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聪绘制《宓子贱鸣琴而治》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壬午岁琴操吟怀宓子贱五律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
性净声尤淡，心坚志可钦。
载歌须载道，抱朴亦抱琴。
指下乾坤大，其中有古今。
黄德劲先生诗评：
读彬宇先生吟怀宓子贱诗，迥出尘埃，格调高绝，若遇一世外之人，不为俗情所扰，不为细事所困，淡静而坐，抚琴放歌，听民间疾苦声，发心中载道意，致治有方，高洁自守。非圣人之高足，其孰能如此也？
宓子贱（前521年或502年—前445年），名不齐，字子贱，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曾任单父（今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宰。少孔子三十岁。性仁爱，有才智。
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起，被配祭孔子，此后历代封祭不绝。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朝廷追封宓子贱“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被加封“单父侯”。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改称“先贤宓子”。
全诗全是“琴”，而“道”在其中矣。
鸣琴而治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七弦者，古琴也；两耳者，倾听也。益友知音者，可以朝夕与共，有所进益也。一个可以以琴为友，善于倾听的人，性格会如何？
“性净声尤淡，心坚志可钦。” 性情洁净无瑕，声音淡雅悠远。而其背后，则是坚定的内心与高洁的志向。彬宇先生此两联，以极其简洁的笔触，概述了宓子贱的品行与治政。
宓子的事迹，散见于诸子典籍，以《孔子家语》为主。主要有以下几个故事：
故事一，“宵鱼垂化”。
成语故事原本出自《吕氏春秋·具备》，但在《孔子家语·屈节解》中有更详细的讲述。
三年，孔子使巫马期远观政焉。巫马期阴免衣，衣弊裘，入单父界。见夜渔者，得鱼辄舍之。巫马期问焉，曰：“凡渔者为得，何以得鱼即舍之？”渔者曰：“鱼之大者名为'鳣’，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鱦，吾大夫欲长之。是以得二者，辄舍之。”
巫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严刑于旁。 敢问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尝与之言曰：'诚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术于单父也。”
简译之：
过了三年，孔子让巫马期到单父观看宓子贱执政情况。巫马期暗自脱去自己穿的好衣服，穿上破旧的衣服，进入单父地界。看到夜里打鱼的人打到鱼就放回去，巫马期就问为什么，他说：“凡是打鱼的人是为了得到鱼，你为什么把捕到的鱼又放了呢？”
打渔人说:“那些大的鱼名叫鳣，我们的大夫非常喜爱它。那些小的鱼者名叫鱦，我们的大夫想让它长大。因此得到这两种鱼就放回河里。”
巫马期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说:“宓子贱的德政，至使民众在夜间劳作，也好像有严刑在旁边监视一样。请问宓子贱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孔子说:“我曾经和他说过:'如果在这件事上足够真诚，就可以在其他事情有真正的震慑力。’宓子贱就是用这个办法治理单父的。”
（《淮南子· 道应训》也有类似的记载，大同小异。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观化焉。见得鱼释之，巫马期问焉，曰：“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渔者对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 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在其侧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问之以治，言曰：'诫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术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既要放过产子的大鱼，也要放过正在生长的小鱼，遵循天地自然的规律，“斧斤以时入山林”。仁民爱物，绝不竭泽而渔。
《孔子家语· 屈节解》曾描述宓子的理政大纲为：
“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
即宓子贱待人诚恳宽厚，教育百姓爱自己的亲人，崇尚诚恳相敬，对人施以仁爱，更加忠厚恳诚，对人忠诚讲信用，百姓因此得到教化。
能“化”百姓者，一定都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人，岂是强力所能为？孔子言，“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宓子贱之所为，正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实实在在践行了孔子的思想。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宓子为民树立了榜样，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因此“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严刑于旁。” 宓子贱以自己对大道的真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王道之所行也。而自治理单父开始，宓子贱就是这么做的。
故事二，“引肘寤君”。
孔子弟子有宓子贱者，仕于鲁，为单父宰。恐鲁君听谗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辞行，故请君之近史二人与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书，方书，辄掣其肘。书不善，则从而怒之。二史患之，辞请归鲁。宓子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而归矣。”
二史归，报于君曰:“宓子使臣书而掣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来也。”
鲁君以问孔子，子曰:“宓不齐，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节治单父，将以自试也。意者以此为谏乎？”
公寤，太息而叹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数矣。微二史，寡人无以知其过；微夫子，寡人无以自寤。”遽发所爱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单父非吾有也，从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决为之，五年一言其要。”
宓子蹙奉诏，遂得行其政，于是单父治焉。（《孔子家语· 屈节解》）
简译之：
孔子弟子有个叫宓子贱的，在鲁国做官,为单父的最高长官。他恐怕鲁君听信谗言，使他不能推行自己的施政方针，于是在向鲁君辞行时，请求鲁君身边亲近的二位史官和他一同赴任。到任后，宓子贱暗自告诫单父的地方官吏，让二位史官书写文书，当他们正书写时，就拉他们的胳膊肘。因此书写得很不好，宓子贱则因此表示愤怒。二史很害怕，请求回到鲁君身边去。宓子贱说:“你们的字写得太差了，回去好好努力吧。”
二史回去后，对鲁君说:“宓子让我们书写文书而让人拉我们的胳膊肘，字写得不好而又责怪我们，当地的官吏都嘲笑我们，这就是我们去了又回来的原因。”
鲁君就此事请教孔子。孔子说：“宓不齐这个人，是位君子。他的才能足以担当帝王的辅佐，现在委屈自己去治理单父，只不过是试验一下自己的才能罢了。我想他不过是以此向您进谏吧！”
鲁君醒悟了，感叹地说：“这是我的不贤明造成的，我扰乱宓子的政事而责备他的善政，已经多次了。如果没有二位史官，我无从知道自己的过错；如果没有先生您，我也难以自己醒悟。”于是派遣他所宠爱的官吏出使单父，告诉宓子贱说:“从今以后，单父将不再受我管辖，一切按你的方法去治理。有便于民众的措施，你就自己决定吧，五年向我汇报一下大概情况就可以了。”
宓子恭敬地接受了鲁君的诏命，因此得以实行自己的施政方针,于是单父得到治理。宓子贱自己待人诚恳宽厚，教育百姓爱自己的亲人，崇尚诚恳相敬，对人施以仁爱，更要忠厚恳诚，对人忠诚讲信用，百姓因此得到教化。
宓子贱并不是拘泥呆板的，而是不论对上还是对下，都能够运用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去影响，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仍然体现了其对“道”的高超的把握。
故事三，“傅郭之麦”。
齐人攻鲁，道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今齐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麦，请放民出，皆获傅郭之麦，可以益粮，且不资于寇。”三请而宓子不听。 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闻之怒，使人以让宓子曰：“民寒耕热耘，曾不得食，岂不哀哉？ 不知犹可，以告者而子不听，非所以为民也。”宓子蹴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且得单父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孔子家语· 屈节解》）
简译之：
齐国人进攻鲁国，取道单父。单父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请求说:“麦子已经熟了，现今齐国敌兵就要到来，人们来不及收自己家的麦子，请放民出城，让百姓都去收城郭附近的麦子。这样可以增加粮食，又不会资助敌人。”再三请求，而宓子贱不允许。
不久齐国军队收获了麦子。鲁国大夫季孙氏听到这事大怒，派人责备宓子贱说:“老百姓寒天耕地暑天锄草，却没有得到粮食，岂不让人痛心呢？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还可原谅，单父老人告诉你而你却不听，这不是为民着想。”
宓子听到这话，恭敬而又诚恳地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还可以种。如果让不耕种的人获得粮食，就会使民众乐于有敌寇入侵。况且得到单父一年的麦子，对于鲁国来说不会更加强大；失去这一年的麦子，鲁国也不会更加弱小。如果让民有自取别人成果之心，这样做留下的弊病数世也不会愈合。”
季孙听后，羞愧地说:“如果有个地缝可以钻进去，我哪还有脸见宓子呢!”
明知道可以收割麦子，因此减少自家损失而且不让敌人获利，但宓子贱偏偏不这么干，而是任由敌方收割。因为宓子贱从治理地方的角度出发，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他担心会由此让那些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投机取巧的人，形成了“恶习”，进而引发更加恶劣的后果。
宓子贱大概是懂“破窗理论”的。他深知个体欲望的失控，会引发群体道德的滑坡，如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最终导致国家失道。所以宓子必须防微杜渐，宁可损失一年的麦子，不顾贤老请求，不理会季孙氏汲汲于眼前小利的责难，也不让百姓获不义之财、发战难财，不让百姓对战争抱侥幸心理。宓子这样做，根本是道德教化，是不让老百姓有侥幸之心，从而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培育讲道义的民风，以实现社会和谐、国家有道的目标。
此则故事的道理其实是极其深刻的，而且也不是一般的治政者所能做到的。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眼前利益，都是短期行为，都是一刀切，大呼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不是厚植德本，深种善根，休养生息，化民之心。
司马迁在《史记· 滑稽列传》中，把宓子与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相并列，提炼出了他“治单父民不忍欺”的治理特点，何哉？就是因为他由一颗赤诚之心出发，谋深虑远，最终深得民众信任也。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故事四，“鸣琴而治”。
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吕氏春秋·察贤》）
简译之：
霜雪雨露合乎时节，万物就会生长了，人们就会舒适了，疾病和怪异灾祸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人们说到尧的仪表形容，就说他穿着宽大下垂的衣服，这是说他很少有政务啊！ 宓子贱治理单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治理得很好。巫马期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很好。巫马期向宓子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说：“我的做法叫做使用人才，你的做法叫做使用力气。使用力气的人当然劳苦，使用人才的人当然安逸。”宓子算得上君子了。使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气平和，而官府的各种事务处理得很好，这是应该的了，他只不过使用正确的方法罢了。
（《韩诗外传》也有类似记载：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 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 任人者佚，任力者劳。”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 巫马期则不然，乎然事惟，劳力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一个是宓子贱，一个是巫马期；一个很悠闲，一个很勤奋；一个弹着琴就把地方管好了，一个披星戴月好像还忙不完。差别在哪里呢？
同为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两个同学的“治术”有天壤之别。很明显，宓子贱比巫马期要高明多了。其中的差别，宓子贱一点也不避讳：我放手大胆地使用人才，而巫马期事必躬亲，自然把自己累坏了。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宓子贱“弹鸣琴，身不下堂”，岂不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骨子里的宓子贱，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是一个懂得顺应人心，善用民力，顺势而为的人。宓子“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的状态，又恰合了道家道法自然法则“无为而治”的境界，让人忍不住点赞喝彩！
可以说，宓子贱很好地施行了从自己的老师那儿学来的儒家的学问，而又充分吸纳借鉴，将诸子百家的智慧为我所用，从而实现了一位儒者真正的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说苑· 政理》载：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 中节也，中民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 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
这段师生之间的对话，最鲜明地表述了孔子一脉的治政思想。郭美星教授对此分析说：
子贱治单父为何能获得众人的称赞？ 宓子向孔子报告的第一条举措为“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本条举措体现了孔子主张的“礼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孔子所期盼实现的社会，是能够回归“礼乐”完好的时代，通过仁德之政，让社会实现小康乃至大同的理想。
“礼与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外在规范是礼，内在精神则是仁。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强调领导阶层要自觉地遵从礼的规范，重塑礼的精神，克制自己的私欲，这样就能回归仁德的境界。”孔子还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因此宓子的治理目标为安百姓，所以首先做到
第一种修己，方才能达到第二种，而第二种必须包含第一种意义。
孟子论王道，由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讲起，宓子所实践的亦是如此。 宓子行王道，“父其父，子其子”，可以让百姓管好自己的小家，一家子能够衣食不愁。 “恤诸孤”，鳏寡孤独是社会中失去自我生存能力的人群，“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宓子给予他们最低生活保障。
“哀丧纪”，让百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百姓有孝德，则家中老人不愁没人供养了。
孔子认为仅有第一条还不够到位。 在子贱援举的第二条中，把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兄长的人当作亲人来看待，合于孟子“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人由繁衍关系形成家庭，家庭作为最小的单元组成国家，儒家主张“五伦”，将家庭人伦视为人的仁爱根本发端处，再将家庭人伦推之于个体与社群的关系，则“四海之内，犹如一家”，宓子第二条将“孝、悌、友”的家庭伦理推广于社会国家。 因此孔子认为做到这两条，小民和平民可以来归附了，但是这样还不够。
宓子的第三条是以贤能者为师。孔子这次才满意了，认为招揽使用贤能是管理国家的关键。 孔子所说的贤能者，以仁为核心，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高尚的道德修养、社会实践的才干，孔子把实现仁政的希望寄托于志士、仁人，体现了孔子继承自周公的重人道、轻鬼神的人本主义思想。 孔子在当时首先倡导举贤用能不论尊卑贵贱的新思想，对当时贵族等级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对当时及后世人才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宓子以贤能者为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属独树一帜的仁政实践。
宓子的三条举措综合起来，契合了大同社会的要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孔子认为，宓子如果治理大国，能成为继尧舜之后的贤德君主。
概言之，宓子贱之言行，正如彬宇先生诗言，“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性净声尤淡，心坚志可钦。”善于倾听的宓子贱，深通治国理政之大道，第一，各安其位；第二，率先垂范；第三，选贤举能。一切皆从实际出发，皆从自然出发，皆从规律出发，皆从民心出发，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的私欲与情绪。如此天下可不治乎？
孔子对弟子的褒扬，也真不可谓不高了！虽然宓不齐也就是宓子贱治理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单父，但他的思想、品行、实践、成就，足可以为尧舜之后继了！
郭美星教授认为，宓子的仁政思想来源于孔子的教导。 一方面，据陈其猷《韩非子新校注》，宓子贱治单父期间，孔子的弟子有若曾去见他，并教他：“昔者舜鼓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有若的年纪与宓子不相上下，德行学问相差不会太大，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有若向他转告孔子的嘱托，实施尧舜之治的理想。
另一方面，《说苑· 政理》中记载：
宓子贱为单父宰，辞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许也；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 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贱不迎不拒，把单父治理成了“首善之区”！
琴中有道
“载歌须载道，抱朴亦抱琴。”载歌载道，抱朴抱琴。“指下乾坤大，其中有古今。”指下乾坤，中有古今。彬宇先生吟怀宓子之后两联，大有深意存焉。琴道与人道，国道，天道，可有异乎？而其弹奏抚拂，与治国理政，其理一乎？对深通大道之治政者而言，指下之乾坤，正是胸中之乾坤；而胸中之乾坤，正是万众之乾坤矣！
琴道与国、与国人之精神血脉，可谓亦步亦趋。
古籍记载琴的创制与中华文明之初的帝王有关，《琴操》载：“伏羲作琴。”《琴当序》中记载：“伏羲之琴，一弦，长七尺二寸。”《礼记》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史书记载最早的古琴仅有五根弦，以象征金木水火土，后周文王加一弦，武王加一弦，始成七弦，“七弦琴”故此得名。
琴是中国古代文化地位最崇高的乐器，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和“左琴右书”之说。位列四艺“琴棋书画”之首，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亦为文人吟唱时的伴奏乐器，自古以来一直是许多文人必备的知识和必修的科目。古时，琴、棋、书、画并称四艺，用以概括汉族的传统文化。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琴于西周初期已经出现，并且发展相对成熟，用于官廷礼乐活动。《周公之琴舞》便集中凸显了西周礼乐文化的核心内涵——德，而广为熟知的《诗经》，则有多首涉及到琴。如第一首《关雎》便写道：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此外还有《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鄘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桑”；《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孔子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情感表达适度，中正平和。而“和乐友爱”，正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精髓所在。
儒学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思想，自古以来，儒家的思想都是华夏民众价值体系的表现，是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脉。儒学起源于春秋时期，提倡“仁礼修身”及“中庸之道”,强调父子君臣等伦理关系。所以一切艺术审美都要符合儒家“中正仁和”之标准，而古琴艺术正好充分体现出儒家美与善相统一的要求。
琴的形制也反映出了儒家的精神。例如琴体前广后狭，象征了君臣尊卑之别。而无论古琴发展成怎样的流派风格，都会以“正直和雅”等为审美基础。在儒家的哲学思想中，天下万物的一统最终归于“中和”二字。《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追求人格的敦厚温和，而古琴的音色，正表现出至善、典雅的风格，恰是儒家艺术精神所需要的。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是儒家对待艺术的态度，也是琴道的价值取向。
所以古代士大夫们都喜欢用古琴来调和情志，导养神气。古琴便能用以教化修身，“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这是古琴的另一功能。自孔子始，礼乐教化就深入人心。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理念，以达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境界。作为儒家雅乐代表的古琴，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使命。
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孔子随师襄学习的是《文王操》琴曲：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极力提倡并致力于恢复传统乐教。他开办私学，行礼乐之教，有教无类，坚持40余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其长期大规模的私学乐教中，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在孔子长期的私学乐教过程中，琴乐在其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文化职能。《庄子·渔父》载：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琴作为礼乐文化的象征，既是孔子的文化理想，更是孔子教化弟子与世人的工具。《论语·阳货》：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曾说仁爱的人学习礼乐则更加博爱，平民百姓学习礼乐则更加会遵守规矩做好事情，子游正是践行着孔子的思想，以弦歌礼乐治理武城得到孔子的称赞。琴乐何止乐也，乃载道之器也！
据载，历代琴论大都谈及一个“禁”字。“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白虎通》)“琴者，禁也，禁诸邪而存正，故琴为圣贤之乐，动天地而感鬼神。琴之妙理，莫大乎是。”(《太古遗音·琴制尚象论》)琴道内涵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经世致用，以端正人的行为，净化人性。因此作为八音之首的古琴，自始便被赋予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属性，肩负着儒家伦理教化和政治功能。
老子则曾提出“大音希声”的道家音乐理想境界，亦是后世众多琴人所追求的目标。庄子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五音乱耳，使耳不聪”。最动人的音乐，并非是高超的技法，而是自然涌流的心曲。
后世之文人雅士，名臣良相等等，深通琴道，用以修身养性、抒才安邦者，数不胜数。比如上演一人抚琴空城计的诸葛亮，“曲有误，周郎顾”的周公瑾，“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而令《广陵散》从此绝了的嵇叔夜，“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陶渊明，“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的李太白，一生只弹《履霜操》的范仲淹……
泱泱大唐有著名琴家薛易简，曾著《琴诀》写道：
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
唐代高道司马承祯更是在《素琴传》中，道尽了 “琴之道”：
夫琴之制度，上隆象天，下平法地，……。其一处中者，元气之统，则一阴一阳之谓也。而律管有长短，故晖间有赊促，当晖则鸣，差则否，亦犹气至灰飞，时移景正。神理不测，其在兹乎？上为人颈人肩，取其发声之位也。中为凤翅，取其来仪之音也。末为龙龂，取其幽吟之感也。其馀形制，各因用立名。施以五弦，绳缲有差，品以五音，调韵成弄。于是奏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
黄帝作清角于西山，用会鬼神。虞舜以南风之诗，而天下理。此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故曰“琴者乐之统”，君臣之恩矣。
师旷为晋平公奏清征，元鹤二八，降于廊门。再奏之，引颈而鸣，舒翼而舞。瓠巴鼓琴，则飞鸟集舞，潜鱼出跃。师文各叩一弦，乃变节候，改四时。总诸弦，则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醴泉涌。此明闲音律者，以琴声感通也。
黄老君弹云和流素之琴，真人拊云和之琴，《内经》号“琴心”，文涓子著《琴心论》，此灵仙以琴理和神也。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辍。原宪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褐塞匡坐而弦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
许由高尚让王，弹琴箕山；荣启期鹿裘带索，携琴而歌，此隐士以琴德而兴逸也。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峨峨洋洋，山水之意，此琴声导人之志也。
有抚琴见螳螂捕蝉，蔡邕闻之，知有杀音，此琴声显人之情也。是知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矣。
琴之为声也，感在其中矣。无成与亏，雅量贞固；有操而作，响应通变。至于五性有殊，习之而愈励，则箕子以全忠，子夏以明孝。六情有偏，听之而更切，则景公之酣乐，汉祖之伤心。与夫冥寂之士，怡闲之居者，希音通于反听，太和冲于浩然，则孙登之神游宇外，稷公之道长邱中。猗欤！夫子之所玩也。宏矣深矣！
明代琴家徐青山所著的《溪山琴况》中，提出了琴乐艺术审美的二十四况，其中所提到的“静”:“约其下指工夫，一在调气，一在练指。调气则神自静，练指则音自静。”指下乾坤，又何其大也！
古琴承载的不仅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还有道家的自然无为，佛家的明心见性，因此琴道亦有“琴禅”之称。且看李白之《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蛾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由此可知，人们赋予古琴的意义，已经远超于器乐的本身，而是贯通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框架与体系，寄托了家国情怀与治世理想，宏矣深矣！
“载歌须载道，抱朴亦抱琴。指下乾坤大，其中有古今。”以琴之道，静观宓子治世为人之音，一曲高山流水，铿然于天心矣！《说苑·政理》还记载了宓子的两则故事。其一：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俸禄少鬻，鬻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 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说，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也？”子贱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以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 俸禄虽少鬻，鬻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
这又是一次同学之间的大比拼。同样出仕一方，孔蔑是三失，子贱是三得。得者，德也。因为子贱已经把为官作为了自己修身进德的阶梯，劳而无怨，行志弥坚。孔蔑则反之。由此也便可以理解，为何本来“公门里面好修行”的“公仆们”，有德行操守者积功累德，遗泽后世名传千古，而反其道行之者，却最终会落得恶名昭著遗臭万年了。
当代人把礼乐仅仅视为“规范伦理”，认为礼乐约束了人性的自由。“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在孔子看来，礼乐的背后是“德性伦理”，“是人的自然生命或真性情经由文明的升华所成就的德性！
其二：“阳昼论钓”。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 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扱纶错饵，迎而吸之者也，阳桥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真正能够治理天下者，必有一颗“虚心”——虚怀若谷，倾听雅音；求贤若渴，调和乾坤。而不是“意必固我”，师心自用，误人误己悟天下。古往今来之治世、之能者，必是高明的弹奏师，高明的调音师，高明的倾听者也！伟人言，干工作要学会“弹钢琴”，其斯之谓欤？琴声再起！而当再读彬宇先生之吟怀宓子诗：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
性净声尤淡，心坚志可钦。
载歌须载道，抱朴亦抱琴。
指下乾坤大，其中有古今。
（本文多参考《宓子贱管理思想探析》·郭美星；《古琴》·卢静云；《古琴之道》·老桐 等）
张红星教授注：
抱朴： 道教术语。源见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朴指平真、自然、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始。抱朴即道家、道教思想中追求保守本真，怀抱纯朴，不萦于物欲，不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干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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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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