有人工打造的高层的仪式空间，有和良渚一样的宗教观念的石雕；在黄土高原的东南角晋南的陶寺遗址，也发现了有300万平米的大城和宫殿区、被称作观象台的设施；陶寺出现了最早比较明确的红色颜料书写的朱书文字。
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墓葬，随葬品来自四方，王者或真的已经心怀四方了。多元一体的相互作用圈的互动下，又一个新的早期国家社会出现，并有新的政治理想。
在龙山时代文化继续动荡整合下，嵩山东南麓人群西进洛阳盆地形成了二里头遗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偏晚期的都城，这是考古学上能最明确认定达到王朝标准的都城。
这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考古发现，它实证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
吕厚远：气候环境和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未断基础
理论上认为，古气候变化可以通过影响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进一步影响到文化、文明的演替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呢？证据链和逻辑链又在哪里呢？
两万年以来气候巨大变迁，人类走向原始农业 今天全球文明分布的格局是在过去长期气候变化与文化、文明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形成的。
大约从6500万年开始，地球进入新生代，气候进入了变冷模式，人类开始在非洲出现。两极有冰之后，大约在200万年前后，直立人开始走出非洲，走向欧亚大陆。直到大约10万年以后，生理结构上与今天一样的人类——现代人又一次走出非洲，约在10-5万年到达了东亚。
10万年以来的这个时段，涉及到世界考古学的三大议题——现代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
最新研究表明，发生在距今约12900年到11700年之间，有1200多年寒冷的时间，温度下降约5-7摄氏度以上，这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但它主要影响了北半球，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寒冷事件。
两万年以来，全球升温约6-9摄氏度以上。全球海平面比两万年前升高了约130多米。两万年前，我国东部大陆架全部出露，海岸线在钓鱼岛附近。1.5万年前左右，海平面低于80米，大陆架出露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适合人类长期生存的地方。到了8000-7000年前是高海平面时间，我国东部沿海约有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没，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被淹没了。
正是在这两万年以来气候环境巨大变迁期间，人类社会完成了从长期的渔猎采集到原始农业、文明社会巨大转变，分别在中南美洲、西亚和东亚驯化出了玉米、小麦、水稻、粟黍几种农作物，并形成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社会规则等有显著差异的东西方文明。
古气候-植物考古揭示出为何世界三地同时发展了农业 农业何以起源，是困扰着国际学术界一个多世纪的难题。每个假设都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个地区、某个种类的起源问题，但是都无法同时解释农业起源相互关联的时间、地点、种类三个问题。过去的许多假说是依据西亚考古的证据提出的，东亚早期农业考古的证据上，中国缺少种类鉴定的证据、缺少野生-驯化鉴定的标准，同时也缺少两万年以来连续的、定量的古气候记录。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植物考古学家建立、完善推广多种农作物提取、分析、鉴定、测年方法，在国际上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文。从植硅体方法看，通过对东亚地区几千种现代植物的茎、叶、果实进行系统解剖、测量和检验，发现黍、粟稃片上的细胞形态具有明确的分类意义，我们首次建立了区分黍、粟、狗尾草及其野生种类的鉴定标准。通过层层解剖，发现水稻的稻壳双峰型、叶片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成功建立了水稻野生、驯化的鉴定标准。
随后，通过对多处考古遗址、地层、沉积物、石器、牙结石、淀粉粒、植硅体、结合炭化颗粒大化石和年代测试，发现水稻在驯化过程当中，距今1.2-1万年间发生中断或者是退化；黍粟驯化是从1万年开始的，驯化过程超过了2000-3000年以上。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植物考古工作通过对黍粟旱作和稻作驯化的研究，首次获得了1万年前黍粟、水稻开始驯化的证据，并把东亚农业起源时间从8000年推进到1万年前。
我们建立了一个气候-农业-人类活动关系的证据链。从植物考古上看，人类采集植物的种类最后集中在1年生、季节性生长、自花授粉的禾本科上。只有在北纬30度线附近的中美洲、西亚、东亚内陆大江大河流域，甚至是大陆架地区，既是“新仙女木事件”影响显著的地区，也是土壤发育适合禾本科植物繁衍的地区。这就从时间、地点、种类上回答了农业起源的难题。
四千年前后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气候和农业证据 约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广泛、剧烈的寒冷事件，造成全球大范围气候异常和古文明的崩溃，包括古两河流域阿卡德、古埃及古王国、古印度哈拉帕等文明的崩溃和断裂。但在中国的东北、中原和南方的不同区域农业-文化的响应是不同的。东北辽西的旱作农业和文化，和我国南方的稻作农业和文化，都在4000年以后衰败了，而北方的甘青一直到中原地区的旱作农业和文化，在这个寒冷事件中反而得到发展，成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得以延续的关键节点的关键支撑。
实践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面对不断破解的难题和不断产生的新疑问，我们需要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在科学体系上，改变以人类学为主流的西方考古学科学体系，来构建以文化-文明-环境协同演化的考古学科学体系；在学术体系上，改变以区域农业、文明起源为基础的西方学术体系，构建以全球农牧渔文明系统演化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在话语体系上，改变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全球话语体系，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话语体系。
实践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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