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红十字
1935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序列里，出现这样一群奇怪的战士，他们一边走，一边小声唱着很怪的歌：“阿司匹林托式散，先治咳嗽后治喘……”有时，他们会突然抓起挂在背包上的小木片，低头看一眼，然后将木片放回去，继续低声唱歌。宿营时，这群战士不会马上睡觉，要么在衣服或铺盖卷上缝着什么，要么用细线小心地打结，然后又拆开。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呢？
帆布担架都算“高大上”
其实，这些战士是红军在长征中设立的流动医护训练班的学员，到长征结束，这个班培养了数百名军医、看护人员及卫生员，仅红三军团卫生员就有九成是从这个班里出来的。他们在长征及之后岁月里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和群众。
作为官兵一致、以兵为本的革命队伍，红军始终重视卫勤工作，可以说，卫勤体系是随着人民军队创立而一步步建立起来。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1925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学时就入党了，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撤至花县，编成红军第四师，他出任军医处长，头一回把自己的所学用于卫生勤务。
比起广州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的条件更差，因为军事形势太严峻，重伤员只能托付在沿途的药房甚至老百姓家里，轻伤员勉强随队行动。1927年冬初，部队大体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便立即组建后方医院，各团成立卫生队，以红十字旗为标示，专门医护人员也带上红十字袖章。1928年春，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师，组成红四军，不仅有了更健全的党政工作体系，基层营连卫生工作也开展起来，对个人卫生、宿营地设施要求更细了。红军的战时救护要求是“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不准有伤病员得不到救护（的情况）”。老战士回忆，各部队都把红31团当模范，他们有装备帆布担架的正规担架排，而此时多数红军担架是用竹子和稻草临时制作的。
革命的人道主义
1929年，中共湘南特委奉命建立黄岗医院，号称能收容千名伤病员，其实这座设在破庙的医院在敌人封锁下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用品，只能就地取材，像手术用的刀、剪、锯是靠铁匠打制，探针和镊子是用竹子切削成的，注射液则是用土蒸馏器自制。为搜集药品，医院成立草药科，请当地中医和药农进山采掘药材，然后再自行配置丸、散、膏、丹。有些专业器械实在无法自给，像唯一一副胶皮手套、少得可怜的注射针头、止血钳和三折器械包，医院都是专人看管，伤员也纷纷主动要求留给更急需的战友用。
除了物资奇缺，专业人员也很少，全院收容大量伤病员，可只有四名医生和七八十名护理员，因为缺乏固定病房，重伤员被安置在山洞中，轻伤员分散借住百姓家，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端着盆子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地上门治疗和换药。除了治疗，他们还给伤病员做思想工作，空闲时间还得自己种瓜种菜，养猪积肥，改善伤病员伙食。看到医院上下不辞辛苦，伤病员们都能主动配合治疗，亲历者回忆，当时指战员极少有住院两个月以上的，大部分轻伤员根本不肯下火线，担心增添医护人员的负担。
随着苏区扩大，红军卫勤体系也开始进化。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后，将隐蔽在周边的伤病员集中到县城，毛泽东亲自动员当地名医戴济民参军，他说：“当医生的，向来说搞人道主义。但在旧社会是为个人利益，为少数人服务的，如果参加革命工作，为伤病员服务，那就不是为个人利益的人道主义，而是为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最光荣不过的。”戴济民很快组织全城中西医，前往青原山大庙的红军伤病员集中点，那里条件很差，也缺乏管理，伤病员已有三天没得到护理。戴济民与红军干部当机立断，马上成立“红色第一分院”，将伤病员按情况分为四个连：一连为重伤员，二连为轻伤，三连是下肢溃烂的病员，四连是内科病人。按照分工，三、四连由吉安中医负责，而7名西医负责800多名轻重伤员的医疗护理。由于工作太忙，医护人员每天无法保证四个小时的基本休息。随着根据地扩大，红色第1分院在不到1年时间扩大到1个总院和4个分院的规模，每个分院能够容纳500名伤病员。
消灭“时疫”的奇迹
建立最初的野战医疗体系的同时，红军还在党的领导下协助苏区预防疾病。1932年，《红色中华》杂志上发表《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一文，指出“卫生防疫运动的开展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的健康运动，是为强固革命力量去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的运动”。由于条件简陋，根据地防疫体系首要任务是改变农村旧有卫生习惯，加强农民卫生防病意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后，颁布的《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确立6种防疫办法，包括房屋定时大扫除，垃圾清理，晾晒家具和被褥等，并提出10-15个家庭为单位组成卫生运动组。
苏区也建立最初的疫情报告和登记制度，要求每月统计各地出现的病症以及因病死亡的人数。在此基础上，苏区建立消杀隔离制度，从病人隔离和病毒消杀两个方面规定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办法，对发病严重的地方，要求方圆五六里内进行交通隔绝，禁止开大会等导致人员聚集的活动。由于苏区防疫组织严密，至1932年，苏区很多区县消灭“时疫”，例如闽浙赣苏区疾病减少90%。《红色中华》1934年3月报道曾发生鼠疫的西江县，“全县严重的时疫完全被消灭了”。
穿越封锁区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从上海等地抽调医护人员赴各个苏区支援。前文提到的贺诚，此时就结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启程去江西当红军了”。由于穿越白区的交通线时断时续，贺诚抵达福建后便被暂时留下，到当地红军太洋坝医院当医生。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在闽西军区一个团的护送下，进入江西苏区，当上中革军委总军医处长。此时，红军已在兴国莲塘设立总医院，院长正是戴济民。红军总医院已发展到7个分院，最多时收治过上万名伤病员，但条件依然艰苦，药品除部分来自缴获，大多是从白区偷运或当地自制的中药草，医疗器械干脆是土法制造，有些甚至是木匠器材。更棘手的是偌大的总医院，专职医生却寥寥无几。
在贺诚等人的努力下，1931年冬，红军在莲塘开设卫生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训练卫勤人员的机构。为节省时间，学校采取“重点教育”，以部队最普遍的伤情疾病为教学重点。这样，卫勤干部得以大幅增加，到1933年，中央红军前后方卫勤单位的人才缺口基本被补上。同时，红军也创办了最早的卫勤器材厂，大量生产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手术器械等。考虑部队行军需要，器材厂大量配置各类中药。到长征开始前，红军各部已获得3个月供给量的药品，总卫生部还携带了200担医疗用品。
百炼成钢的人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各苏区红军陆续进行长征。由于战斗激烈，大批卫勤人员牺牲在路上，像中央红军出发前，已有7000多名受过培训的卫勤人员，还有200多名在校学员，可经过几次恶战，红军进入贵州时，基层卫勤力量已捉襟见肘，卫校教导队不得不解散，教员直接充实到各医院和卫生所，学员则回部队工作。遵义会议后，军事形势有所好转，卫校也一度恢复教学。1935年6月，红军分兵，卫校一部分由教务主任王斌带领跟随右路军北上，另一部分跟随总卫生部编入左路军，10月中旬，在总卫生部要求下，卫校复课，除了培训原中央红军军医班学员外，还招收了红四方面军的卫生干部和女红军，这批学员的素质较高，后来都成为军事卫勤工作的骨干。
除卫校以外，各军团在长征期间不断开设医护训练班，像前文提到的红三军团就开设了军医班和护训班，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边行军，边作战，边教学。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也在护士学校基础上开办医务学校，各军医院则单独开设了卫生员看护训练班。
整个土地革命岁月，红军卫勤体系从无到有，经受住残酷的血火考验。当这些百炼成钢的“红十字战士”抵达陕北根据地时，一个新的中国革命形势已展现在他们面前，一个更伟大的征途就在前方。
夜光杯20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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