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黄鉴绘制《民胞物与大家风范张子厚》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丁酉岁怀张子厚七律
儒家名教启元亨，仁者虚怀举二程。
风虎云龙方际会，江湖廊庙共文明。
父天母地安身命，物与民胞享太平。
千百年来张子厚，横渠四句广流行。
黄德劲先生评语：
儒家之杰出人物，代有涌现矣！其光辉灿烂，大家风范，民胞物与，炳耀千古，让人敬之，仰之，无限追慕之！彬宇先生怀张载七律，又给了我们一个大儒的典范，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千百年来张子厚，横渠四句广流行”，可谓到家之语矣！全诗意象开阔，兼及时代与人物，思想与高风，读来让人振奋鼓舞，受益良深。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
张载是“关学”创始人，是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思想影响很大。
张载以后的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他十分推崇。程颢和程颐把他与孟子相比，朱熹则把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并列。王廷相和王夫之的学说受张载的思想影响很深。历代政治家也给张载以很高的荣誉，其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理学的代表著作之一，作为科举的必读书先后被编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张载评传》龚杰）
仁者虚怀 风云际会
《宋史》：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宋史此两段文字，正是彬宇先生七律之首联颔联：“儒家名教启元亨，仁者虚怀举二程。风虎云龙方际会，江湖廊庙共文明。”儒家的名教学问，本来就是为开启天地自然人情物理之大道，而仁者的胸怀，是谦虚的，广大的，无所不包容的。在大宋朝名相辈出，国力方殷，而西夏诸夷屡屡犯边的大背景下，张载得遇名师，成就了学问，也成就了人生。
根据张岱年先生《张载的生平和他的时代》总结，张载生存于北宋中期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逐渐深刻化、复杂化的时代，他深深地感到西北边疆外族侵略势力的威胁，更认识到贫富不均即阶级矛盾问题的严重，“苦心极力”地研究学术上的各种问题，他的思想学说正是当时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张载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卒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在宋真宗（998——1022）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1023——1063）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祖、父二辈都是中小官吏。张迪在洛州任上病故。此时，张载与弟张戬均尚年幼，无力返回故里。因此，全家人便侨居在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南大振谷口，所以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
张载少年丧父，成熟较早。在张载十几岁的时候，西夏时常侵扰西边，宋廷派兵抵御，互有胜败，西北边区因常受敌人侵扰，民不聊生。内陆人民的生活也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对于血气方刚的张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而，张载在少年时代，很喜欢讨论兵法，甚至于想组织武装帮助宋朝将帅对西夏怍战，来解除西夏对于边境的威胁。
张载二十一岁的时候，范仲淹被任为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张载写了书信去见范仲淹，对于边疆战事有所献议。公“一见知其远器”，但是范仲淹却不赞成张载研究兵法。当时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儒者自有名教可以终身为乐，研究不辍，何必弃学从戎？因此劝他去读《中庸》。
此正为彬宇先生诗言：“风虎云龙方际会，江湖廊庙共文明。”对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范文正公来说，在他和张载之间，上演了一段江湖廊庙风云际会的佳话。没有范公的点拨与指引，也许张载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而没有张载的根器与勤学，范公也不会有如此直言不讳的诱导，而成就一代大儒。
此后，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在此时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
范仲淹的话对于张载有巨大的影响，他从此走上了研究哲学的道路。他读了《中庸》，并不满意，认为《中庸》的道理太浅近。于是又找了佛教及道家的许多书来看，依然不满意。后来又回到儒家的经典。儒家经典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易传》。《易传》中的朴素的唯物论与自发的辩证法，给他以很大的启发。他悟出了儒、佛、道互补的道理，从而推进了由韩愈所开创的、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之说的新儒家体系。
张载于嘉祐二年（1057）到开封考进士的时候，与程颢、程颐兄弟相见，后来被召入都，又和二程见面，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张载和程颢、程颐的父亲是表兄弟，论亲戚关系比二程长一辈，在年岁上比二程大十几岁。吕大临本是张载的弟子，张载死后，他又拜二程为师。他写张载的《行状》，说张载见到程颢、程颐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就是说，张载作了二程的学生，这事引起了程颐本人的反对。程颐说：“如果说表叔（指张载）的平生议论,有和我们兄弟相同的地方，是可以的。如果说他曾从我们兄弟学习，那是没有的事。我告诉吕与叔（吕大临字与叔）改正，不想他还没有改，这就太大胆了。后来吕大临把行状中那几句改正为：“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意思是说，张载见二程兄弟以后，才去掉所有的和儒家学说不同的思想,变成为纯粹的儒家。
张载于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第。1057年的科举考试，十分了不起，考官是欧阳修，进士及第的人中仅最出名的就有二苏、曾巩、程颢、张载！何其喜人又惊人也！
据载，时任宰相文彦博闻知张载学识渊博，且对《易经》颇有见地，特设虎皮椅邀他在相国寺讲易，在京城影响很大。讲易期间，二程兄弟来看表叔。在和二程兄弟深入交谈之后，张载深感自己在易学研究方面不如二程，于是即刻撤去虎皮罢讲，并对前来听讲的人说：“和二程相比，我对易学的研读远不如他们，你们拜他们为师吧。”
“儒家名教启元亨，仁者虚怀举二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道在谁身，谁就是尊者。自家学问不及，谦虚诚恳，求教让贤。此时的张载，便已有了大家风范，一代宗师之崇德也！
据说，程颢和张载常常在一个寺庙里面讲论终日。程颢讲，不知什么人曾经在这讲到这个地步，此前没有人能讲到这个地步，也就我们俩能够议论到这个高度。多么自信！后来，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邀来白鹿洞讲学，朱熹在陪陆九渊泛舟时，情不自禁地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何其壮观的气象与气派！
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张载又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求得道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抛弃所有曾经研习过的学说，专心致志学道。其《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而张载真正的思想成熟期是熙宁三年至熙宁十年，整整七年。张载一生，虽三度出仕，但主要活动是讲学和著书立说。
《宋史》：举进士，为祈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帝以为崇文院校书。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直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
张载在中央任过职，也担任过若干年地方官。在云岩县（今延安宜川县）当县令期间，张载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体恤民情，每月都设酒食款待老人。一旦县里颁布了政令、文告，张载就会把各乡之“长”召集起来，让他们回去之后向民众转达政令文告的内容，认真践行。
路上遇到普通百姓，张载都会问：之前发布的某项政令，你都知道了吗？倘若百姓称没有听说过，张载就会责罚不将百姓放在心上的下属。此举使得上下政令通畅、文无空发，也可以更好征询老百姓对官府的意见，广开言路。
张载还筹措资金，为云岩县兴办了第一所免费学堂，给穷苦子弟提供读书机会。在渭州任职期间，他说服上级长官在大灾之年取数万军资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展现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想派他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做事。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
王安石开始变法后，曾经邀请张载加入，但最终两人未能走到一起。吕大临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张载本身并不反对变法，而是觉得不可太急太过，所以婉拒了王安石。
51岁时，张载回到横渠创立横渠书院，其思想日臻成熟。正是在此一段时间，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生如圣人而后已。”朱熹赞曰：“学者少有如横渠用功者，”“近看横渠用功最亲切，真是可畏”。
张载晚年有一首诗是写给邵雍的，其中有两句：“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可见其专注读书的情状。
父天母地 民胞物与
“父天母地安身命，物与民胞享太平。”彬宇先生此一句，精炼浓缩了张载的主要著作及思想。
张载一生著述很多，根据朱熹《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所列“横渠先生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的张载著作，有《横渠春秋说》《信闻说》《横渠孟子解》《正蒙书》《崇文集》。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及《后志》所载，有横渠先生《语录》《经学理窟》《横渠易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的有《易说》《理窟》《正蒙书》《祭礼》。魏了翁为《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四先生请谥奏》中说:“张载讲道关中，世所传《西铭》《正蒙》《理窟》《礼说》诸书，……”(《道命录》卷九引)。这些都是宋代人关于张载著作的记述。到了元明时代，张载的一部分著作佚失了。……明万历(1573-1619)年间，沈自彰遍搜张载著作，编成《张子全书》。
1978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张载集》，收录了迄今所有保存下来的张载著作，并根据各种版本作了校订、补遗。这部集子收有《正蒙》(《西铭》《东铭》并入《正蒙·乾称篇》,并删去了各本的朱熹注)、《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文集佚存》《拾遗》等。此外还收集了《行状》《宋史·张载传》《司马光论谥书》及各本序文作为附录，是目前张载著作的最好版本。
《正蒙》《横渠易说》和《文集佚存》中的文章是张载自写的著作，《张子语录》《拾遗》是他历年讲学的记录，至于《经学理窟》，曾经有人因为朱熹《近思录》“引用书目”和有关传记中没有提到它，而提出可能不是张载的作品。但根据明黄巩和当代张岱年、杨向奎等人的考辨，这本书当是张载、程颐的语录类编，因为其中张载的话语较多，所以编为张载的书。
张载著作中可以考定年代的有《经学理窟》和《正蒙》。《正蒙》著成于熙宁九年(1076)，即张载逝世前一年的秋天。《正蒙》二字是从《周易·蒙卦·彖》“蒙以养正”一句中提炼出来的，用以表达订正蒙昧的意思。《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著作。他曾对学生们说：
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行状》)
张载的学生都非常推崇《正蒙》，苏明、范育都曾为之作序，说:“唯夫子之为此书也，有《六经》之所未载，古人之所不言”，并说:“天之所以运，地之所以载。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风云之所以变，江河之所以流”，以及辨正“物理”“人伦”，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正蒙》范育序)因此，关中学者把《正蒙》视同《论语》。
《正蒙》共20500余字。历代许多学者都曾为此书作注。最著名的注本是明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他的注已超出一般注解的范围，成为发展张载思想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学术著作。
张载的著作仍采取经学形式。他的思想都是通过注释、解说、议论、引用经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正蒙》一书，就是仿照《论语》、《孟子》的体例，其他如《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无一不是解经注经。
张载著作的经学形式，不是汉唐旧注的简单重复。他试图用北宋兴起的经学“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经学笺注之学。理学产生时期，“义理之学”已经大盛，专凭己意解经，逐渐成为理学家所普遍选用的思想模式。在这方面，张载就是其中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他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治经应“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心解则求意自明，不必字字相较”(《经学理窟·义理》)。张载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融进各种各样的经解之中，以代“孔孟”立言的身份表现出来。
“父天母地安身命，物与民胞享太平。” 乃出自于张载的《东铭》《西铭》。当时回到家乡的张载一边试验井田之法，一边带着学生企图恢复礼教，以挽救时风。在这个时期，他也开始整理自己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日以讲习为业，关中学风为之一振。
他在讲堂的窗户上写下两篇短小文章，本意在训诫学生。其文用语精悍淳然，理想恢宏，一篇叫作《订顽》，一篇叫作《砭愚》，即纠正愚顽以正性命之意。后来程颐将之改为《西铭》和《东铭》。于是两篇文章流传日广，成为后来学者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文章。
《西铭》不过三百余字，而《东铭》仅仅一百一十余字。但它们就像《爱莲说》、《陋室铭》那样，成为了千古佳作。“民胞物与”的理念就是从《西铭》而出。敬录如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短短三百余字，类于佛家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西铭》岂非宋明理学，亦或千年儒学之《心经》乎？其间几乎全是名言警句。而彬宇先生之“父天母地安身命，物与民胞享太平”，便全出自《西铭》之首：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天地便是乾坤，便是父母，便是安身立命之所。人民皆是我的同胞，万物皆是我的同类。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是我的形色之体；帅天地万物以成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
多么大的气魄，多么暖的胸怀，多么深的寄意，多么真的存在！这便是关中圣人张载，这便是横渠先生张子！《西铭》一向被视为儒家经典篇目，评价极高。尤其在两宋之际，佛道儒交相争辉，儒学则成摇摇欲颓之势，而《西铭》一出，横绝千古。
二程兄弟极称重《西铭》。程颢说：
《西铭》，是横渠文之粹者。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又说：
《订顽》《西铭》原名。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又说：
《订頑》立心，便可达天德。
又说：
《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
程颐也说：
《西铭》旨意，纯粹广大。
尹焞说：
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
朱熹说：
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
可见《西铭》也成为当时二程门下的经典。再看《东铭》：
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谋也。发乎声，见乎四支，谓非己心，不明也。欲人无己疑，不能也。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失于声，缪迷其四体，谓己当然，自诬也。欲他人己从，诬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不知戒其出汝者，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有专家认为，《西铭》归结为一个“孝”字，而《东铭》归结为一个“诚”字。朱熹认为《西铭》“中间句句段段，只说事亲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这是一气，初无间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故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而《东铭》主要阐述《中庸》的'诚意’思想，说明人之所以有所进步，在于诚其本心。其理与孟子“求义”相近，其用意与荀子“劝学”相近。钱穆先生曾经解读《西铭》说：
《西铭》仅是不满五百字的一短篇，但极获当时及后人之推崇。他认为人类由宇宙生，则人类与宇宙如一体，亦如子女从父母生，故子女与父母为一体般。故他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吾身充塞天地，天地由吾性而活动。一切人犹如吾兄弟，万物犹如吾伙伴。故他说：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既如此，全人类便如一家庭。
“民胞物与”，“全人类便如一家庭”，若彬宇先生诗言，“父天母地安身命，物与民胞享太平。”岂非“命运共同体乎”？
千秋万载 横渠四句
“千百年来张子厚，横渠四句广流行。”横渠四句，稍有一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者，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56年，以关学余脉自任的于右任为关中弟子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作序时，愀然于文化承续，慨叹于精神不朽，挥毫题写“四为句”。尔后，题字被镌刻于张载祠东厢房壁上，后又勒石刻碑，立于碑廊之中。
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其称作“横渠四句”。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自序中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6年5月17日，领导人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
四为句碑巍然耸立于张载祠中，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成为代代士人君子儒学后人所遵奉的崇高理念与精神丰碑，千百年来，如鼓如槌，振奋鼓舞，深入人心。
《学习时报》的文章逐句分析道：
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所立之心为“道心”。他认为北宋贫富不均、财政窘迫、外族入侵、积贫积弱，根本原因不是财政、经济、外交问题，而是“三代道失”。儒家文化主体地位丧失致使人心失“道”，民心散佚，整个社会缺乏文化认同与砥柱担当。在其学宦生涯中，学宦相长，期望为天地人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系统和秩序，即“道心”。嘉祐二年（1057），张载进士登第后，近十年间，相继在祁州（今河北安国）、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渭州（今甘肃平凉）任职时，积极探索以礼为教、因礼设规的文化治理途径。他认为“知礼成性”，可以“变化气质”，人内尊礼义，而外循礼仪，可以立“道心”成善治。因此，在地方官任职中，他以礼化俗，“敦本善俗”，积极推行仁政，定期举行乡饮酒礼，推广家礼，重视孝道，表彰懿行。
张载殚精竭虑“为生民立命”，认为“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不管是主政还是辅政，他积极践行“足民”思想，认为富民是治民和教民的前提。熙宁元年（1068），蔡挺知渭州时，张载升为著作佐郎。当年渭州发生霜旱灾害，年成歉收，饥荒严重，官府赈济远不能满足百姓借贷。张载竭力劝服蔡挺，取出十万军备物资救援灾民，并直接从当地人中选拔戍边士兵。在张载的努力下，边塞地区的民生得以改善。……在为学慎思之中，他升华了“足民”思想，提出闪耀着熠熠人文光华的“民胞物与”思想，将源于血缘的仁爱扩充至宇宙。
张载自幼尚学，有“为往圣继绝学”之志。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被宋神宗征召时，已经“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从仕期间也从未断辍学问，建立了“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熙宁九年（1076），他“道益明，德益尊”，学问臻于成熟，结合历年所思，建构起囊括天地宇宙、政治伦理的系统思想体系，撰写成《正蒙》万言，又撮其要编成17篇。
张载矢志追求“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太平”之世是以“公平”为内在价值的“均平”社会，井田、封建和宗法从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形成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太平”社会的制度保障。熙宁三年（1070），张载归居横渠后，开始“井田”实验。熙宁十年（1077），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张载再次获得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他获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但入朝后讨论礼制与有司不合，遂罢官归乡，途中溘然长逝。
熙宁九年（1076），张载弟子“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深受其以礼为教、笃行践履思想影响，作《吕氏乡约》，在关中地区推行，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约，后又突破地域局限，推行全国。
钱穆先生曾经在《宋明理学概述》中对张载的核心思想，尤其横渠四句，有过系统论述。其中讲道：
中期宋学，讲宇宙论者，周、邵之外有张载。周、邵都和方外有关系，载则粹然一儒者。
《宋史》说：横渠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他还是得力于《易》、《中庸》，也和周敦颐相似。
他著书有《正蒙》与《理窟》，又有《东铭》、《西铭》。又有《易说》十卷，已逸。他学问是从苦心中得来。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虽中夜必取烛疾书。他尝教人说：
夜间自不合睡，只为无可应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
……他这一种人生论之具体实践化，载在其著名的《西铭》。《西铭》仅是不满五百字的一短篇，但极获当时及后人之推崇。他认为人类由宇宙生，则人类与宇宙如一体，亦如子女从父母生，故子女与父母为一体般。……张载因于《西铭》，又有他如下的几句话。他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圣人为天地立心，由他看，正犹孝子为一家打主意。圣人为生民立命，由他看，正犹孝子为一家立家业。若无孝子，这一家会离心离德，也会倾家荡产。若无圣人，则天地之道亦几乎熄。但孝子圣人终于会出生，这便是天地造化伟大处。
他因于怀抱着如此的胸襟与信念，所以遂有如下的工夫。他说：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他立心要与天地同其大，即所谓天德。因此他的工夫，一剎那也不放松，不间断。
有专家总结说，作为士大夫，张载的理论体系里包含着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用现在的话说，张载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一些理学、心学的重要命题，在他的思想里已经显现端倪。
作为思想家，张载的理论体系里也有关于精神修养的内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处于富贵的境况，虽可安乐享福，但千万不要骄横，要知道这是天地对你的关爱和眷顾；如果一个人处在贫贱的境遇，虽有困苦忧愁，但也不要绝望，应该将其视为天地对你的锻炼和考验。
作为教育家，张载的家规家训规范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主张“六有”，即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意思是：说话应有教养，行动应有规矩，白天要有所作为，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心得，休息时必须保养身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外驰而要有收获存养。后来，他又提出了“十戒”：戒逐淫朋队伍；戒好鲜衣美食；戒驰马试剑斗鸡走狗；戒滥饮狂歌；戒早眠晏起；戒依父兄势轻动打骂；戒喜行尖戳事；戒近昵婢子；戒气质高傲不循足让；戒多谗言习市语。
张载是关学的创立者。所谓“关学”，即张载在陕西关中地区所创建的理学学派，是仅次于洛学的第二大学派。司马光在张载逝世以后，曾作《又哀横渠诗》，称赞张载并勉励关学弟子：
况于朱紫贵，飘忽如云烟，岂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巅！门人俱绖带，雪涕会松阡。厚终信为美，继志仍须专。读经守旧学，勿为利禄迁；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当今洙泗风，郁郁满秦川。先生倘有知，无憾归重泉。(《张载集·附录》)
其中“门人俱经带，雪涕会松阡”，“当今洙泗风，郁郁满秦川”，实实在在反映了当时关学流传关中的盛况。
张载的学生和从学者，可以考见的已为数不多，据明冯从吾《关学编》，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的《横渠学案》、《吕范诸儒学案》，清张骥《关学宗传》等书的记载，可考见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薛昌朝等，受学于张载的有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曾学于张载并传播其学的外地学者有晁说之、蔡发等，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学的特点有四：
一，尊儒。他们都以正统的儒学家自诩，关学的儒家气息，在北宋诸子中是最鲜明的。关学学者在处世待人方面，处处表现出古代儒家的风度。张载的言谈举止，便给人一种醇儒的印象。吕大临说他“气质刚毅，德盛貌严”(《行状》)，在生活上只求豆粥、土床，也就乐得其所。张载判断学派是非，都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所以，二程说他学而无杂，指出:“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即邵雍)、秦之子厚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四)。关中学者的崇儒思想，构成了关学的一代学风。
二，重礼。他们都把“躬行礼教”作为处世原则，试图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风尚。张载以身作则，从自家作出表率。他要求自家童子懂得洒扫应对，扶老抚幼之礼，未嫁的妇女要参加祭祀活动，演习礼仪，已嫁的妇女要无违夫子(丈夫)，“严守《女戒》(张载制定，见《文集佚存》)”，还要按照古礼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他在《经学理窟》的《礼乐》、《祭礼》、《丧纪》等篇，《正蒙》的《三十》、《乐器》、《王禘》等篇写下了许多关于仪礼方面的规定。
三，务实。他们继承汉代以来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学以致用，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结合起来，反对空谈。张载与二程曾有以下一段问答：
子（二程）谓子厚（张载）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子厚曰:“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二程集·二程粹言·论学》)
关学的“学贵于有用”，主要表现在热心于了解和解决当时的一些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建议与主张。张载潜心研究《周礼》，就是为了论证三代之治在当时社会的可行性，以便通过推行井田制和“封建”制来调整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害冲突，所以他说:“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宋史·本传》)，常常“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行状》)，声称“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行状》)。
张载等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应用，体现了关学务实学风的深化和发展。横渠一生主张“实学”，强调经世致用，研究面广泛，对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和农学、军事、政治等都有独到的成果。与二程的“洛学”不同，横渠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而非“理”。通过“气”的概念，张载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一元论”哲学体系。”冯友兰评价其为张载对中国哲学的一大原创性贡献。
张岱年先生总结说：
张载是宋代伟大的唯物论哲学家、无神论者，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典唯物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对于中国的古典哲学中辩证观念的发展，也有卓越的贡献。他的学说中，自然而不可免地也包含了许多落后性的糟粕。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有科学性的见解，从而把中国古典唯物论推进了一步。他的丰富的哲学学说是值得我们细心钻研的。
关学在张载逝世以后，其主要成员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苏昞、范育等皆归依洛学，游师雄、种师道等均投笔从戎，守张载之学的关学学者，只有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人，他们虽都信守师说，但查考史籍，均无门人后学。所以，关学在这几位学者相继逝世后也就中断了。全祖望和王夫之都探讨过关学衰亡的原因。全祖望说：
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序录》)
王夫之说：
周子（敦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敦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雍）之数学（象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张子正蒙注·序论》)
王夫之认为，关学绝传的原因，一是由于张载不像二程那样，有一批聚集门下的、出类拔萃的弟子为之作学术传播；二是由于张载“素位隐居”，没有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巨公耆儒”的支持，学术研究缺乏政治上的后靠，所以关学的影响还不如邵雍的象数学。
王夫之极其推崇张载。熊十力甚至认为王船山宗主张载，和会于周、程、朱子，学问尊生、明有、主动、率性，既反对佛老，又反对纵情，是接续宋学精神的。新华社客户端的文章则十分诗意地写道：
在王船山诞辰４００周年之际，回望其传奇人生——前半生，他穿越时空与刘越石神交，后者英雄路穷、壮志未酬的悲愤，他感同身受。
后半生，他是张横渠，即张载，宋代大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哲学开创者。
一言以蔽之，“关学”之名也许已经式微，但张横渠与横渠四句，却代有传人，不绝如缕，历千秋万载，光辉不朽矣！
吕思勉先生在《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一书中总结道：
周、程、张、邵五子中，惟邵子之学，偏于言数;周、张、二程，则学问途辙，大抵相同。然伊川谓横渠:“以大概气象言之，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朱子亦谓:“若论道理，他却未熟。”后人之尊张，遂不如周、程。然理学家中规模阔大，制行坚卓，实无如张子者。张子之学，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归结于仁。闻人有善，喜见颜色。见饿莩，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经日。尝以为欲致太平，必正经界，欲与学者买田一方试之，未果而卒。是真能以民胞物与为怀者。其言曰:“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而不求为圣，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又曰:“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若天不欲此道复明，则不使今日有知音者。既使人有知者，则必有复明之理。”其自任之重为何如？又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其自治之密为何如？朱子谓:“横渠说做工夫处，更精切似二程。”又谓:“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与伊川异。”则其克治之功，实不可诬也。朱子又曰:“明道之学，从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又谓:“二程资禀，高明洁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资禀，有偏驳夹杂处，大段用工夫来。”似终右程而左张。此自宋儒好以圣贤气象论人，故有此语。其实以规模阔大、制行坚卓论，有宋诸家，皆不及张子也。张子之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岂他人所能道哉？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他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赐谥“明公”。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
张载有一首诗，以芭蕉为喻：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读罢此诗，遥想张子；复读彬宇先生之七律，眺望古今未尽之未来：天地必有纯粹之人，德至厚，心至大，志至远，倾毕生之心力，新心新德，新叶新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中华民族之悠悠文脉良心，弦歌不辍矣！世界之民胞物与共享大同，吾辈当勉力矣！
（本文参考《张载评传》 龚杰）
赵力能先生评：
廖彬宇先生与“四”有不解之缘，他家叫“四为堂”，书房叫“四知书屋”，他创办的书院叫四观书院，他收藏的最大型的图书是四库全书。
先生曾说，四为堂、四观书院、四知书屋等四系列的打造不是有意之举。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深广的内涵，《易经》里有八卦四正四隅的概念，释迦牟尼成佛宣说的教理是苦集灭道四圣谛，佛陀开示世界一切现象的构成是四大——地水火风。在学佛修行中还有“四观（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等理念。而老子的思想里，在天地人三才之上加了一个道，并称为“域中四大”，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思想、最高智慧、最高境界、最大格局的形态又恰恰是儒释道易四个方面。
他说，就他现在的理解，四观、四为、四知，各自代表两重含义，四观代表了精神和信仰，四为代表了修为与作为，四知代表了智慧与格局境界。串连起来后很有意思——
“以四观的精神与信仰，开启四知的智慧和境界，成就四为的抱负与人生！”
这三个“四”合起来是两个字——文化。文是四观四知，化是四为。
这三个“四”合起来又是四个字——经世致用。
要明“绝学”，张子四句偈；从夫子仁义智礼、或亚圣四端看开去——
为天地立心： 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参赞化育，使万物各正其性命，此立之心即为天地生物不息之仁心。此夫子立仁修性，尽性之学。此仁之端。
为生民立命： 建明义理，扶植纲常，此为生民立命也。此孟子义行，修命（渡天下苍生）以俟性。朱子注云：“立命，谓全其天之所赋，不以人为害之。孟子曰：“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而修身之道，在外其身而身存。所外者，民胞物与；所存者，万物一体同一生命，故皆吾身也。此义之端。
为往圣继绝学：绝者，绝待、无恃、见独、得一也。孟子赞夫子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 圣人能始终如一；无生有，有归无，绝名相、对待；此须庄子齐物论所言“不若以明”，而明非智不显。故此智之事，仍夫子仁义礼智之智。此智之端。
佛家转识（识心必有待）成智也此意。陆子“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心能明理，非智无以明。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故转识心成智慧心，即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中庸》“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程子“王者以道治天下”。治囯平天下需崇礼贵德，礼必本于仁义。故夫子《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百世而不只十世可知者，礼治合于道（故，礼之用，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此儒家倡礼教治天下之由，然礼必本于仁义。此礼之端。
故仁义智礼信，五者相生相合。若能净信笃行此四句偈者，信立矣。
张红星教授注：
1、仁者虚怀举二程： 二程即程颐、程颢二兄弟。兄弟二人原为张载子侄。兄弟二人某夜高论易理，张载无意中听到，震惊于程氏兄弟才学，翌日有人就易学之理来请教张载。张载向外人宣称，有关易学之理，可向二程请教，并自谦不如程氏兄弟。显露其坦荡虚怀。
2、“风虎云龙方际会，江湖廊庙共文明” 一句，谓张载自幼志在疆场、保家卫国收复失地。弱冠之年拜谒戍边大臣范仲淹，范仲淹赏其才，并言“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张载归家后则立志学儒，终成一代大儒。“江湖廊庙共文明”一句暗与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处江湖”相呼应。谓范仲淹这一庙堂重臣仅凭一言便将弱冠之年的江湖小生张载也培养出来了。
3、“父天母地安身命，物与民胞享太平” 一句，乃出自张载《东铭》《西铭》。关于东西二铭，始于张载曾将《正蒙》最后一篇《乾称篇》的第一段抽出名曰《订顽》，最末一段抽出名曰《砭愚》，书于横渠书院大门东西两侧，以为师生座右铭。后二程对此大为赞赏、推崇，程颐将《订顽》改称为《西铭》，《砭愚》改称为《东铭》，以表达昭示天下学子深刻铭记的用意。这两段话本是张载针对当时一些人顽愚品性而发的，很好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大意，向来被视为张载的代表著作，被宋、元、明、清理学家奉为儒家经典篇目，评价极高。《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4、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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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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