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柔和
第二性书摘
《第二性》是西方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品，作者是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生活中遇到女司机、女律师、女医生、女教授会被特意加上（女）字，集体潜意识中“她”本不应该出现在“他”统治的外部世界里。女性处于被动地位。
事实上，男女本质并无实质性差异，生育选择仅仅是物种分工不同。在神话世界观中，女性因生育而神秘，和自然更为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例如女性身体本身受自然规律影响更大（月事配合月相规律），使得男性深层意识中产生恐惧。
男性生殖器在古代被提高到神的尊严地位，例如塔、纪念碑的形象，但由于女性（这一携带大自然魔力的生物）出现，该物会超越其所有者的个体意志控制。
在神话体系中，男性为了征服自然性和神秘性而征服具备了大自然生育能力的女性，但当真正性交之时，男性形式上被“去势”，反而将自身超越性落入“子宫”之手，重回母亲的掌控感，因此“他想占有，却被占有。”这种带给男性的深层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
女人注定懂魔法。阿兰说（法国哲学家、散文家），魔法就是事物中拖曳着的精神；当一个行动不是来自原动力，而是来自被动性时，它就是有魔力的；准确的说，男人总是把女人看作既定的内在性，她收获庄稼和生育孩子，并不是通过她的意志产生的行为；她不是主体、超越性和创造力，而是载满流体的客体。
在男人崇拜这种神秘性的社会里，女人由于这些品质，与崇拜相连，被尊为女祭司；当男人为了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智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惰性既定而斗争时，女人于是被看作女巫。（笔者：欧洲中世纪火烧女巫事件、驱赶吉普赛女郎事件，都是古代男性不能面对内心的恐惧和黑暗，发起了女性迫害。）
在波伏娃看来，基督徒同自身分裂开来；肉体和灵魂，生命和精神彼此分离.......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就是女人。尘世、性和魔鬼的诱惑就体现在她身上。（笔者：美国连环杀人案凶手往往是狂热的宗教信仰分子，受害人多为女性。）因为整个基督教文学都在竭力夸大男人对女人感到的厌恶。
波伏娃波伏娃随后点出正确的男女相处方式：当女人这样作为男人的合作者、他的补充、他的另一半出现时，她就必然拥有一种意识、一个灵魂，否则他不会如此亲密地依附于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
男人越是个体化并且要求他的个体性，他就越在自己的妻子身上认识到这是一个个体，她有自由。从社会的角度看，歌颂母爱和英雄母亲的原因是，“如果社会得到母亲们的同意，让儿子去赴难，它就自认为有权利把他们杀死。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拉拢母亲对社会是有用的。人们把她当成道德的守护人；她作为男人的仆人和权力的仆人，慢慢地引导她的孩子们走上规划好的路。”女人是自然的产物，是生机的孕育，驯服女性是在驯服自然，驯服后的自然包含对社会有利的品德。
波伏娃接着写道，女人对男性社会的作用还有：“男人过于在意男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斗争关系，不能互相成为观察者：他们互不凝视。女人外在于他们的活动，不参与他们的比武和搏斗；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扮演这个注视的角色。”
事实上，男人希望得到一个女人“私人订制”的全方位认可和驯服，其体现就是这个女人“爱”上他。“她掌握一种更本质的特权：他认为她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价值尺度，而是他的特殊价值和存在的揭示。”
女人的认可和评价，不同于男性的自我评价，也非社会的客观评价，而是从“人”的角度私人定制标准，帮助他发现自身其他面向，必须有“投射”才行，女人是男人的“镜子”。
婚姻最初是被男人设计用来保护男人，对付女人的。其目的在于保障男人的私有财产能传承给自己的子嗣。
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对女性经济长久以来的压制，女性在经济水平上普遍低于男性，导致现在婚姻变成手段成为部分女性（俗称“捞女”）跨越阶层的方式。
蒙田：“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个性别更容易。”
波伏娃认为，首先——“现代”女人接受男性价值：她们自炫以男人一样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工作和创造，她不是竭力贬低他，而是断言她与他是平等的。这是两种超越性的对峙，每种自由非但不互相承认，反而想主宰对方。
由此给女人带来的困扰是——“她把自己即认作自我，又认作他者，这个矛盾会带来令人困惑的后果。”家务、做母亲；人们送给她“女性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以交换她的自由。
而摆脱了女性气质的女人想保持它带来的特权，而男人要求她承担其限制。两性既是对方又是自身的受害者。男女互相憎恨对方的是自身自欺和怯懦导致的明显失败。
一个男人不得不继续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供养他不再爱的女人，感到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对把一生都押在他身上的女人置之不顾，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
所以一部分男人会选择出轨缓解这种心理压力，大部分出轨的男人并不真的想与原配离婚。女人既不是由她的激素，也不是由神秘的本能决定的，而是由她通过外在意识把握她的身体，她的命运不是永远确定的。
对少女来说，尤其有利的是，她不在男性中寻找一个半神——而仅仅是一个同伴、一个朋友、一个性伙伴——她不会逃避承受自己的生存。
在他们以为互相对抗的斗争中，每个人反对的却是自己，将放弃的一部分自身投入到性伙伴身上，每个人非但不经受自身状况的模糊性，反而竭力通过使对方忍受处境的卑下，给自己保留荣誉。（小我的平等，而非本质平等）
萨特：“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
下面是对《第二性》下部的介绍：篇幅上，下部是上部的两倍之多；内容上，下部侧重现状（1949年出版时的社会状况）、上部侧重历史。下部从《女性的形成》到《走向解放》，一共四大部分，本文预计讨论到第四和第五部分。
女性形成中，波伏娃分析了女性从幼年到少女时期的心理活动，通过男性和女性个体成长中的不同培养方式，塑造了两种性别。进而论证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观点。
男孩的巨大机会在于，他的为他人存在的方式有利于他确立自为主体的存在。他做事，他创造，他敢于行动。在他这种对课题形象的属于自己的操心和通过具体计划自我确定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对立。他在存在的过程中使自己存在，两者是统一活动。
相反，在女人身上，一开始就在她的自主生存和她的“他者存在”之间有着冲突；人们向她灌输，为了讨人喜欢，就必须竭力令人喜欢，必须成为客体；因此，她应该放弃她的自主。
随着时间流逝，女孩从幼年进入青春期。“ 在她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阻挡，她们没有使用的活力转为烦躁；她们过于文静的工作消耗不尽过于旺盛的精力；她们百无聊赖；出于无聊，要补偿她们忍受的低下地位，她们耽于愁苦和浪漫的梦想；她们品味这种轻易能实现的逃遁，失去现实感；她们怀着无序的兴奋，沉浸在激动中；她们缺乏行动，却爱说话，有意将没头没尾的话间杂严肃的词句；她们被丢在一边，“不被理解”，在自恋的感受中寻找安慰：她们把自己看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发出抱怨；自然而然，她们变得爱卖俏和装腔作势：这些缺点在青春期有增无减。她们的不适，表现为不耐烦、发脾气、爱哭泣；她们有流泪的爱好——很多女人以后仍保留这种爱好——大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既是对严酷命运的抗议，又是一种惹人怜爱的方式。”
女孩相对男孩性情更加温顺，是因为在她们成长过程中被教导禁止使用暴力，然而——“暴力是每一个对自己，对自己的热情和对自己的意志的赞同的本真考验；彻底的拒绝暴力，就是拒绝自己接受一切客观真理，就是封闭在抽象的主体性中；不经过肌肉的愤怒和反抗，就仍然处在想象中。”
拒绝暴力意味着拒绝在成长中运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维护自己的观点。是更形而上的活在想象中，活在主观世界中。在留给她甚少出路的环境中，更多的培养了女孩的“自卑情结”。
而选择符合社会期望成长的女性，并非提高了自身的人的价值，才在男性眼中获得价值：而是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
任何对自身的确认，都在减弱她的女性气质和诱惑力。因此，对少女来说，在她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女性使命之间是割裂的。
部分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在性成熟过程中，往往先进入自恋阶段，后随着年龄成长，将身边的异性纳入依恋范围——往往是父亲或母亲来扮演这个角色，抑或邻家姐姐或哥哥。
波伏娃认为，男性的自恋情结往往在其性成熟时消失。但女性不同，在她的性欲中有一种原始的不明晰（被动性导致）。
少女的自恋和她的性欲注定她去感受和体验之间存在的冲突。
少女骄傲于能征服男性的兴趣，引起爱慕，使她不快的是，她反过来要被征服。
因此，当青春期的少女自残时，正是对命运的反抗。那是在向她未来的情人挑战：你强加给我的，绝不会比我强加给自己的更可恶。可以看出，人们责备少女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更表明了她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年龄，在生活的愿望、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强烈的年龄，知道自己是被动的和依附于他人的，那是令人不堪的状况：女人正是在这种想征服的年龄知道，任何征服对她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她应该自我否定，她的未来取决于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
只要社会上未能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只要风俗允许女人作为妻子和情人利用某些男人掌握的特权，她就会梦想得到一种被动的成功，阻碍她自身的完善。
今日，她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委托给男人，这已经变得可能。如果专注于学习、运动、职业培训、政治社会活动，她就摆脱了男性的困扰，大大减少关注感情和性的冲动。
在《性发动》中，波伏娃谈到女性性欲的关键问题：在性生活的开始，女人的屈从并没有得到强烈而确定的享受作为补偿。
如果她为自己打开了极乐的大门，她就更容易牺牲羞耻和自尊。
男人很容易在他的情人身上唤起醋意和怨恨。怨恨是女性性冷淡最常见的根源；在床上，女人以侮辱性的冷淡让男性付出她认为自己受到的一切冒犯的代价；
在她的态度中，常常有一种攻击性的自卑情结：既然你不爱我，既然我有缺点，不能取悦你，既然我受到蔑视，我也不会沉迷于爱情、欲望和快感中。
接下来讨论敏感话题，女同性恋。
波伏娃在本书第15章安排了这一章节，思想家伟大之处也在于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从学术角度讨论女同性恋问题并无不妥。
作者如此坦然不禁让读者反思，自己在生活中是否能够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现在社会舆论和男性社会下对女性谈论“性”和“生育”的话题很敏感，不经查证乱扣帽子，对女性话语权的打压，恰恰是很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不敢发声的现实原因。
波伏娃在本章很快点题，抛出了为什么女同性恋倾向于同性恋而非异性恋：“一个精力旺盛的、有攻击性的、充满活力的女人，期望主动地消耗精力，通常拒绝被动性；一个相貌丑陋、发育不良的女人，可能想以获得男性气质来补偿她的劣势；如果她的性敏感尚未形成，她就不愿意接受男性的抚摸。”
事实上，波伏娃认为主体对生存的态度影响其性欲。
此外，波伏娃表明了其对女同性恋的态度——女同性恋者不是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女人，也不是一个“高级的”女人。个体的历史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在每一个活动中，过去都被新的选择重新把握，选择的“正常”并不给予它任何特殊的价值，必须根据它的本真性来评判它。
对女人来说，同性恋可能是一种逃避自身处境的方式，或是承受它的方式。
波伏娃接下来谈到当时社会上对女同性恋的看法：
男人把自己设立为主体，同时把自己分离出来；把他者看成一个要夺取的物，就是冲击了在他者身上，连带在自己身上的男性理想；相反，自认为是客体的女人，把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看成一个猎物。
男同性恋者之所以引起男女异性恋者的敌意，是因为异性恋者要求男人是一个支配的主体；相反，两性都自发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女同性恋者。
波伏娃也讨论到“女异性恋者很容易对某些男同性恋者产生友谊，因为她在这种无性欲的关系中感到安全和有趣。但总体而言，她对这些男人感到敌意，他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他人身上把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贬低到被动的物的地位。”
波伏娃认为，“她（t）在自己的行为中而不是在她内在的在场中认出自己。”
笔者认为 t 仍然是通过模仿男性行为和习惯而认同自己，并非其本身存在所谓的“阳刚气”而认同自己身份，波伏娃进一步指出，意志力强的独立女性大多如何处理男女问题。
最有意志的，最有支配欲的女人，不惮与男性对峙：所谓“有男子气的”女人往往是一个坦率的异性恋者。她不愿意否定做人的要求；可是她也不想弃绝自己的女性气质，她选择进入男性世界，甚至兼并它。她强有力的肉欲不畏惧男性的粗鲁；为了在男人身体中找到快乐，她比胆小的处女需要克服较少的抗拒。拥有十分粗鲁和野性十足的气质，就不会感到性交的屈辱；一个精神上无所畏惧的女知识分子会质疑这种屈辱；自信心强、性情好斗的女人，会愉快地参加到一场她确信必胜的决斗中去。
（举例历史上的伟大女性，叶卡捷琳娜大帝、伊莎贝尔·艾布拉特。）
波伏娃认为：对于一个有支配欲的女人来说，同性恋并不总是显得像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法；既然她寻求肯定自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女性能耐令她不满；对她来说，异性恋关系同时是一种贬低和一种充实；在拒绝接受她的性别带来的限制时，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她以另一种方式限制自己。
女同性恋者在不想做一个正常而完整的女人的同时，又常常希望做这样的女人。（想起了思文、马薇薇、柏邦尼）
波伏娃认为，一个只膜拜自己、向往空中楼阁式的成功的女人，不可能对其他女人热烈相依；她在她们身上只看到竞争者和敌人。
她本不想封闭在女人的处境中，如今她却关在女同性恋的处境中
最后，波伏娃在本章表明立场。
事实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蓄意的反常，也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诅咒。
这是一种在处境中选择的态度，就是说，既是被激起的，又是自愿采纳的。
《处境》将社会女性划分种类，以已婚女人、母亲、社交中的女人、妓女、中老年女人、女人的处境与特性等女性的社会角色分类，进行分章撰写。
婚姻对男人来说大部分只是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婚姻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扩大和确认，而不是寻找生存的权利本身，这是他们自由承担的一项义务。因此，他们能够权衡利弊。” 坦白说对女人来讲，“ 结婚比其他许多职业更有利可图。”
波伏娃对婚姻中女性的看法是：
“对于一个像在清醒和本真中体验自身处境的女人来说，往往除了淡泊的骄傲，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她依附于一切和所有人，她只能经历完全是内心的、抽象的自由；她拒绝现成的原则和价值，她下判断，她询问，由此摆脱了夫妇之间的奴役；但她高傲的保留，她对“忍耐与节制”这种箴言的赞同，只构成一种消极态度。
她坚持遁世和玩世不恭，并不积极运用她的力量；只要她是热情的、活泼的，她就设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她帮助别人，起安慰、保护和奉献的作用，增加自己的事务；但她由于碰不到任何真正需要她的任务，由于她的主动性达不到任何目的而痛苦。
她经常受到孤独和枯燥无味的生活折磨，最后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
“附属性在女人身上已经内化了；即使当她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是奴隶；而男人本质上是自主的，他只是从外边被束缚住。”
波伏娃对“母亲”这一女性角色的看法如下。
首先，“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某种程度上会占据生下她的女人的位置：对她来说，这正是一种完全的解放。”
其次，作为“母亲”的女人在社会中更加被尊重，“如今，她不再是性欲对象和女仆，而是体现了物种，她是生命和永恒的许诺；她周围的人尊敬她，甚至她的任性也变得神圣。”
但事实上，对母爱的歌颂往往是“社会”为了自身延续的骗局：“母性宗教”宣布凡事母亲都是典范时，欺骗便开始了。母性通常是一种自恋、利他、梦想、真诚、自欺、奉献、玩世不恭的奇怪混合。
海伦尼·多依奇认为，正是通过母爱，女人才完全实现自我：但条件是她要自由的承担职责，而且真诚的愿意这样做：年轻女人必须处在一种能够让她承担职责的心理、道德和物质环境中，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笔者：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与否包括物质、心理和精神多个评价层面）
波伏娃认为，母爱并不正常，不过是社会驯养和集体潜意识长期灌输的结果，本质仍是对女性的规训。
“在对女人的轻蔑和对母亲的尊重的调和中，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拒绝女人参与一切公共活动，把她拒于男性职业的门外，在所有领域宣布她无能，却将最细致最繁重的工作，即培养人交给她，是愚蠢的，违反常理的。”
由于上述原因，波伏娃认为女性在面对孕育生命时应当采取以下态度：“除非生命有意义，她才能同意制造生命，没有尝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
首先，波伏娃提到了女人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社交属性（类似《红楼梦》中王夫人等需要对外打点、进宫参拜，我国古代皇帝会将重臣的家眷册封为诰命夫人、《三十而已》中顾佳的“夫人社交”）。
波伏娃认为社交任务由女人完成是因为——“她有闲暇在“拜访”和“接待”中保持这些实际上无用的关系（笔者注：指保持现有社会阶层的社交关系）。”
承担社交任务的女性往往也沉迷于此——“她的内心，甚至她的面目，丈夫和孩子都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司空见惯，她却沉迷于去炫耀自己。”
波伏娃指出了女性所沉迷的衣服和首饰的作用：
①表现女人的社会尊严；
②将女性自恋具体化。
同时指出，男人的服装，像他的身体一样，应该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引人注目（例如扎克伯格、乔布斯所有衣服都一样）；对男人来说，无论潇洒或者俊美，都不在于将自己构成一个对象；因此，社会本身要求女人把自己看成一个肉欲对象。
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找到工作，打扮得富裕的外表就越是有用：优雅是一件武器，一个招牌，一个自卫武器，一封推荐信。
波伏娃将女性打扮称之为“卖俏”，与蚕食自己身体的时间作斗争（负熵），由于对“美衰爱驰”的恐惧，引起女性对生命本身的恐惧。
“她们竭力保存自己，像有些女人保存家具和果酱那样”，同时，她们会“粗暴地对待丈夫或情人的殷勤”，因为“她想摆脱男人、世界和时间”。
婚姻中，丈夫很难完成对妻子“美”的欣赏者的角色。
强调性吸引力的女人，在丈夫看来格调低下；他责备妻子大胆。
但如果放在陌生女人身上反而会吸引他，这种责备扼杀了他身上的一切欲望；
如果妻子穿着端庄，他是赞成她的，不过态度冷淡：
他不感到她诱人，含糊地加以责备。
因此，他很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看她，他要通过别人的眼镜来细看她。因此，丈夫往往既不注意她的穿着，也不注意她发式改变。
甚至一个多情的丈夫或者恋爱的情人也往往对女人的打扮漠不关心。
如果他们热烈地爱裸体的她，最得体的打扮也只不过是把她化妆一下：即使她穿的不好，十分疲倦，也是同光彩夺目时一样喜欢她。
如果他们不再爱她，最取悦人的裙子也将无济于事。
“男人在属于他们的世界中相遇；而女人却要确定、估量、探索她们自己的领域。”
换言之，波伏娃认为女人是在即存的男性主体世界中穿插进来的“他者”，“他者”的到来需要遵从“主体社会”的规则，像水一样融入其中。
另外，“女人知道，男性的法规不是她的法规，.......，于是她请求其他女人帮助她确定一种"中间法"，一种女性特有的道德法规（笔者os：更严苛？）。
女人不仅仅是出于恶意如此长期地评论和批评她们女友的行为：为了评判她们和自律，她们必须比男人有更多的道德创造。”（笔者：因此保罗·萨特认为女人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盟者。）
波伏娃谈到已婚女人出轨的心理变化：婚姻由于剥夺了女人的一切肉欲满足，否认了她们的自由和特殊性，所以通过必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将女人导向通奸。
婚姻中丈夫角色的悖论（注意：波伏娃讨论的是成书时期法国社会现状）：他承担了启蒙者的可憎角色；处女幻想即被蹂躏又被尊重的矛盾要求，几乎注定了他的失败；她在他怀里永远是性冷淡的；她在情人身边既感受不到贞操被剥夺的痛苦，也感受不到羞耻心被征服所产生的最初的屈辱；她避免了受到突袭造成的精神创伤：她大致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真诚，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天真，不再把理想的爱情和肉欲、感情和骚乱混为一谈：当她选择一个情人时，她想要的就是一个情人。
反观情人：他不必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消耗诱惑力和威信；他仍然保持距离，是一个他者。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谨慎和虚伪达成了妥协，自由和真诚的协约能消除婚姻的缺陷。
然而，社会将自由的女人和放荡女人混为一谈；情人自己也不乐意承认他加以利用的自由；他更乐意认为，他的情妇让步了，任人摆布，他征服了她，诱惑了她。
通奸、友谊、社交在夫妇生活中只构成消遣，它们可以帮助女人忍受夫妇生活的束缚，但不能粉碎这些束缚。这只是虚假的回避，根本不能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波伏娃开篇点题：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认她。马罗所说更为露骨：“在靠卖淫出卖自身的女人和通过婚姻出卖自身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价格和契约的期限。”
其后，波伏娃谈到妓女和皮条客的关系。
“妓女为了收到钱，避免恶劣的对待，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她精神支持。” 这里的男人指皮条客。
聪明的妓女会敏锐的意识到——“一旦她们不再受到职业常规的保护，一旦男人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嫖客，而个体化，她们便成为某种意识、某种任性的自由的猎物：这再也不是一次普通交易。” （例如杜十娘）
最后，波伏娃提到，“高级妓女的最新化身是女明星。她让女人成为男人的梦想，他们用财富和荣誉和她交换。她像推出一种产品一样推出名字，保证了她经济自由。”
有时，女人在从男人那里索取来的金钱和效劳中，找到了对女性自卑情结的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消除了两性斗争。
此外，“高级妓女”有性冷淡的名声。“善于控制自己的心情和肚子，对她是有用的：无论她多情善感还是性欲强烈，她都有可能受到男人的支配，他会盘剥她，独占她，或者让她忍受痛苦。”——“过分看重任性、感情、乐趣的女人，会很快失去她的“地位”；一般来说她过分渴望获得成功，不能忘我地投入真正的爱情。”
忠于男人的女人之命运，受到爱情的纠缠：利用男性的女人，依赖于自我崇拜。她那么重视自己的荣耀，这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她在其中寻求对自恋的神化。
女人生活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平稳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都有危险的突发性；这种过渡以比在男性身上更有决定性的危机表现出来：青春期、性欲启蒙、绝经。男人是不断地衰老的，而女人是突然失去女性特点。
部分女人在过渡期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神经官能症”——“当一个人感到自身是意识、主动性和自由时，命运所操纵的被动客体必然以他者的面目出现：被汽车撞到的不是我，镜子反映出形象的这个老女人不是我。她注定是教派、通灵论者、预言家、没有执照的医生、江湖医生的猎物，因为她渴望终极真理。”
有人问梅特涅亲王夫人，一个女人到多大岁数才不受肉体折磨，她说：“我不知道，我只有六十五岁。”
波伏娃指出：畅销书不仅是为了取悦读者，而且是为了取悦无所事事、一心要逃避生活的女人。
波伏娃认为，中老年的女性已经意识到生活对她的欺骗：
是她保证家庭单调的节奏，治理着家；
当男人失去社会职能时，他变得完全无用（日本的靠窗族）；
女人至少保有家庭的领导权；
她对丈夫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令人讨厌（日本社会退休后离婚率上升）。
女人从独立中取得骄傲；
她们终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世界；
她们意识到一生受到愚弄和欺骗；
她们清醒过来，不再轻信，往往饶有兴味的开始玩世不恭。
在她的思想和行动中，
寄生女人所能经历的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挑战或者怀疑论的讽刺。
在她一生的任何年龄，她都做不到既是工作效率高的，又是独立的。
《第二性》接下来谈到现代女性的处境，并列举自恋的女人、恋爱中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最终谈及独立的女人。
女人的“特征”：她“沉溺在内在性中”，她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平庸无能，她没有真实的观念，也没有准确的观念，她缺乏道德，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爱说谎、会做戏、自私......在所有这些断言中，有真实的成分。只不过这些行为是由她的处境造成的。
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她们封闭在这个领域中，被男性世界所包围，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居。
她们的顺从总是夹杂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夹杂着接受；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接近少女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更难坚持住，因为对于成年女人来说，不再仅仅是通过象征去梦想她的生活，而是体验生活。
首先，肉体顺从月相变化的节奏，岁月先是使之成熟，然后使之损伤，她在着肉体中感受到这种抵抗。其次，女人延续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时期的精神状态：她相信魔力。她相信心灵感应、星相学、对物体放射的特种感应能力、梅斯麦的动物磁气实验、神智学、旋转桌、通灵人、江湖医生；她把原始迷信引入宗教中，点蜡烛、还愿物，等等。
另外，她不懂得运用男性的逻辑。三段论既不能用来做成蛋黄酱，也不能使孩子的哭闹平静下来，男人的推理能力不适合于她体验过的现实。
“她没有真实感，缺乏工作效率；她只同形象和字句打交道：因此，她毫无困难地接受最矛盾的说法；她很少操心廓清无论如何她力不有逮的领域的奥秘；这方面，她只满足于极其模糊的只是：她混淆党派、见解、地点、人物、事件；在她头脑里是一篇古怪的混乱。总之，明察秋毫不是她的事：人们教导她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为自己批评、审察、判断。她信赖那个高等级。
弗雷泽说：“男人造出神，女人崇拜神。”
男人不能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制造的偶像面前，但当女人在路上遇到这些巨大的塑像时，她们不能想象，它们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她们会温顺的下跪。”
本文引用萨特一段话：她们是固执的，她们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她们相信这些思想，就像相信天主。是我们在制造思想，我们了解思想是怎样编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确信有理。
她们不是通过判断，而是通过一种信念去承认它们：信念以其不是一种知识而获得狂热的力量：它是盲目的、热烈的、固执的、愚蠢的；它设立的东西，是无条件设立的，反对理性、反对历史、反对一切揭穿谎言。
男人知道，他可以重建其他制度、另一种伦理、另一种法规；他把自己把握成超越性，也将历史看成是生成。
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让自己的行动和思想适应发展；没有参与历史的女人不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她不相信未来，希望阻止时间前进。“由于她的信念是盲目的，所以她尊重法律只是因为这是法律。”
但是这些希望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未来中；这期间，恶继续侵蚀着善；女人由于掌握不了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共济会会员，所以寻找一个对此负责的人，可以具体地泄愤：丈夫是一个被选中的牺牲品。男性世界正是体现在他身上，通过他，男性社会管着她和欺骗她；他承载着世界的负担，如果出事了，那是他的错。
男人也“关心”金钱和成功：但他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获得；女人被指派扮演寄生者的角色：凡是寄生者都必然是一个剥削者。男性发现，她献身给他时，在观察他，评判他，就足够让他感到受愚弄了；她只应该是一样献出的东西，一个猎物。
宗教能满足深层的需要，在现代文明中，宗教看上去远不是一个压迫工具，而像是一个欺骗工具。性别平等越过社会歧视，重新建立。真诚的信仰大大帮助女孩避免自卑情结：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天主的创造物。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注定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之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他被自己的职业和角色所吞噬；他乐意显得重要和严肃。她远比丈夫更少的生活在俗套和表象中，女人更加接触到现实。女人比男人更加专注于自身和世界。谈论一般的“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
女人都觉得自己具有“独特性”，男人都觉得自己具有“一般性”，要跟随时代成长。最后，波伏娃认为——“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
并非是女人努力，而是男人和女人一起努力。
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自恋的女人】波伏娃谈到“自恋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异化过程：自我被作为一个绝对目的设立，主体逃避到其中。”
环境更加促使女人而不是男人转向自身，把爱给予自己。
凡是爱情都要求主体与客体的二重性。
女人不能通过计划和目标自我实现，便竭力在自身的内在性中把握自己。
许多女人正是因为自己什么也不是，才坚决把她们的兴趣局限于自我，把自我与一切混同起来，使自我畸形发展。
【恋爱中的女人】波伏娃首先引用拜伦的观点——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
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认为：“爱情这个词，对男女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相当清楚的：这不仅仅是忠诚，这是身心的全部奉献，毫无保留，对无论什么都不加考虑。正是这种不讲条件，使她的爱情成为一种信仰，她拥有的唯一信仰。至于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正是这种爱；因此，他对自己与对女人要求的感情远不是同样的；如果有的人也是这种完全舍弃的愿望，我保证，肯定不会是男人。”事实上，女人所爱的并非是男性个体，而是作为“男性”来说，一般意义上的男性气质，能确立男人优越性的男人。但男性价值会随着日常往来崩溃，递减的崇拜感。
女人并不希望在另一个个体身上再现一个个体，而是希望重现一种处境：她在小姑娘的时候，在成年人保护下经历过这种处境：许多女人固执地在“做孩子”，在举止和衣着上无限延长她们的童年，在男人的怀抱里重新变成孩子（笔者注：自我虚无化），使她们十分满足。这种自我虚无化的梦想实际上是一种渴望存在的意愿。全身心奉献给偶像的女人，希望偶像既让她占有她自己，又让她占有浓缩在偶像身上的世界。
许多女人只有在得到爱的回报时，才投身于爱情：有时人们对她们表示的爱情，足以使她们坠入爱河。少女通过男人的眼睛去梦想。女人正是在男人的眼睛里，最终以为发现了自己。女人感到自己拥有可靠的高度价值，她终于能够通过自己激发的爱情去热爱自己。她陶醉于在情人身上遇到一个见证人。让自己成为肉欲的对象和猎物，同她的自我崇拜是相违背的，她觉得交欢摧残和玷污了她的身体，或者贬低了她的灵魂。因此，有些女人选择了性冷淡，想以此保持自我完整。
另一些女人将动物性肉欲和高尚情感区分开来。波伏娃认为，当女人陷入爱河后，往往会为爱奉献，通过自我虚无化和自我虐待的方式来“爱”，这恰恰也是女人从属性地位导致的。（北大包丽牟翰林案）学生和刚步入社会的人为爱牺牲的现象较多，是因为读书和工作都没有从中获得自己的事业、取得相应的成就感和价值感，因此将目光转向爱人。即便在北大，包丽读书期间也只是“观察学习”而没有“行动”，反观牟翰林，参加暑期调研和志愿者服务，扎根土地实现行动力。双方不仅仅是性别带来的差异，更多是双方在行动力和执行力上存在不同，包丽处于更为弱势的一方。
恋爱的女人在情人面前，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一样，也会感到在他们身边经历的负罪感；只要她爱他，她不会选择反抗他，她反抗自身。
如果他不像她期待的那样爱她，如果她不能吸引住他，使他幸福，使他满足，她的全部自恋就会转化成厌恶、屈辱、仇恨自身，促使她自惩。
她会自愿成为受害者，激烈地损害这个不善于满足情人的自我。压抑在动情女人身上的诅咒之一：她的慷慨马上会变成苛求。恋爱的女人迷恋于满足情人的欲望，她致力于唤醒这种欲望以便满足它：如果她没有成功，便感到屈辱，毫无用处，以至情人要装出他感受不到的热情。她让自己成为奴隶，找到了束缚他的最稳妥的方法。她不计较自己做出的牺牲，因为她一心想让我接受它们。接受实际上是捆绑情人的一种约束，而表面上却看不出他做了让步，女人要求他感激地接受她加在他身上的负担。
按照忠诚的一般辩证法，奉献变成了要求。爱情令人痛苦的悖论之一：这个神被俘虏了，失去了神性。女人通过把自身给了他，挽救自己的超越性，但他必须把它带往整个世界。男人的欲望既是激烈的又是短暂的；它一旦得到满足，很快会消失，而女人往往在产生爱情之后变成他的囚徒。她的退让只有在恢复她的威望的情况下才能挽救她，不可能逃避相互性的作用。只有当女人能够重新掌握自己时，绝对爱情的失败才是富有成效的教训。
“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都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
对这一方和那一方来说，爱情将通过奉献自身展示自己和丰富世界。”女人在男人对自我的意识中起着一个必不可少和根本性的作用。男人以另一种面目显现，但他仍然是他自己，他的新面孔融合在他的整个人格中。女人只有也在本质上自为存在时，才融合到她的整个人格中；这意味着她经济独立，投向自己的目的，不需要媒介就向群体超越。恋爱的女人非但未曾体会期盼的统一，反而忍受了最凄苦的孤独，非但不能合作，反而经历斗争，往往是经历仇恨。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都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
【虔信的女人】爱情被看作女人的最高使命，如果环境不允许她有人间的爱情，如果失恋或者苛求，她会选择在天主那里崇拜神性。
虔信如同爱情和自恋一样，可以和主动的、独立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但是，这些个人得救的尝试本身只会导致失败；要么女人与非现实的分身或天主建立联系，要么她与真实存在建立非真实关系；无论如何，她都没有掌握世界；她摆脱不了她的主体性；她的自由仍然受到愚弄；只有一种真正实现它的方式：这就是通过积极的行动将它投射到人类社会中。
【独立的女人】波伏娃指出——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体系就崩溃了；在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
压在仆从女人身上的诅咒，就是不允许她做任何事，于是，她执着地通过自恋、爱情、宗教，徒劳地追寻存在；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她通过与她追求的目的、她获得的金钱和权利的关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
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摸一样的处境。她从事和投入职业的方式，取决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所构成的背景。当她开始成人生活时，她身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她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看待；世界对她呈现出不同的前景。
男人拥有的、从童年起已经感受到的特权，就在于他作为人的使命与他的男性命运并不违背。而对女人要求的是，为了实现女人特性，要让自己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放弃成为至高主体的要求。正是这种冲突特别标志着已解放的女人的特点。她拒绝退缩到女性角色中，因为她不愿意自戕，但放弃自己的性别也是一种残缺。
“女性气质”是从外部强加给每个女人的，个体不能自由地，随心所欲的塑造女性观念。波伏娃认为，女人无论如何表现都是女人，因为她们本身就是女人，“女人味”≠“女性气质”。当男人认为受到玩弄时，有时他也愤怒起来，但他只不过在这件事中遭到失败，如此而已。而女人却同意让自己成为骚动、期待和许诺中的肉体，她只能通过毁掉自身去获胜：她始终是失败的，必须彻底的盲目，要么异乎寻常的清醒，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承认异性个体是和自己同样的人，对女人比对男人来说，要困难的多。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奴役原本是他的奴役的代价。她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得不到讨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会有的好处：她希望自己是个高雅的女人、出色的家庭主妇、忠心耿耿的母亲，就像传统对妻子的要求。
女人在读书时，在她的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断地碰运气，许多人随后由于起点糟糕而处于不利地位。有时她拒绝她的女性身份，在贞洁、同性恋或者泼妇的挑衅态度之间迟疑不决，她穿的很糟，或者女扮男装：她在挑战、做戏、愤怒中失去许多时间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确定女性身份：她爱俏，她出门，她调情，她恋爱，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间摇摆不定。她越是往前走，就越是放弃其他机会。她力图“从事一门职业”，就像别人要为自己建造幸福；她受到男性世界的支配和围困，没有胆量砸烂天花板，不能热情地投入计划中；她仍然把她的生活看作一项内在性的事业：她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而是通过对象指向主体的成功。她们乐于有一份“工作”，表明她们能够做好它，但她们并不热衷于任务的内容。
谨慎会导致平庸
“今日的女人要做出丰功伟业，最重要的是忘掉自己，但为了忘掉自己，首先必须坚信从今以后找到自我。”波伏娃指出，女性职业上的成功有助于提高自身性的地位，她们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同时，也作为女人自我实现了：她们没有在矛盾的愿望中受折磨；相反，她们在自己的职业中证实恋的正当性：打扮、美容、魅力，属于她们的职业责任。
事实上，对女性命运的渴望和对爱情的迷恋，并不总能轻易地与成功的意愿相协调。为了创造一个不同于她无法实现自我的世界，她需要表现自己。“她”这个人是唯一令她感兴趣的话题，女人喜欢谈论自己，或者说变着花样的谈论自己。
她贫乏的虚荣心来自这个事实：她珍爱自己，不敢构造自身。女人不但不肯慷慨地投身于她从事的事业，反而常常把事业看作她生活的普通装饰；书和画只是一种非本质的媒介，能让她公开展示这本质的现实：她自己这个人。
但女人的自恋不仅没有丰富她，反而使她贫乏；由于除了注视自我，什么事也没做，她使自我虚无化；她对自己的爱一成不变：她在自己的著述中没有透露本真的体验，而是推出用陈词滥调建造起来的想象的偶像。
女人为了消除幻想已经耗尽勇气，恐惧地在现实的门槛前止步。因此，有些女性的自传很真诚动人：但没有一部能够与《忏悔录》和《爱好自我分析者回忆录》相比。我们仍然太热衷于看得清晰，以致不想越过这清晰穿透其他黑暗。想尝试重新把握斗争，首先必须在极端的孤独中崭露头角：女人首先缺乏的是在焦虑和自尊中练习适应孤单和超越性。然而事实上，女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剥夺上暴力课的权利；她特别是在爱情中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包围她的束缚和压抑在她身上的整个传统，妨碍她对世界的责任感：这就是她平庸的深刻理由。
被授予天才称号的人，正是那些在他们的特殊生存中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的人。
波伏娃最后借用马克思的话点题：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
马克思至此，全书正文部分已经总结完成。
波伏娃对女人一生各个阶段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这是对女人一生进行正面考察，对她一生可能遇到的经历做出判断和评价。
波伏娃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
“婚姻制度本身一开始就是反常的”、“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不能填补生活的空虚”、“社交是将女人的自恋具体化，她展现自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社交、通奸只构成消遣，以忍受夫夫生活的束缚，但这并不能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波伏娃在肯定人在社会上生存的权利出发，去看待女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
以“存在主义”为理论基础，最终以哲学上的高度概括——“人是类存在物，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作为结尾。（本文未经允许，禁止各种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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