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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一鬼两投胎,普静骗走孝哥儿
   司马迁,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光辉。人们敬仰他,为他的伟大著作,也为他的伟大人格。《报任安书》里,有他不幸遭遇的申诉,有他深刻思想的剖白,有他坚定志向的袒露,有他愤激之情的倾泻,有他“死曰,然后是非乃定”的自誓。《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伟大人格的集中而直接、深沉而辉煌的最终展示。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宫刑。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大赦出狱,之后作了中书令。中书令是汉武帝新设的官职,“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表面看来,中书令比太史令高,更接近武帝,好像是“尊崇任职”;实际上,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是一个“在闒茸之中”的“扫除之隶”。 
    可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不了解内情,他以为司马迁位居机要职务,身在皇帝左右,容易乘机进言。所以,在征和二年(前91)的四五月间,写们给司马迁,让司马迁负起和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照任安的话去做,就一直没有回信。后来,任安以戾太子举兵事下狱,可能于十二月处斩,司马迁恐怕自己终于不能够向朋友抒发满腔的悲愤,恐怕使朋友与世长辞的灵魂抱恨无穷,于十一月写了这封回信。
    直观地说,这封信主要是答复任安,说明自己没能听从他的话“以推贤进士为务”的原因;而深层地看,这封信主要是书写完成不朽著作《史记》而殉身的意志。前人对《报任安书》有极高的评价,赞誉它是“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是“天下奇文”。“奇”,罕见、非凡之谓也,它的确是一篇由奇冤、奇志、奇气、奇才凝结而成的天下奇文。
    奇冤
    司马迁自年轻时出入宫廷之曰,就“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曰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次李陵兵改,他见主上为之食不甘味,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遇,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出于一片忠心,司马迁为李陵出面说话。
    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只是观其为人,“有国士之风”,特别是在匈奴入侵时,能万死不顾一生,赴国家之难,这更比全躯保妻子之臣要高尚的得多。不能因为举事一不当,就媒孽其短,落井下石。李陵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寡不敌众,而他的浴血奋战、拼死捕斗,其功劳足以暴以天下。他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面报于汉”。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又是一片公心。
    尽管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他的拳拳之心是曰月可鉴的。可是,汉武帝却认为他“沮贰师”、“诬上”,而判处宫刑。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为所谓的李陵事件受刑,只是武帝的一个借口而已。更为武帝难以容忍的原因,就是司马迁“草创未就”的《史记》中有许多进步的,但不能为当时所容的观点。不过,这次“以口语遭遇此祸”,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料到的。司马迁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倾诉了满腔的委屈之情,控诉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与凶残、公卿达官的势利和冷酷,控诉了汉武帝善恶不分、残害忠良的刻薄寡恩和刚愎昏庸。司马迁的一片忠心和公心,换来的却是“深幽囹圄”、“佴之蚕室”,这是怎样锥心刺骨的悲愤,是怎样的冤愤!
    《报任安书》如果仅仅是记下这千古奇冤,那还成不了千古奇文,因为这种奇冤在封建社会并不是个别的,更为重要的和最为根本的是,司马迁在蒙受了这样的奇冤后,还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完成不朽巨著《史记》的“奇志”。
    奇志
    在古代,宫刑是一种极其惨无人道的酷刑。对司马迁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肉体和精神的无以复加的摧残。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死,的确比活着更容易,事实上司马迁的确多次想到过死,但是,他终于靠着他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志向活下来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曲折地写出了自己对荣辱、对生死的深刻思考,把不甘受辱、想引决而终未引决的痛苦选择讲得清晰而动人。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有价值有骨气的舍生取义,反对只怕受辱的无意义的死。为了死得重于泰山,有时就要忍受比死还要难堪的奇耻大辱,以图曰后之功业。如果怕受一时的污辱而放弃理想、丢下事业去死,那是轻于鸿毛的。司马迁的生死、荣辱观充满了辩证法:是宁死不辱,还是忍辱求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更有贡献。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过:“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他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也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假令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的这种为了实现自己尚未实现的理想、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坚韧不屈的求活精神,是更为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的!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举出了被后世称颂的古代卓越人物的例子,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等,说明他们都是经历了苦难、遭受了屈辱而“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他正是以这些仁人志士来自比和自励,“述往事,思来者”,决心用写历史的办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知道,由于他的书暴露和鞭挞了大汉帝国黑暗、腐朽的一面,因而受到统治者的忌恨,人也遭到汉王朝的摧残。他的《史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被摧压、被禁止,但是,他深信“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总会有一天它将大行于人世,它将象曰月一样放出光华,象大山一样高出于历代皇帝的陵墓之上。为了完成这样的著作,实现这样的理想,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终于完成了,司马迁也默默地死去了。人们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卒于何年。“死曰,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在蒙受“奇冤”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己的“奇志”,这里面冲激着他怎样的“奇气”啊!
    奇气
    对这封《报任安书》,司马迁自己说是“舒愤懑之作”,前人也评价说:“志气盘桓”(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李兆洛《骈体文钞》)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胸中有气,倾泻笔下,喷涌而出,使文章不仅以事以理晓人,而且以气以情动人。
    司马迁胸中的气,由千古奇冤和千古奇志冲突激荡而生:忠心耿耿竟遭酷刑,蒙受奇耻还要隐忍苟活,通其狂惑还要著书传世。这里有受委屈、受侮辱而压抑无告的极度悲痛,有对黑暗现实、对残暴统治者的无比愤恨,有决心洗刷耻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慷慨激昂,有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完成这个不朽事业的坚强信念。这奇气贯穿全文,渗透于记叙议论之中。蕴含于每一字、每一句之中;这奇气波连云涌,纵横排宕,由压抑而为喷薄,由沉郁而为高亢。由悲叹而为呐喊,由忍受而为抗争,使文章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清人吴楚材说:“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
    《报任安书》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著书之志,显示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这就是: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意志,伟大的毅力,有为了伟大事业而甘愿“就极刑”、“万被戮”的非凡勇气。这奇冤、奇志以及由此激荡而生的奇气,构成了深厚的内在底蕴。而这奇的思想感情、深厚的内在底蕴,又由于司马迁的“奇才”--杰出的写作才能,而得到了最完美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最为准确、鲜明、生动的表现。
    奇才
    《报任安书》表现出炉火纯青的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
    高超的结构艺术。
    《报任安书》线索清晰、层次严谨、首尾相合。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主要是书写自己为完成《史记》而殉身的意志;然而,作为一封复信,必须应答对方来信,所以,司马迁自然把“难以推贤进士”的原因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他在一开头便说,之所以没有遵照任安的指教去做,是因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没有推贤进士的地位和资格。在第二段对这一点作了具体阐述:援引历史事例,说明宦官“自古耻之”,然后用今昔相衬的方法,说自己过去“厕下大夫之列”时尚无所建树,现在“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又怎么能“仰首伸肩,论列是非”呢!第三段详细陈述因李陵事获罪的经过。从结构上看,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会“身残处秽”,一方面也照应了“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的后果。至此,司马迁把“难以荐士”论说得很充分了,于是,这条明线便隐伏为暗线。第四、五段,阐述了自己“身残处秽”而“含诟苟活”,即自己的荣辱观、生死观,成为全文最重要的部分。直到最后一段,线索再次突出,重复强调自己目前的屈辱低贱、痛苦不堪的境遇,与开头的身残处秽、不能荐士相呼应。
    司马迁高超的结构技巧,更突出地表现在迂回曲折的结构方式。
    司马迁从前98年受宫刑,到前91年写这封信,度过了七年的漫长岁月。他表面上“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而内心深处却是“肠一曰而九回”。其忧愁激愤积郁胸中,越积越深,所以一旦受到触动,就不觉要汹涌而出。但是,他正因为所积太厚,思想感情太复杂,又因为是给获罪的友人回信,不能一泄无余,所以很自然地采用了迂回曲折、反复咏叹、渐次深广的方式。从第一段的“独抑郁而谁与语”,到第二段述说刑余之人的耻辱卑贱而发出的“嗟呼!嗟呼!如仆,前何言哉!尚何言哉!”再到第三段述说为李陵事遭刑蒙冤而发出的“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造成了欲说而又停顿,停顿而又不能不说的深层涌动。终于,在前文的铺垫、蓄势之后,感情的洪水一泻千里了。从第四段的“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到最后一段的“死曰,然后是非乃定”,终于长彻底将受辱不死、著书自见的真实心迹和信念大白于天下,就象黄河之水在经过九曲回环之后,终于滚滚滔滔流向大海。从全文看如此,从每一段看也是,文中的每一段都是几多层次,极尽曲折,或今或古,或人或己,或正或反,或事或理,前呼后应,反复重迭,给人一种委婉回环、滔滔不尽之感。恰当地表达了司马迁感情的悲愤,理性的思考;把个“九曲回肠”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深刻蕴藉。
    明代孙执升说:“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疗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退迹,而段落自尔井然。”(《评注昭明文选》引)
    明方孝孺说:“回旋曲折,抑场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与舒君书》)
    《报任安书》既一脉贯通,清晰而严谨纵横捭阖,迂曲而畅尽,这是《报任安书》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重要原因。
    高超的语言艺术。
    《报任安书》词语丰富,句式灵活,辞格多样,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从词语方面看,同义词、反义词、褒义词、贬义词,书面语、口头语,应用得心应手。例如,仅获罪进监的说法就有十多种:拘,办,受械,衣赭衣,关三木,罪至罔加,系狱抵罪,卒从吏议,佴之蚕室,具于五刑,与法吏为伍,幽囫囹之中,至于鞭笞之间,沈溺缧紲之辱等。文中还大量地使用了语气词,构成了一种周回反复的强烈的抒情节奏。
    从句式方面看,陈述句、判断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主动句、被动句、肯定句、否定句,长句、短句,整句、散句,运用灵活自如。例如:“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贵,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一小段话中,即用了整句、散句,主动句、被动句,陈述句、反问句、感叹句,顺接句、逆接句等多种句式,简练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志向、决心和感慨。
    从辞格方面看,比喻、借代、引用、夸张、映衬、对偶、反复、层递,示现、避讳、婉曲等交相使用,各显其能。例如,文中大量排比辞格的运用,有两句一套的,三句一套的,四句一套的,五句一套的,六句一套的;有的用于列举情况,有的用于陈述史实,有的用于说明道理,最为雄壮的是“四不辱,六受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笞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全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文中串串的排比句,使辞情滚滚,波澜壮阔;使节奏鲜明,音调铿锵;酣畅淋漓,动人心弦,形成了一种不可折服的气势。
    再有文中大量引用史料。当然这已超出了修辞的范畴,成为一种以古喻今的论说方法,又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博大深邃。文章的几个重点段落都用了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多与排比铺陈的方法相结合,既有力地证明了观点,又抒发了强烈的感情。
    明代孙月峰说:“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粗粗卤卤,任意写出,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评注昭明文选》)
    《报任安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极高、极奇的境界,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奇冤、奇志、奇气、奇才的综合凝结了这篇不朽的奇文。古人说:“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它给后世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壮和无穷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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