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 | 2021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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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一直是瑞典文学艺术中恒久不衰的主题，肇始于北欧神话与民间传说中庞杂的自然神灵意象。从斯特林堡《海姆素岛居民》的海岛生态书写、拉格洛夫《骑鹅旅行记》对工业社会破坏生态的诘问，到斯文松作品里自然观察与哲学沉思的交相辉映、特朗斯特罗姆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图景，皆能看出瑞典文化中的生态主义审美趋向。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的新书《鳗鱼的旅行》也是这样一部独特的生态文学哲学作品，摘得奥古斯特文学奖桂冠。
文学的景观空间离不开地理属性。瑞典优美的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长期的社会环保共识让人很容易产生“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和谐感，进而在万物中叩问自身，于寥阔海天里追寻有关人生与世界的答案，“生态”与“哲学”便很自然地携手共构瑞典现当代文学中的瞩目风景。所以，帕特里克追随鳗鱼的游踪，从凝视它们的生命形态中触发对自身、对“存在”的种种思辨并进行书写，可视为一种文学传统，亦是环境与人自然生发的彼此观照。
“鳗鱼的旅行”是鳗鱼一生的隐喻，而鳗鱼自身又作为隐喻，指涉作者自身、人类社会、知识、信仰、哲学、环保危机等场域。帕特里克用了两种叙事话语来构建文本，以完成这诸多隐喻间的联动，共时性地显影出鳗鱼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哲学和生态依存关系。两种叙事话语分别为：一、帕特里克与父亲捕钓鳗鱼的回忆录；二、人类研究鳗鱼的历史。前者代表帕特里克的个体经验，按存在主义的话语属于“自为的存在”；后者则代表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球等外部世界，属于“自在的存在”，两种“存在”通过“追问鳗鱼身上的种种谜团”来实现勾连和互文，多维地言说个体与世界、人与自然万物的深刻联结，表达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深层生态学主张。
为什么是鳗鱼？
文本开头，帕特里克即借亚里士多德研究鳗鱼的故事来言明，“鳗鱼的问题折射出的其实是'所有生命从何而来’的谜团”。
一直以来，人们对鳗鱼的生长习性和机制有大量存疑，科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搞清它们是如何繁殖，从何而来？“从何而来”同时也是帕特里克对自身的疑问，所以他回溯至为自己带来生命的源头——父亲，父亲的品格个性、传授的自然知识、一同钓鱼的经历以及当中无声流淌的父爱，对帕特里克的性格和世界观塑造极为重要，成为他找寻“我因何如此”的关键答案之一。
帕特里克在与父亲钓鳗的记忆里不断潜游、追索以求问自身，正如鳗鱼为了繁殖而远赴千里的马尾藻海之旅。但为何会是父亲而不是母亲？为何会是鳗鱼而不是别的生物？帕特里克用弗洛伊德与鳗鱼的故事道出内因。弗洛伊德在研究鳗鱼生殖方式无果后放弃了自然科学，转投精神分析学，后来提出了著名的“阉割焦虑”理论：男孩从父亲身上感受到同性的威胁，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渺小，使得他要发展自我，从而对父亲的身份产生认同。此理论为帕特里克认知自我与父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依据，而鳗鱼在弗洛伊德故事里所象征的生命与性的神秘不可知，也恰好是他对自我存在困惑的贴切隐喻。
此外，弗洛伊德的故事还有另一层深意，与之前亚里士多德的故事形成互文关系。科学知识与物理在鳗鱼面前的受挫，从侧面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形而上学的意义：仅凭科学语言不足以描述这个复杂的世界、表达事物“存在”之本质，人类不能只在科学理性中安身立命，从而为哲学、艺术、道德、信仰及一切无法借助感官来言明的神秘领域在人类文明里预留了空间。帕特里克欲以此来阐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表达对唯“科技至上”的否定。
从鳗鱼中看见人类自我
在后现代工业社会的语境下，“科技至上”往往指向“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若要真正认识自身就不能只“凝视”自己，还需看见万物与世界，需看见作为地球一部分的自我与整体的共栖关系。因而帕特里克转向文学和心理学的视野，试图从人的精神内部与外界的互动互构来论证，他用精神分析法解构了众多文学作品里的鳗鱼意象，认为“鳗鱼的神秘，也是人类身上的神秘。独自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人类所有经验中最终极、最普遍的经验”。
换句话说，人对鳗鱼的思考象征着人从“所有存在物中看见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存在物”的哲学思辨，意识到“我”与万事万物的内在普遍联系，把人类命运从狭隘的自我凝视中抽离出来，放置到更宏大的系统中进行参照。
最能说明此主旨的是对蕾切尔·卡森作品的分析。蕾切尔·卡森是世界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环保运动先驱，所著的海洋生物作品开创了生态文学的新风格并推动了全球的环保事业浪潮，她用拟人化、童话寓言般的文学技巧来书写动物和海洋，但又不逾越科学事实的边界，实现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统一。
卡森的生态文学观对帕特里克充满启迪意义，他借她的故事道出，对动物拟人化是由于人在其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东西”，从而确认不同的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但要准确表达出来，必须“使用属于人类心理状态的话语来对它们进行描述”，赋予非人类生命一种“平等视觉”，这也正是贯穿《鳗鱼的旅行》全书的文学手法。
帕特里克通过卡森的书写来言己，除两人相似的文学观外，也为后面警示“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与地球生态危机进行铺垫。卡森把地球视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繁盛都同样重要，她的思想直接催生了后来“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诞生。
为自然肩负道德责任
“深层生态学”于1973年由挪威哲学家奈斯提出，主张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理念，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解决危机需要人与自然关系的存在论发生转变，即消除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立，把自我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去认识和对待非人类生命与生态体系。深层生态学将生态问题上升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把环保意识跃迁到道德层面，并形成一套“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认识论。
有了以上背景，就不难理解帕特里克在论述鳗鱼这一生物学题目时为何要融入存在主义、形而上、文学、精神意识等繁多的向度，因为生态危机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精神危机，一种对自我存在的认知谬误。海德格尔曾批评过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并提出人类应该“诗意般的居住”在地球上，其本质在于爱护和营造一个空间，使存在物完全展现，成为它自己。
帕特里克也以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捕鳗传统而导致鳗鱼数量急剧减少为例说明：单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来对待自然，导致的不仅是环境资源破坏，更是以此为载体的人类文化的消失，鳗鱼象征的文化遗产和传统，菜肴和陆地上的标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知识。最后还有关于这一切的记忆本身都随着鳗鱼的消亡而消亡。
无论是鳗鱼、其他地球生物和自然环境对我们来说，不仅是生命支持系统，也与文明、历史传承、情感、价值观等无法用经济和科学数字说明的东西紧密相关。深层生态学认为，人对自然应肩负起道德责任，意识到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同时应以一种平等的视觉去对待它们，尊重生命的多样性，也即生态平等。
帕特里克以父亲对“杀生”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生态平等的理解，人固然有决定其他生命活着或死去的能力，但也承担着一种责任，“这是一种我们必须抱着某种尊重去承担的责任。对动物的尊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也包括对这种责任的尊重”。人为了生存不可能不杀生，但必须取之有度，在满足自我存在的基本条件下，要为其他生命留下发展空间。
帕特里克在书中一直传递的“生命平等”理念，并非是主张绝对不杀生，而是针对人类过分膨胀的物欲而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来说的。这种过度的贪欲对标的正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它所带来的全球资源衰竭、物种消亡、气候和生态恶化已是事实，同时会让人变得自私、冷酷，缺乏同情心，造成精神异化和道德缺失，继而对社会的伦理秩序造成伤害。所以说，生态危机也是一种伦理危机。
保护生态平衡实质上也是完善人的自我构建，深层生态学把它称作“生态自我”“自我实现原则”。在后工业时代中，人对“自我”的定义往往是狭隘的，过分追求个人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容易沦为物欲和功利的支配物，失去“探索自身独特精神与生物人性的开端”，无法从更广阔的参照系统中把握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身与自然万物依存的一体性，互助合作，彼此关爱，才能真正照见生命的宽度与深邃。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伴随着澳洲山林大火、亚马孙森林大面积退化、南北极冰架消融坍塌，全球变暖与物种灭绝加速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人类面临的不只是生命健康的威胁，还有各种由疾病引发的心理创伤，不同群体、国家间的对峙纷争也日趋激烈，混乱和撕裂蔓延至经济、政治、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领域。或许这是一种地球生态圈联动反应的真实表现，印证了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精神构建和伦理秩序间的深层联系，是自然对人类作为地球物种之一应树立规范性的无声警示。在此语境下，《鳗鱼的旅行》无疑具有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也达成了生态主义的文学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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