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杜海峰绘制《柳宗元反本修古》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巳岁过柳公祠怀柳宗元七律
不重贤强重鬼神，当时谬种已阵阵。
天人本是交相胜，功德犹关七尺身。
千古诗文千古在，一朝皇帝一朝臣。
求孤独者得孤独，浊世之中宜自珍。
黄德劲先生诗评：
彬宇先生怀柳宗元七律，说透了“文人”的操守与命运。古往今来，志向高洁的文人才华横溢，灿若星辰，然而在政治的跌宕起伏中，有风骨者往往命运多舛，饱经磨难。但也因此留下了千古名声，崇高风范，令后人追念敬仰。其间多少不易，又多少传奇！“一朝皇帝一朝臣，浊世之中宜自珍。”历史更替，风云变换，来来去去，多少王侯将相已成过往，而唯有道德文章永恒！柳宗元便是其中之一。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有诗文作品600多篇，骈文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等。
《旧唐书》：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
柳宗元祖籍河东郡，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祖上亦世代为官。
实话实说，柳宗元的出身是并不低的，官宦、书香，有着优良的世代传承，而其本人，即便放在现代，也是“斜杠少年”，“天之骄子”。“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旧唐书》）“国家人文历史”曾总结道：
从小，父母就会告诉他，他们是河东人（今山西运城永济市），河东有三大姓，柳、薛、裴。
他们祖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有一个，是唐高宗李治第一位皇后王皇后的舅舅。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柳家最风光的时代就是王皇后的时代，那时他们家同时在尚书省任职的就达二十三人之多。可是随着武则天的上位，王皇后一人败落，全家遭殃。
武则天对王皇后的所有亲戚朋友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迫害，从此，“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柳家一蹶不振。
尽管柳宗元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可是他对那个承载了他们家族辉煌时代的地方充满了向往，他愿意大家称呼他为“柳河东”。
柳宗元是个懂事聪明又早熟的孩子，
他从小就有两个愿望：
一是让柳家重新辉煌，二是让柳家人丁兴旺。
这两个愿望对于柳宗元而言，实现起来似乎不那么困难。
才13岁他就替一个高级官员为朝廷写过一封祝贺打胜仗的信；
21岁就在高难度的科举考试中考上了进士；
25岁通过了高淘汰率的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之后从皇家图书馆校对管理员（集贤殿书院正字）到长安下辖的蓝田做公安局局长（蓝田县尉）；然后做到国家监察部的高级公务员助理（监察御史里行）；一直到文化部兼教育部的高级公务员（礼部员外郎）。
柳宗元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此时才32岁。
这期间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去世需要守丧三年，柳宗元不到30岁就能完成从普通读书郎到中央官员的华丽转身。
这时，他已经娶了当时文化名人杨凭的女儿，夫妻恩爱和谐，仕途节节高升，他人生的愿望很快就可以实现。（《世界以痛吻我，何必报之以歌：处处为人着想的柳宗元的一生》）
但其实，柳宗元出生以及出仕的时间，并算不得唐朝的鼎盛时期。相反，却是大乱之后，谬种流传，人心思变，明君难遇的尴尬阶段。
当时谬种已阵阵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矛盾交织的时代：在衰败的颓势下存在着“中兴”的希望，对抗分裂、腐朽势力的还有持续不断的革新、振作的努力。
“安、史”大动乱之后，唐王朝依靠其百余年积累的威势，在逐渐地恢复元气。在政治上，尽管出现了藩镇割据并经常演化为局部战争,但仍维持了朝廷的统一。经济也在逐渐地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维护统一和安定、要求复兴和改革的心态。唐王朝前期百余年的统治曾创造了经济、文化上极盛的局面,当年盛世的辉煌、君臣经世治国的业绩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它反映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无形的力量。柳宗元也是在这种意识中被培养起来的。
对于柳宗元的成长来说，自身家庭的遭遇影响更为直接。像他那样的普通官僚家庭,受到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形势的波及和纷扰是更为严重的。在他出生前后,他的家庭一再被推到动乱的漩涡之中。这使他自幼即对社会灾难和危机有着痛切的感受。
“安史之乱”爆发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刚刚明经及第。柳宗元一家身受战乱之苦，度过了一段难民生活。有时柳镇甚至需要外出告贷以供给薪米之需。有一次，他骑驴外出途中，经过一个山涧，被山洪裹挟，险此丧生。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为了供养亲属子女常常自己节食挨饿。柳宗元后来在文章中一再提起这一段经历，可见它给这个家庭留下了多么沉痛的回忆。当时像柳宗元这样的普通士大夫和一般民众一样身受战祸之害，这是他们能够体察民艰的重要现实条件。
柳宗元出生前三年(公元770年)，著名大诗人杜甫在饱尝了战乱之苦后，无声无息地逝世在从长沙沿湘江驶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在战乱中，杜甫从陕西领着妻子儿女，翻过秦岭山脉，徒步走到四川，以后又长期过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他写的“三吏”、“三别”等诗篇，是人民蒙受苦难的忠实记录。像柳镇以及比他年长的杜甫，这些人总算在九死一生中活了下来，而更多的人是在战乱中丧生。可是杜甫在漂泊十一年之后，未能返回故里，客死他乡。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命运的缩影。
唐朝廷是以和安、史叛将相妥协为代价而平定叛乱的。这就留下了藩镇割据的祸根，成了后来左右朝廷命运的重大问题。柳宗元出生以后，局部性战争接连不断，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经常打仗，全国狼烟四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总是平息不下来。
德宗李适甫继位的次年建中二年(780年)，柳宗元9岁，另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淮西地区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起而反唐，自称“楚帝”，攻开封，围襄阳，威胁洛阳。这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和割据势力另一次大规模的较量。年届76岁的大书法家颜真卿，作为朝廷使臣正在李希烈军中，由于反对称帝，就遭到李希烈杀害。
战乱又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而告结束。这次战火遍及关中、河南、河北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所遭受的破坏是惨重的。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曾担任名将郭子仪的掌书记，对军旅情形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在“建中之乱”时，他正在鄂、岳、沔三州防御使、鄂州刺史李兼处做幕僚。可能是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附近成了战场，为了避乱，少年柳宗元被送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这里是江、汉运路的枢纽，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中唐时期朝廷的“外患”(除了藩镇的跋扈外，还有真正的“外”患即回纥和吐蕃的内侵，此不具述)和“内忧”是相互关联的。朝廷暗弱，政出多门，使它难以聚集起和藩镇斗争的足够力量；强藩的跋扈又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而这所有衰败和腐朽的现象，无例外地都不利于像柳宗元那样的庶族出身的普通士大夫。
“安史之乱”后，宦官参政、统军逐渐制度化。这是关系朝廷命运的一大毒瘤。肃、代宗朝的李辅国、程元振都恃功骄横,专权干政;鱼朝恩更曾典禁军，从此宦官掌握了兵权。但是在当时，对这些人，朝廷仍然有办法处置他们。而越往后发展，宦官结成了更紧密强大的集团,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势力；特别是当他们和某些藩镇勾结起来的时候，就成了左右朝政的一大力量。这种势力和柳宗元那样的庶族官僚在观念上和利益上必然是相对立的。柳宗元的许多文章涉及宦官问题。他对这方面的危害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而后来“永贞革新”的失败，宦官的破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宦官本是皇帝家奴，况且东汉就在宦官手中灭亡，前车之鉴，唐代人怎能不知道？所以初唐时曾明文规定，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可是，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出现，朝廷控制机能不断削弱，皇帝对文武臣僚的猜疑和不信任与日俱增，因此逐渐地把更多的军政要务，交给自己的家奴宦官去办。封建政治是君主专制主义，皇帝坚持要这样做，谁也没有办法。朝廷内宦官擅权的形势，就这样逐渐形成。
大将领兵打仗，皇帝派宦官去做监军，此事在唐玄宗时就有，以后就沿袭下来。当唐军与安史叛军作战，皇帝到处派宦官做监军。宦官不懂打仗，但在军队中是皇帝的私人代表，权力很大，说话更有分量。于是，常常是打了胜仗，就据为已功；吃了败仗，就说是将军的错误。赫赫名将郭子仪在这方面吃够了宦官鱼朝恩的苦头。
平叛时唐军进展缓慢，宦官监军实为原因之一。到唐德宗时，由于经历过“泾师兵变”，皇帝对武将更加不信任，就干脆把中央禁军直接交给宦官统率。中央禁军是归朝廷直接掌握的最大一支军队，部署在长安及其周围地区。宦官从监军到自己去统率军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变化。柳宗元年轻时，宦官就开始统率中央禁军了，从此宦官的权势大盛。这类人一旦得手，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皇帝信任宦官，无非是以为宦官驯服听话，封建君主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需要这种驯服听话的人。然而宦官大都是没有文化、缺德少才的小人，年轻时被阉入宫，常常有狭隘自私、妒贤嫉能、残酷无情、贪财好利等变态心理，让他们参与朝政，朝政不可能不坏。况且只要宦官得势，官场上一定会盛行拍马奉承之风，忠言直谏者日见减少。所以宦官擅权是造成朝廷力量自我损耗的主要原因，对朝廷政治的危害，比藩镇割据更为直接。这些情况，生长在长安的柳宗元完全可以耳闻目睹。
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由盛转衰，志士仁人们对国家的衰落感到痛心疾首。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振初盛唐时代的雄风，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上从而出现一股相当强大的中兴思潮。柳宗元长大后，也成为这思潮中人。柳宗元从小经历了战争的动乱，看到的是混乱、腐败的政局和人民蒙受苦难的情景，因而头脑中形成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兴亡之感，促使他一生都没有忘记救国救民。
唐代兴盛时期的文人们，充满高昂的理想精神，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走向社会，走上朝廷；但到了柳宗元时代，则已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了。这一代人往往自幼就流离于战乱中，面对的是充满坎坷艰辛的仕宦之路，现实的实际斗争给了他们教育和锻炼，使他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据《柳宗元评传》·孙昌武；《柳宗元传》·刘光裕 杨慧文）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对于一位敏感而深刻的诗人来说，国家的动乱是人生的不幸。正是在这种不幸中，柳宗元饱经沧桑坎坷，成就了一身诗才。
同时结合第一句“不重图强重鬼神，当时谬种已陈陈”，是指在柳宗元之前，多数人沉迷天人感应思想不能自拔，是根深蒂固流传已久的谬种谬传，而在柳宗元的到来，他率先提出了天人交相胜不相预的观点，他推崇古文运动。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儒以来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天人本是交相胜
鲁迅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间有些友谊，情深意洽，肝胆相照，可遇而不可求。“刘柳”便是如此。
21岁考进士的时候，柳宗元遇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朋友——比他大一岁的刘禹锡。刘禹锡把他介绍给了太子李诵的侍读王叔文以及王伾。
一个沉郁，一个豪爽；一个牵肠挂肚郁郁寡欢，一个酣畅淋漓我命由我。如果说柳宗元是“独钓寒江雪”，是“海天愁思正茫茫”，那么刘禹锡就是“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便引诗情到碧霄”。才思相类，三观相近，性情相补，让两位自相遇之日起便惺惺相惜，甚至以身家性命相托。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籍贯河南洛阳，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贞元末年，加入以太子侍读王叔文为首的“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唐顺宗即位后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会昌二年（842年），迁太子宾客，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终生不离不弃的挚友。两人年轻时相识，同一年中科举，又同在御史台为官。805年，唐德宗死后，中风失语的唐顺宗在王叔文和王伾等人的拥立下继承了皇帝位，随即展开了一场“永贞革新”运动。
这是一场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柳宗元和刘禹锡早年因与王叔文有交往，成了王叔文倚重的革新派核心人物，直接参与革新运动的决策和执行，当时人称“二王刘柳”。
永贞革新只持续了短短6个月时间，革新派还没来得急反应，就都被贬出了京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代的贬官是罪臣，戴罪之身形同囚徒。柳宗元说，他在永州时，住在庙里，每天见到的除了家人就是和尚，孤寂的寺庙生存环境，让他痛不欲生。但在长年的贬放生活里，柳宗元和刘禹锡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相互支撑和给予慰藉。
贬谪之路上，刘柳两人在衡阳分手时，柳宗元为好友写下赠别诗句：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刘禹锡则回赠道：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可见友谊。而高山流水，深情厚谊，又能到什么程度呢？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其一，“代友被贬”。元和十年（815年）正月，被贬了十年的柳宗元和刘禹锡被召回京城，自然心情大好。可是不久，因为刘禹锡的一首即兴诗作——《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又触拂了执政者的虎须龙鳞。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宪宗皇帝和旧派朝臣认为“玄都观里桃千树”是在讽刺自己，一怒之下，刘禹锡又被放逐到播州做刺史，柳宗元受牵连，也被贬到柳州做刺史。
播州即今天的贵州遵义，当时异常荒凉，是“五谷不毛处”，人口不足500户。刘禹锡家有80岁老母，同去是赴死，分离是死别。当柳宗元得知刘禹锡被贬到“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的播州之时，却不惜以自己遭到贬谪排摒之身，上疏为好友求情。他流泪说道：“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刘禹锡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在上疏中，他写道，自己甘愿用自己要去风土较好的柳州，替换刘禹锡瘴疠蛮荒的播州，“虽重得罪，死不恨”——柳宗元为好友的仗义之举确实险些获遣重罪，宪宗直接驳回了柳宗元的祈请，甚至当宰相劝谏说“禹锡有老亲”时，宪宗依然强硬答道：“但要与郡，岂系母在！”只有当裴度提醒宪宗“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时，皇帝才羞愧地同意将刘禹锡的贬谪之地从播州改为连州。这是什么样的友谊？这是什么样的风格？天可怜见，此时御史中丞裴度伸出援手，将刘禹锡改贬去连州做刺史。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郎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即草奏章，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旧唐书》）
其二，“代友抚幼”。咸通四年（863年），柳宗元的长子柳周六进士登第。这一年，刘禹锡已经去世21年了，柳宗元已经去世44年了。
“知悲无益，奈恨无已。子之不闻，余心不理。含酸执笔，辄复中止。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魂兮来思，知我深旨……”。
元和十四年（819年）冬，刘禹锡年近九旬的母亲去世，他强忍丧母之痛，从贬谪之地连州返回洛阳。就在他抵达衡阳时，他的至交好友柳宗元的信使突然到来，原以为是好友回复先前的约定，不想得到的却是一纸讣告。
接踵而至的悲痛瞬间摧毁了这位诗豪：“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洟迸落，魂魄震越。”他要疯了，他已经疯了——却没有忘记故人的孩子，“誓使周六，同于己子”。
刘禹锡从未想过挚友竟会先自己而去，毕竟，与柳宗元相比，自己才是体弱多病的那一个。但事已至此，他强撑病体，也要让友谊感天动地。
“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柳宗元将自己毕生的成果交给了好友。刘禹锡义不容辞，也只有他，最适合为柳宗元整理遗稿。因为他懂他。他们“心心相印”，而又“和而不同”。
柳宗元和刘禹锡都并不仅仅是擅长词藻修饰的诗人，而同时是文学家、思想家。他们总是以广袤的时空观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世事与人生。尤其对于“天人关系”，两人曾经有过非常深刻有趣的探讨。汤一介先生曾说过一段话：
天人关系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扬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魏晋玄学创始者之一何晏说另一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中国道教茅山宗的真正创始者陶弘景说，只有顾欢（另一道教领袖）了解他“心理所得”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唐朝刘禹锡对柳宗元的批评，说柳宗元的《天论》“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思想家邵雍说得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天人交相胜”是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代表观点，发表在他的《天论》中：
余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刘禹锡继承和发展荀况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和柳宗元的天人“各行不相预”的观点，认为天与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刘禹锡初步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联系和区别，对古代天人关系学说做出了理论贡献。
刘禹锡“天人相交胜”的观点是继承和发展了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的哲学观点。他在《天论》中作了阐述，其含义是：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各自的规律。它们的职能各不相同，有时人胜天，有时天胜人。这种观点指出社会和自然的区别与联系，主张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并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精神。比起古代片面宣扬天人感应是一个进步。在天人关系上, 柳宗元侧重说明的是天人相分，强调天是无意志的，它不干预人事，人也不干预天。所以柳宗元的思想在于明天人之分。而系统阐述“天人相胜”模式的是刘禹锡。“如果说“天人合一”强调“合”， “天人相分”强调“分”的话，那么“天人交胜”则既重视“合” 也重视“分”，是分与合的统一。”刘禹锡“天人相交胜”的观点是对荀子“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柳宗元“天人不相预”观点的补充和发展。刘禹锡正是认识到了柳宗元“天人不相预”思想中只强调天人之间对立，而没有认识到天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才提出了“天与人相交胜, 还相用”的思想，对“天人”之辩做了进一步的回答。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虽然刘禹锡“天人相交胜，还相用”的观点，在柳宗元看来是“无异道焉”，认为只是“吾《天说》传疏耳” （《答刘禹锡<天论>书》）。但是刘禹锡的这种不仅把“天”与“人”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还探讨了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的朴素的辩证思想远比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思想要深刻得多。刘禹锡的这一观点也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并且这一观点还直接服务于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永贞革命，赋予了“天人相交胜”更广阔的现实意义。
人胜天？天胜人？人与天各有其胜？彬宇先生诗曰：“天人本是交相胜，功德犹关七尺身。”天和人，哪里是可以分开而论的？巍巍功德，名垂时代，既离不开七尺之躯，更离不开天地成全。柳宗元文学成就的取得，和他被贬后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丝毫不可分离。
《博览群书》杂志有文章总结说，柳宗元因贬谪来到南方，借被置于荒远之地的山石表现自己的内心，但不容忽视的是贬谪地的山水之美。他“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所不到”，在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中给自己带来了慰藉，暂时分散了贬谪生活的愁苦。当他登上西山后，感叹“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山水静默而自由，人处其中，山水便不再是山水，“我”也不再是“我”，山水景物是他心灵上的朋友，是精神的依托和归宿。柳宗元虽然身份是贬官，“有志不获骋”，但贬谪地与京城相异的山水，无疑缓解了他因贬谪所带来的不平之气，内心稍稍得以安慰。于是他的内心仿佛有了短暂的平衡，“乐山水而嗜闲安”，内心呈现出宁静、超脱之态。
千古诗文千古在
柳宗元的诗文成就，无须多言，古已有定论。
柳宗元的诗文成就，无须多言，古已有定论。
苏轼：“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欧阳修：“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心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
严羽：“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
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文笔清新，委婉峻爽。辞赋则承继屈原，有“九赋”和“十骚”，为唐代赋体文学佳作。散文与韩愈齐名，与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同时与韩愈发起和领导了唐中叶的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游记寓言尤为精彩，“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黔之驴》《捕蛇者说》几乎尽人皆知，千古传诵。
谨列柳宗元数首诗文名作如下：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如此诗文俱佳，怀抱深情，忧国忧民的人，难以逃脱的是“一朝皇帝一朝臣”的命运，不亦悲乎？
柳宗元于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一生“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热衷功名，积极仕进，并发出“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之愿，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但这恰恰是其贬谪生涯的导火索。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新、旧“唐书”对此记载为：“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俄尔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
作为朝中的青年官员，刘禹锡、柳宗元是有远大理想的，他们想改革朝政，革除弊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李诵的亲信王叔文注意到了柳宗元、刘禹锡这些人，王叔文甚至认为刘禹锡有宰相之器。805年1月，太子李诵即位，即唐顺宗，王叔文等人受到了重用，刘禹锡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柳宗元则被封为礼部员外郎。
当时，王叔文是翰林学士，负责草拟诏书，他经常把刘禹锡、柳宗元召入宫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此时的柳宗元、刘禹锡俨然成为唐朝的政治新星，然而他们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党争之中。唐顺宗、王叔文领导的这场改革，触动了藩镇、宦官集团的利益，他们发动了政变，逼迫唐顺宗退位，将唐顺宗的儿子李纯推上皇位。
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刘禹锡、柳宗元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新即位的宪宗皇帝，迅速展开对永贞革新一派的清洗。王叔文被贬谪，之后又被赐死。刘禹锡与柳宗元都被贬黜朝廷，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则被贬为永州司马。唐宪宗很生气，在诏书中写道“逢恩不原”，意为即使遇到恩赦，他们也不会被赦免，因为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议论立储问题的《六逆论》，触痛了唐宪宗的神经。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政治上头脑简单的柳宗元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朝廷就下诏书让他卷铺盖走人了。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
“千古诗文千古在，一朝皇帝一朝臣。”彬宇先生此句，大概也是千古不灭的真言吧！一朝皇帝一朝臣，改朝换代之际，几家欢乐几家愁？然而千古诗文千古在，文学之魅力，思想之光辉，又哪里是政治的时空所能磨灭的？
浊世之中宜自珍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彬宇先生曾说，柳子厚仅一首“千万孤独”，便足以奠定其文坛高位，名垂千古。信哉！
但是其中，又蕴藏多少血泪？可以列一个“千万孤独”的时间表：
被贬永州的第二年，母亲去世；
四年后，女儿夭折；
七年后，大姐病逝；
二姐来永州之前病死中途；
大姐夫随后被贬，路遇风暴而亡；
二姐夫不久，得疟疾而亡。
再4年后，柳宗元在孤寂之中，闭上双眼。
终年，47岁。
40岁的柳宗元，亲朋凋零，孤雁悲鸣。不再是那个欢笑中长大的世家子弟，也不再是意气风发的凌云才俊，身处异乡，孤独寂寞冷。
有评论说，20字《江雪》，句句写尽“孤绝”，又藏头“千万孤独”。若是没有此等断肠事，何来此等哀绝诗。万籁俱静，江雪独钓，他钓的会是什么呢？一眼万年，往事走马，少年峥嵘，壮年翱翔天际，四海为朋，眨眼霹雳惊雷，羽翼全无，亲朋尽丧。到如今，坠落在清江孤影，能钓什么呢？钓（吊）至亲，钓（吊）至爱，钓（吊）至交。
千万孤独的诗人，与漫天飞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中，咀嚼孤独滋味，品咂冷暖人生。孤独让他难过，难熬，也让他清醒，清明。他是读书人，时时想着治国平天下；他是父母官，从未忘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是被贬人，身处江湖之远却坚守理想与灵魂。
柳宗元去世的那一天是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廿八日，那时韩愈正从他被贬官的潮州前往袁州赴任。
马车上，他看着柳宗元写的那篇《骂尸虫文》笑出了眼泪，这个老朋友越来越有意思了，他在文中说“聪明正直者为神”，听说他去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曾经说过“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
听听这说的都是什么话！“我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寄生在这里，明年我就要死了，死后会成为神，你们一定记得祭祀我呀。”
韩愈摇摇头，想着等安顿下来后，给朋友写封信。
柳宗元的那篇哲学论著《天对》他看了，他知道柳宗元是在向屈原的《天问》致敬，刘禹锡也写了三篇《天论》来和柳宗元呼应，可是他和他们的观点不太相同，也准备写篇文章来表达一下心中的想法。
忽然有信使拦住了马车，韩愈听到了一个让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消息：柳宗元因病去世了！就在他奉旨前往长安的路上！
韩愈的心里一下子空了，柳宗元才刚刚47岁呀，怎么就离开了呢？（源自“国家人文历史”）
“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
到了预言的那天，柳宗元果然如期长逝。三年之后，他竟然降临州署后堂，并在当晚托梦给他的两名部下，令他们在罗池为自己修建祠庙。庙宇落成大祭那天，似乎为了彰显柳宗元作为神灵的威严，一位在庙堂中被酒慢侮的醉汉，突发急症，“扶出庙门即死”。
韩愈记载了这桩奇事，感慨道：“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
真耶假耶？不敢信其无也！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韩愈《祭柳子厚文》）
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有乐有悲。“求孤独者得孤独，浊世之中宜自珍。”谁又知自家会遭逢浊世清世？唯深知求仁得仁又何怨，足矣！
张红星教授注：
图强：即图自强的省称呼，图谋自强、图谋强大。清·郑国藩《崇礼学校二十周纪念索句成七古一章却寄》：“忆昔清室图自强，变法先从育才起。”清·易顺鼎《沪上书感六十韵》：“图强须远虑，积弱渐深疴。”
谬种：指荒谬错误的言论、学术流派等。清·恽敬《上举主笠帆先生书》：“茫茫千古，如驱羊，如履狶，如害马，不力辩焉，则此事皆为谬种矣。”
陈陈：沿袭、因袭。清·恽敬《与王广信书》：“退之耻蹈之，故破坏文体而不顾，盖陈陈之恶，甚于破坏。”后引申为久远。唐·欧阳詹 《甘露述》：“睹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间蓄灵，地陈陈其间蓄神。”
天人：天和人。《后汉书‧班彪传下》：“往者 王莽作逆，汉 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宋·司马光《答李大卿孝基书》：“阴阳之道， 在天为寒燠雨旸，在国为礼乐刑赏，在心为刚柔缓急，在身为飢饱寒热，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
七尺：指人的身躯。人身长约当古尺七尺，故称。南朝·梁·沈约《齐太尉王俭碑铭》：“倾方寸以奉国，忘七尺以事君。”唐·李颀《古意》诗：“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清·孙枝蔚 《黄河舟中》诗：“七尺虽无用，临深亦可惊。”
浊世：混乱的时世。《楚辞‧九辩》：“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宋·范成大《玉华楼夜醮》诗：“下睨浊世悲蜉蝣，桂旗偃蹇澹少休。”明·孙仁孺《东郭记‧媒妁之言》：“他翩翩浊世风标湛，是豪雄好驾鸾骖。”也为佛学名词，指五浊恶世。《法华经‧劝持品》： “世尊自当知，浊世恶比丘，不知佛方便，随宜所说法。”
自珍：自爱；珍惜己体。《汉书‧贾谊传》：“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唐·杜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之三：“一失不足伤，念子孰自珍。”宋·陆游《草书歌》：“小儿劝我当自珍，勿为门生书棐几。”
————————————————————————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