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主中原，抄元朝作业（元世祖-元成宗）

作者戈大只彭小瓜子

主要观点

多民族国家如何治理，元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忽必烈一朝的胡汉之争，也是贯穿始终的。

忽必烈推行的汉化是一个半吊子汉化，实际他是坚持“内蒙外汉”的二元模式。

对于忽必烈来说，也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

首先他名义上还是蒙古帝国的“薛禅汗”，是四大汗国和元朝的共同宗主。

同时他又是第一个统一华夏的异族领袖，是元朝的皇帝。

所以忽必烈也确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是这种二元身份、二元文化相调和、相协同。

他既推行汉法，又保存蒙古旧俗，即要治理好中原农耕地区，又要兼顾漠北草原游牧区。

从元朝官制设置，有蒙古游牧官作为皇帝的内廷亲信。

又设立汉地官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作为执政枢纽。

还有宫廷王公事务的宣徽院、内史府等一堆机构。

从军制讲，仅看中央军，就既有蒙古特色的万人怯薛，又有汉人特色的侍卫亲军，又是典型的二元模式。

还有臭名昭著的“四等人”民族压迫制度。

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居于第一可以理解，色目人排第二，显然是忽必烈为了压制汉人，刻意借助色目人，施展帝王心术。

“四等人”制度在元朝算是一个国策，也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种制度。

之后满清入主中原，也是采用类似的模式来完成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

但忽必烈面临的政治困境，是没有先例的。

实际他一直努力在建立一种能够适应如此广袤国土的政治制度。

甚至如西藏地区是中华历史上首次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复杂度确实前所未有。

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管理技术条件下，也只能做到差强人意而已。

阿合马案以及世祖朝形形色色的胡汉交争，也是这种政治困境的外化体现。

忽必烈与真金的父子之争，也不过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的一朵浪花。

太子真金也是很不容易，他的政治理想受到父亲压制，再加上父亲过于硬朗的身子骨，最终还是酿成了太子的悲剧。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太子真金四十三岁，世祖忽必烈七十一岁。

一名南台御史，上书请世祖忽必烈禅让皇位于太子，并要求南必皇后不再干政。

南必皇后是察必皇后的侄女，察必皇后去世后，由南必继任，守第二斡耳朵。

这次上书被阿合马余党得知，立刻向忽必烈揭露此奏章。

忽必烈大怒，真金太子忧惧。

后来虽然两位亲贵，安童和玉昔帖木儿联手，先下手告发了阿合马余党的罪状。

忽必烈仍然对让他退位怒气未消，骂道：“你们就没罪吗？”

最终在安童和玉昔帖木儿的斡旋下，才消除了皇帝的怒火。

但真金也忧惧成疾，一病不起，当年末就病死了。

忽必烈白发人送黑发人，一番悲痛。

但是自己也是七十多岁高龄，皇储问题急需提上日程。

此时虽然幼子那木罕已经被释放回到元朝，但忽必烈早已命其永不得朝见，安排在漠北，已无缘储君之位。

因此忽必烈可以选择的皇储人选，只剩下真金的两个嫡子，甘麻剌和铁穆耳。

这两位嫡子都是真金的嫡妻阔阔真所生，身份、能力都不相上下。

忽必烈又面临一次抉择，他没有仓促决定，而是给两位皇孙历练的机会，观察他们的表现，再做定夺。

忽必烈迟迟不立新皇储，可能还有一层顾虑，就是幼子那木罕还在。

虽然早有命令，但至少那木罕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甘麻剌封晋王镇守漠北，与叛王海都作战，但战绩不佳。

几年后忽必烈将甘麻剌调离漠北，出镇云南，也是对他战绩不佳的一种责备。

直到漠北的那木罕去世，甘麻剌才重新回到漠北，代替那木罕统领四大斡耳朵和蒙古旧土。

铁穆耳则派出去征讨叛乱的乃颜余党，他的战绩就比哥哥要好很多。

之后铁穆耳被派出代替伯颜抗击海都，这时伯颜指出了铁穆耳的弱点：“好酒色，而且嗜酒如命。”

虽然这两位皇孙都有缺点，但当至元二十九年，那木罕去世后，也就必须要做出抉择了。

此时忽必烈也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不能再等了。

于是忽必烈终于做出了决定，将真金曾经持有的“皇太子宝”交给了铁穆耳。

过了半年，元世祖忽必烈就病重去世了。

忽必烈弥留之际，将玉昔帖木儿、伯颜和不忽木召至宫中，并受遗诏。

但忽必烈生前，并没有正式册封铁穆耳为皇太孙，只是通过“皇太子宝”和赐予三顾命遗诏的方式确定，铁穆耳就需要通过“忽里勒台”大会的古老程序，才能顺利继位。

在三个月后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其实甘麻剌还有不甘心之处，但在阔阔真和三顾命大臣的支持下，铁穆耳有惊无险的被推举为新皇帝。

铁穆耳是为元成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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