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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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之间的分明界垒在日本学者那里并不存在，他们自如地将词同样视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学表达，充分运用士大夫文学及日常性视角观照词体写作。
2019年12月，中原健二《词及其周边：宋代士大夫与其文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该书由十一篇论文合编而成，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有首发于1975年的《柳永的词——关于其艳词的考察》，有发表于1988年、1994年的名篇《诗语“春归”考》《丈夫与妻子之间——以宋代文人为例》，还有2013年新近撰写的《关于寿词——生日与除夕》，完整呈现了中原健二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他的研究方法、词人词作偏好、思维观念的发展变化等诸多细节皆可从中察见。
今日之学术，已日益国际化，但日本词学的声音始终相对微弱。耕耘唐宋词四十余年的中原健二，便在中国大陆寂寂无名，直到此书的出版，终获一次展示机会。实际上，中原健二受到的冷遇不仅是日本词学研究者的常态，也是海外词学研究者共同的遭际，其背后承载的是中国词学独立自主的强大研究传统。这是《词及其周边》在展示中原健二代表的日本词学研究之外，更可以牵扯出的一段故事。
中国词学传统与海外唐宋词研究的译介
今日之宋词研究，与诗文相比可谓个性十足。由于音乐文学的性质，倚声填词本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能，这使得传统词学也具备强烈的专业色彩，为研究者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这些源于词体本身的专业性问题并不能被现代学术范式与西方文艺理论妥善解答，于是宋词研究需要与传统学术保持强烈的粘连。奠定现代宋词研究基本范式的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大家，或直接师承，或瓣香私淑，都与朱祖谋、王鹏运等晚清浙常词派后劲有着紧密的师友渊源。三家之门又培养了新一代的重要宋词研究者，直到今日，绝大多数词学研究者的师承还都能够溯源至斯，始终将传统词学薪火相承。在此学术传统与格局下，中国的宋词研究起点很高，成就巨大，更获得了国际话语权。
尽管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与传统的高度粘连却在另一层面产生了相对封闭的问题。实际上除了三大家，民国时期还有一批主要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重要宋词学者，例如詹安泰、宛敏灏、邱世友等名家，他们与传统词学若即若离，尽管皆成就卓越，但因为词学强烈的专业性，还是逊色三大家一筹，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本土尚且如此，遑论海外宋词研究。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准又有明显差距，自然不会获得太高的译介热情。就北美学者来说，最初引进的论著如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等，都是成书于二十余年前的旧作。近年情况虽有变化，如田安《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都是前沿研究成果，但这些学者并非专力治词，方法与传统词学差异较大，势必会出现矛盾冲突与专业性的不足，以至于影响并不可观。
相比之下，日本词学论著的译介就更显不足。20世纪90年代前后引进的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青山宏《唐宋词研究、宇野直人《柳永论稿》以及王水照、保苅佳昭编选的《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主要也是一二十年前的旧作。进入本世纪之后，日本中国学论著的译介蔚然成风，深刻影响了本土文史研究的发展。然而宋词研究却没有得此风潮之助，仅零星引入了保苅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村上哲见《宋词研究》等。尽管村上哲见个人成就极高，但只能是一处水草特为丰润的绿洲。中国学者更热衷于寻觅村上哲见与民国词学三大家的交往联系，尤其最为乐道龙榆生与村上哲见围绕李煜词研究的书信往来、诗歌酬赠。相较之下，中原健二倒是很纯粹，完全在日本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下成长。求学于京都大学的他从未来过中国，主要师从禅宗文献与敦煌学大师入矢义高与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小川环树，词学启蒙则自我追认为村上哲见。于是乎这本承载其学问生涯的论文集，倒成为了可以全面观察日本宋词研究的窗口。
近年来，词学传统相对封闭的负面影响日显严重，宋词研究似乎陷入了停滞。学者的对策主要是将关注点下移至明清甚至近代词学，这让宋词研究的困局于搁置中更加恶化。无论如何，作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传承与研究终需不断持续，那么在坚持研究传统与专业特质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开放视野，借鉴不同的方法观念为我所用，应是当下的迫切之举。不如就以这本最新译著为契机，看一看日本宋词研究具备的可取之长。
来自周边的拓展：士大夫文学与日常性
正如中原健二在后记中所说：“虽然本书意在‘宋词研究’，但其中称得上纯粹的词人论或作品论的只有第四章一篇而已。其他内容，例如对‘宋人是如何感受宋词魅力的’‘在宋代文学中词所占据的位置是怎样的’，甚至于‘能否通过词或诗文来窥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情感、生活信条’等问题的探讨，只能说是出于对我个人所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考察。因此，与其称本书是以‘词’为中心，也许不如说是对‘词的周边’进行的考察更为确切。”（第200页）本书的研究将词置于宏大领域间作通观式的考察，即副标题所揭示的“宋代士大夫与其文学”。士大夫文学是日本宋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观念与阐释模式，核心要素来自“唐宋变革论”，主要通过作者士人身份性质及其变化的考察，追索其在政治、社会、日常生活间的种种动态及现象，以此还原士人心态并探究文学表达。这个研究观念为日本宋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巨，影响最为深远的成果莫过于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日常性之说。不过吉川幸次郎并非词学专家，其说在宋词领域未能泛起波澜。
诗词之间的分明界垒在日本学者那里并不存在，他们自如地将词同样视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学表达，充分运用士大夫文学及日常性视角观照词体写作。村上哲见便由此提出南宋词的意义单元切分应由身份不同而划为士大夫词人与专业词人两类。尽管这还是一种二元讨论模式，但却比传统的豪婉二分多了大量空间。盖婉约豪放是由文本内在质素所作的类属，从而归类之后，便会将其他范畴的文本特征拒之其外，也就难以尽概复杂的文学现象及变化。而士大夫词人与专业词人则是文本外部的区分标准，与文本内部的诸多要素并不冲突，从而也就能够予以相对完整的受容。与之相类，中原健二擅于在日常性视野下深入挖掘文本承载的日常情感及其幽微变化。《关于寿词——生日与除夕》一章便借由寿诗与寿词的比较，探讨宋人对待生日与年岁的心态变化。他敏锐地发现南宋自寿词中频繁出现提及年岁或增寿的句子，这与古人以除夕为增岁之期的习惯不太相符，于是将考察的范围延伸至除夕诗词中的年龄吟咏，最终发现宋代士大夫将生日与计算年龄的起点无意识地重合了起来，从而判断南宋出现了将生日作为人生里程碑的心态。中原健二还特为强调：“寿词在词史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但绝不应该只将它限定在词中来考虑。”（第105页）这对如何有效处理数量众多却乏善可陈的南宋寿词极具启示性，并能拓展至特征类似的节序词、应制词、颂圣词的研究上。
相关案例在日本学界早已屡见不鲜，比如宇野直人就将柳永的《二郎神》（炎光谢）与历代七夕诗相比较，从二者的异同变化中探索柳词的创作环境和文化背景，最终落脚于柳词的文学特征及文学史意义上。可见日本学者相当广博地利用词之周边材料，不仅有周边环境，还包括周边文体。实际上20世纪的日本宋词研究往往与唐诗相融一体，治宋词者通常也精于唐诗研究，罕见独治词学的专家。如青山宏就同时以唐诗与宋词的研究著称，村上哲见也本非专力攻词，而是希望能综合研究唐诗宋词，并曾提出“唐宋韵文文学研究”的课题。于是日本学者非常习惯于诗词间的跳跃，中原健二就时常完全沉浸在唐诗的世界里。比如《诗语“春归”考》一章，为了弄清宋词中的“春归”主要指的是春天归去而非春天归来的意义，他对唐诗中的春归含义以及春天结束的表达做了详尽考察，揭示出诗词间存在不同语义选择，从而发现作家在填词时更在意吟咏方式的花样翻新，推动了对词之文体特性认识的深入。在中原健二看来，唐诗与宋词的研究方式完全可以互通延伸。他的《李义山的〈乐游原〉与宋人》一章便径将对《乐游原》“夕阳”“只是”二词的考索迁移至宋词，从而完成了一番诗歌接受的研究。
文体界限的打破与切换当然不仅限于唐诗宋词之间，宇野直人便同时利用赋、曲甚至话本小说。至于宋代内部的切换当然更为寻常，中原健二便跳出文本之外，考索宋代文人生活中的妻子身影，这种对特定生活场景的细腻再现，当然还是日常性思路的完美运用。再如任教于早稻田大学的著名宋诗研究、苏轼研究专家内山精也，便也积极关注与思考宋词相关命题，曾发表过《苏轼次韵词考》《苏轼櫽括词考》《两宋櫽括词考》等词学论文，呈现着来自宋诗研究的灵感之源。
语词与修辞：文本内部构造的深细揭示
2009年，日本汲古书院将中原健二的论文集结出版，本书所收的十一篇论文中的七篇就互见于斯。日文论文集题为“宋词与语言”，其日文原文“宋詞と言葉”也被印在《词及其周边》的封面上，标识出另一重周边之助——语言学。揭示文学内部构造机理以及情感传递的生成机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而面对深邃精细的宋词文本，以及来自音乐的声律要求，也就不能不更为倚赖语言学的知识与方法。这提示着宋词研究的持续发展，除了尽可能地向周边开放外，回归文本内部的深细钻研，是另一条重要门径。
对于思维本就细腻精巧的日本学者来说，于文本内部见微知著，算得上本色当行，从而能够看到大量以小见大式研究，即通过全面追踪某一语词、意象的手段，探索文学相关的意义。《词及其周边》中对于“春归”“夕阳”“只是”等语码的考释及阐发，便是如此。更典型的案例当属保苅佳昭对于东坡词“梦”“雨”“狂”“多情”等语词的追踪讨论。
相比之下，中原健二的操作有些粗糙简单，他主要是通过最简单的全文检索方式统计语词意义的分布及变化，与青山宏、宇野直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手段相若。不过青山宏生于1931年，宇野直人则是1954年生人，出生在1950年的中原健二与他们同属一个研究世代，这种简单数据搜索是他们在当时共同构建起的研究模式，实际上是开风气之先。不过相较于他们，保苅佳昭的研究其实并未有太多进步，毕竟文学作品是综合语词、句式、章法等多元手段的语言艺术，故而只关注最小的承载意义的单位语词，容易流入琐屑碎片之失，思维深度也就相应地停留在浅显层面。
相较之下，中原健二在修辞方面的讨论要精彩许多。《宋词与语言》收录了《温庭筠词的修辞》一文，或许是因为中文版已被收入《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所以不见于《词及其周边》。这篇论文借助修辞学的知识与理论，着重分析了温庭筠词中的提喻修辞及其功用。提喻（synecdoche）意指用局部代表整体或用整体代表局部的修辞手段，传统词学早已注意到该修辞现象，通常用指代、代称等言之。就温词而言，充斥其间的大量服饰、器物、花草便是女性及情爱的指代，中原健二讨论的就是这些指代物。乍看之下，似乎并不显得有多么高明，甚至还有些陈旧，毕竟传统笺释学早已做过细致的名物注解，中原健二于此完全没有推进。然而正因为中原健二并不精于此道，从而他在运用提喻概念时，没有来自传统指代的先入之见，从而关注重心完全落在修辞效果之上。这是传统笺释学在面对借代物时常常会淡忘的内容，每当一个复杂难解的物象终被落实于具体之物后，研究与讨论也就结束了。然而文学研究的旨趣并非到此为止，还需要阐释文本表情达意的效果及其原因，以及揭示作家完成情意传递的具体操作方式。越是幽微隐晦的作品，越是需要如此。这便是中原健二的温词提喻研究最重要的启示价值。比如温词名句“藕丝秋色浅”，传统笺释家针对“藕丝”与“秋色”的注解极多，试图从藕丝之细与秋色之白中寻找到究竟指的是什么锦缎织就的怎样服饰。中原健二对此只是笼统地说：“藕丝是女性衣裳的提喻，而并不是直接意味着衣裳的实际材料的词语。它有‘藕丝般轻细的纤维’的意思，故同时也是隐喻。”他重点关注的是藕丝能够唤起对于女性形象的联想，于是他会格外重视藕丝与秋色浅的多重提喻连并交织现象，会强调藕丝与偶思的谐音关联，会指出在此修辞手段的处理下，藕丝所指向的具体衣裳形象就已经几乎难以唤起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第129页）中原健二的论述给予了一种得鱼忘筌的提示，即华丽的指代物象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明晰其具体所指之后，需要将他隐去或忘却，才能看到文学妙趣所在。
很容易发现，中原健二主要借助的是结构主义的手段。这倒并非日本学者所长，毕竟语言学理论以及由之而生的文学批评流派诞生于欧美，因此相关研究方法与案例还需要在那里寻找。孙康宜与林顺夫的两部旧作，就已经初步展示了陈世骧、高友工的诗歌结构主义批评。其后的论著还不断顺应着语言学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将诸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理论引入研究。相关成果的介绍以及得失评论，可以参考马里扬《潜能转化如何可能——北美中国词学研究现状局外观》一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近出版的宇文所安《惟歌一首：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 词》（Just a Song: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是专注于宋词的著作，其他的论著多聚焦于更宏大的议题，词只是其间一瓢而已。如田安利用《花间集》考察晚唐五代的宫廷文化及诗学实践；艾朗诺关注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分析其与儒家教化思想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应而生的士大夫焦虑心态与选择。宇文所安也本是中国中古文学的研究大家，在六朝诗与唐诗领域成就斐然，这本新书实际上是他五十年学术生涯里第一部词学著作。可见来自周边的影响与互动在欧美学界同样习见。
本色歌词中的艳情与代言
实际上，充分关注词之周边并反哺宋词研究，在日本学界也只是20世纪中叶以来甫才兴起，而非日本词学传统之本来面目。否则在士大夫文学的关怀下，日本的宋词研究是不会出现苏辛词方面之缺失的。相比之下，那些艳情色彩浓烈的世俗歌词，反倒更受日本传统宋词研究的关注。《词及其周边》就收录了首发于1975年的《柳永的词——关于其艳词的考察》，足以想见日本宋词研究的传统兴趣点。
这篇探究艳词的文章尽管稍显浅近，但却切实地反映了与中国词学的差异。由于没有浙西、常州词派的学缘，日本学者并不追求醇雅清空的词学意趣，可以毫无顾忌地直面艳俗，他们似乎对香艳场景、俚词俗语以及世俗民众的生活、心态要更为热衷，从而也就更能深入文本的内部。他们也不会认为艳词中存在什么比兴寄托，于是也就不会考订索引词中女性的确切身份以及词中情事的具体所指，从而对词人生平经历与词中所述的关系有着相对合理的阐释。中原健二在讨论柳永《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一词时便说到：“总的来说，柳永是一位擅长恋爱心理描写的词人。这些文学表现被认为是对他过去生活体验的最好证实。尤其是在考虑到柳永的经历时，不难想象这一作品及《定风波》中的表现不是来自单纯的妄想，而是他自身体验的忠实反映。”（第51页）可见他并不认为词中所写是一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词人只是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参与进了故事构建而已。这样的思路其实更为贴合词体代言的文体性质，毕竟作为流行歌曲，词作是要付与歌女演唱的，于是所言之情更多是人类共通的类型化情绪，当然与词人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
词中人为男性的典雅本色之词，中原健二同样如是观。首章《宋词略说》便这样讨论周邦彦名作《兰陵王》（柳阴直）：“那么，作者周邦彦的个人体验和此作品没有任何的关联吗？恐怕并非是这样。与此作品相对应的作者的具体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极有可能存在的。然而，本作品对此没有任何触及。就算是存在着具体的个别体验，亦是经过了周邦彦的解体、一般化、抽象化之后才被重新构筑在作品中的。”（第7页）中原健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歌词文本的构建模式，即作者的个人情感经历被作者自己拆解成碎片，其后又通过不同的文学手段，于词作的文本空间中重新组合，最终又经由文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新故事。也就是说，歌词与作者的生平并不紧密粘连，词中的情意是一种开放式表达，作者的个人经验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或方向，至于具体如何，应有无限的阐释可能。于是乎，将一阕吟咏男女情爱的歌词限定在某一具体切实的闺闱秘事上，对于词情词意的体认、词法的揭示，会起到较大的壅塞遮蔽的负面影响。若非有明确的本事记载或文本符号提示，还是不要擅作幽微情事之猜测的好。
小词之难：专业与周边的矛盾
除了上文所述，《词及其周边》还有其他可供词学研究者参考借鉴之处。例如第三章“关于陈宓的词”，便是利用日藏汉籍文献所作的文献补遗与阐释，提示着目前非常热门的域外文献研究同样可以为宋词研究带来助力。不过这一章有不少平淡之憾，这也可能会是《词及其周边》带给读者的总体印象。其实不仅仅本书如此，海外唐宋词研究在提供丰富多元观念、方法的同时，多令人如此地意犹未尽，有时甚至还有些隔。与之相似，许多新方法已经在国内开展，比如域外文献与唐宋词研究、数字人文与唐宋词研究等课题。然而这些结合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同样使人多感平淡，远不及诗文、史学与之结合后的精彩。究其本源，还是词别是一家的专业性质导致的结果。无论研究者怎样借助新颖开阔的周边，都必须先行具备音乐声律、词籍文献、词调声情、句法章法、考订笺释等传统词学基础。然而上述各项都自成体系，不仅细密艰深，还不适用于其他文体。学者需历时甚久方可粗通其道，却会越来越难以与治周边之学的学者交流互动；欲借他山之石扩展自我研究，又会发现必须坚守别是一家的传统，否则便容易邯郸学步，画虎类犬。
这种矛盾在词体创作领域早已被李清照提起，所谓“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便是这种专业与周边的矛盾。盖词欲上佳，便必须融汇士大夫才学，也就需要诗文等词之周边的助力。但却又不能因为倚赖周边，就放弃我之独立个性。察觉此番矛盾的李清照并未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是在歌词虽小实难的观念下将晚唐至北宋的重要词家之失一一批评过来，遭致后人“持论甚高”“妄评自重”的指摘。然而在今日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与之相似的矛盾，更新生了前此未有的困境。这或许意味着，今人还是需要有如易安那般的智慧与勇气。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汇学人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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