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绝非为了讲述一个离奇故事，而是向我们展示出了专制社会下的病态和荒诞，极大地还原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深刻揭露了专制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奴役、剥削和压迫。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专制的皇帝因为自己喜欢斗促织——无聊的游戏，居然让朝廷内外，整个国家、社会都围着他转。官吏们为了能够得到赏识，“媚上官”，结果每一位下级官员都需要借助进献善斗的蟋蟀而讨好上级官员，能够提供优质蟋蟀便是为官的最大政绩，如此便搭建起一个由下而上的“奉承链”，一直通到最高统治者皇帝。下面的百姓为了弄到一只好的促织，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而一旦一个人能够进贡一只好的、善斗的促织，就能拥有良田百亩，“鸡犬升天”，这荒诞不荒诞，病不病态？
大明宣德年间，皇宫之中流行斗蟋蟀的游戏，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取善斗的蟋蟀，朝廷每年都向各地按时征收。《促织》这个故事的所在地陕西华阴县并不出产优质蟋蟀，但华阴县令为了讨好上司和朝廷，不惜重金买来一头进献，结果这头蟋蟀能征善战，深得皇帝欢心。于是，皇帝下诏责令陕西年年进贡。
县令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层层下达，将供应的差事派给各乡的里正。市上的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就将好的蟋蟀“囤积居奇”，差役们又借这个机会向百姓们摊派费用，最终导致“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故事的主角成名就是其中一个里正，因为他老实本分，基本上耗尽了自己的钱财去购买蟋蟀完成差役任务，到了没有钱去购买蟋蟀的时候，就亲自去抓，但又抓不到，即使抓到又不符合要求，打了上百板子，两条腿脓血淋漓，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在床上翻来覆去只想自杀。
随后成名求助巫师，在巫师的指导下，终于成功地捉到了一只蟋蟀。全家高兴坏了，不过成名九岁的儿子趁成名不在家的时候，出于好奇，偷偷打开了装蟋蟀的盆子，不小心让蟋蟀跑了出来。等他费尽千辛万苦重新抓住它的时候，蟋蟀的腿断掉了，肚子也破了，没过多久便死了。
这可把孩子吓坏了。他跑去告诉母亲，谁知母亲被吓得面色惨白，训斥他：“你的死期到了。”等成名回到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怒气冲冲地想去找儿子算账，却发现儿子“不知所往”，“后又得其尸于井”。
一瞬间，成名所有的怒气都化为了悲伤。太荒诞了，儿子的命竟然没有一只小虫子重要。当然，更荒诞的是。成名去世的儿子化作了蟋蟀，仅献给了皇帝，皇帝龙颜大悦，赏赐无数。一夜之间拥有豪华住舍、牛羊无数，穿绫罗绸缎，骑高大骏马，可谓一步登天。
蒲松龄的《促织》通过离奇的故事，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皇帝昏庸无能、官吏媚上欺下、底层民不聊生的灰暗图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暴政的黑暗腐朽， 甚至上至天子，下至抚军县令，乃至小吏。同时揭示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百姓命如草芥，连一只虫子都不如，在经济上和身体上受到残酷的压榨和摧残。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天下大权都系于皇帝一人，皇帝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掌握着全天下所有人的生死大权，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皇帝一个人不可能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必须依靠围绕在身边的亲信组成的官僚集团来行使权力。
这是专制社会的本质特征：专制暴政、不受限制的权力和官僚政治。因为官吏的任命、升迁不在于政绩，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上级，所以他们只需要讨好上级就能获得升迁。正如《聊斋志异·梦狼》中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一语点破了官僚政治的本质。
因此，他们为了得到任命、升迁获得权力，对于上级可以无限谄媚。哪怕上级的一句话，在他们看来都是“圣旨”、律令，会坚决的去履行，去执行。上级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在他们看来也可能隐含着某些深意，他们要去反复的揣摩和解读，因为这可能关系到自己的仕途。至于人民的需求、诉求，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
总之，专制和官僚政治下，官吏视治下的百姓为自己的牛马、晋升的工具, 而决不以他们的生死为念。他关注的永远只是上司的要求和自己的利益。搞清楚这层逻辑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促织》这种荒诞的戏码上演了，这在专制社会中完全是常态。
专制权力下的个体没有谁能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皇权的网罗之下，谁都可能成为牺牲品。皇上玩弄虫子的本质在于玩弄百姓的身家性命。专制社会的职能绝非是平衡、保护与培养，而是十足的限制、侵害与掠夺，它动用所有的知识系统、组建一切机构，目的只有一个：维持对百姓的压榨、剥削、压迫和掠夺。
随着专制的不断强化，权力越来越集中，官吏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蛮横，越来越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越来越把民众当奴隶一样的驱使。民众在变本加厉地剥削之下，还要面对官吏们的凶暴对待，生存异常艰难，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痛苦不堪，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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