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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月美人图》题诗下的署名
    爱月美人图》题诗下的署名
 
   请看77回所写:
 
   西门庆忽把眼看见郑爱月儿房中,床旁侧首锦屏风上,挂着一轴爱月美人图,题诗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 轻风斜拂石榴裙。
   花开金谷春三月, 月转花阴夜十分。
   玉雪精神联仲琰, 琼林才貌过文君。
   少年情思应须慕, 莫使无心托白云。
 
                下书“三泉主人醉笔”
 
 由此看来,《金瓶梅》故事中的确有作者的署名,虽然这里的作品名字不叫《金瓶梅》,但是它毕竟也是一幅作品,“三泉主人”就是这幅作品作者的笔名。他是谁呢?77回接着作了介绍:
 
 西门庆便问:“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儿的号?”慌的郑爱月儿连忙遮说:“这是他旧时写下的,他如今不号三泉了。号小轩了。他告人说,学爹说:我号四泉,他怎的号三泉?他恐怕爹恼,因此改了号小轩。”一面走向前,取过笔来,把那“三”字就涂抹了。
 
 原来,72回故事早已叙述过,王三官在家中款待了西门庆,先是林太太逼迫王三官拜西门庆为干爹,接着,王三官又邀他到自家的书院中。书中描写:
 
   独独的三间小轩里面,花竹掩映,文物潇洒。正面悬着一个金粉笺扁,曰“三泉诗舫”,四壁挂四轴古画。西门庆便问:“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顾隐避,不敢回答。半日才说:“是儿子的贱号。”西门庆便一声儿没言语。
 
   72回和77回的故事都说明,“三泉主人”就是王三官。王三官的真名叫什么呢?69回的故事有明确交代。西门庆告诉谢伯爵说:
 
   王三官亲上门来拜见,与我磕了头,……一口一声称我是老伯,拿了五十两礼帖儿,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还要请我家中知谢我去。”伯爵失惊道:“真个他来和哥陪不是来了?”西门庆道:“我莫不哄你?”因唤王经:“拿王三官拜帖儿与应二爹瞧。”那王经向房子里取出拜帖,上面写着:“眷晚生王采顿首百拜。”
 
   这段文字明确交代王三官的真名叫王寀,可见“三泉主人”就是王寀;“三泉主人”王寀是《爱月美人图》及图上题诗的作者。
 
   既然作者自己没有在书上公开署名,按理他就应该尽量避免其他人在故事中为某一作品署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看来,《金瓶梅》作者懂得这个道理。例如,第49回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中题诗相赠,诗曰:“不到君家半载余,轩中文物尚依稀。雨过书童开乐圃,风回仙子步花台。饮将醉处钟何急,诗到成时漏更催。此去又添新怅望,不知何日是重来。”“写毕交书童粘于壁上”。书中只记述了诗句,避而不写其署名。再如,49回蔡御史在董娇儿的扇面上所题之诗也应署名,但作者在书中也只写下诗句:“小院闲庭寂不哗,一池月上浸窗纱。邂遘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对紫薇花。”也是避而不写其署名。
 
   显而易见,作者是故意避免别人署名的,以免读者可能误以为他们是《金瓶梅》作者。可是,作者对《爱月美人图》题诗的署名为什么偏偏就不介意了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个署名正是作者借题发挥故意写在故事中的署名,其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真相。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尽量避免故事中其他人在作品下署名,却偏偏保留王寀这一个人的署名。这说明他害怕研究者将其他人误会为作者,但是却非常希望有人能看出王寀是《金瓶梅》作者,否则,没在书前公开署名的作者怎么会这样写呢?如果王寀不是《金瓶梅》作者,难道作者没想到会造成严重误会嘛!他能如此粗心吗?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何况聪明的《金瓶梅》作者呢!看来,利害攸关的作者之所以不害怕,关键就在于王寀就是《金瓶梅》作者自己,他正是为了让读者发现才这样写的,有谁能发现王寀是《金瓶梅》作者,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所以,作者不仅让王寀署了名,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方法,尽量增加读者对这个事情的怀疑。例如:
 
   其一,72回和77回两次交代三泉主人是王三官时,都欲言又止、诚惶诚恐,表现出作者不仅害怕在《金瓶梅》首页上公开署名,连笔名也害怕别人知道。如72回西门庆问他:“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顾隐避,不敢回答。77回西门庆问郑爱月:“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儿的号?”郑爱月儿也慌的连忙帮他遮掩,赶快把那“三”字就涂抹了。
 
   其二,由笔名到官称,再由官称到真名,这样折来转去地交代一个人的姓名,在《金瓶梅》书中只有王寀一个人。每回都交代两三次,表明作者生怕作品在传世过程中漏掉他的真名,同时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充分重视。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然而,王三官在《金瓶梅》故事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何故使得作者对他如此重视呢?如果“三泉主人”王寀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作者要借题发挥,借故事情节介绍自己的真相,当然就完全有这样写的必要了。
 
   其三,王寀在《金瓶梅》中的出场气派特别大,王三官第一次露面是在42回,谢希大和祝日念正陪着他观看灯市,西门庆与应伯爵都不认识他,后来把谢希大找来才知道他是谁,读者此时才知道祝日念、孙寡嘴和谢希大都在帮他借银,“要干前程,入武学肄业”。王三官何其威风,西门庆的三个朋友都在为他服务,这岂不是公然跟西门庆争朋友嘛!请问,书中还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气派吗!怪不得谢希大见到西门庆立即表示:“我那里管他这闲帐!”显然他不敢承认,更说明王三官是在跟西门庆争朋友,争威风。
 
   其四,42回的借契写得十分滑稽可笑:
 
   祝日念道:“我那等吩咐他,文书写滑着些,立与他三限才还。他不依我,教我从新把文书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实念道:“头一限,风吹辘轴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鱼儿跳上岸;第三限,水里石头泡得烂。这三限交还他。”谢希大道:“你这等写着,还说不滑哩。”祝实念道:“你到说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浅,朝廷挑河,把石头吃做工的两三镢头砍得稀烂,怎了?那时少不的还他银子。”
 
   这样的借契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借钱怎么能允许不还呢?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引人注意,注意什么呢?通过祝日念的叙述能够知道借契上写的王三官的真名叫王寀,显然,作者的写作意图是让读者充分重视王寀这个名字和他在《金瓶梅》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个故事也可能有真实来源,一般人不可能答应借三百两银子不还,但是,特殊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的,书中说王寀是问“许不与”先生借的,“许不与”就是答应不需要还钱的人,有这样的人吗?也有,例如西门庆,他是王寀的干爹,为了他娘的面子,这个钱还是可能借的,难道你没注意:帮助王寀借钱的几个人都是西门庆的朋友嘛?作者写作时不愿意承认这个令人痛心的尴尬事实,于是编出这样一个故事自我调侃罢了。不论怎样说,这写法的确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其五,书中不仅写王三官敢于跟西门庆争朋友,51回和68回也多次表现王三官与李桂姐相好,应伯爵向西门庆告了状,妓女郑爱月也告了状。王三官好大的胆!他居然敢于站在西门庆的对立面上,跟西门庆争相好: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在《金瓶梅》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虽然,王三官在斗争的过程中遭到了惨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饶贴亲娘还磕头”),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王三官的(西门庆不久就死了,80回交代:王三官依旧“与桂姐打的火热”,这是上天帮的忙)。从这个写法中既可以看到王三官在《金瓶梅》故事中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王寀有写作《金瓶梅》的动机。
 
   二、《爱月美人图》题诗的含义
 
   请注意,《爱月美人图》题诗前两联写的是色,后两联写的是情。《金瓶梅》开篇即从情色二字入手:“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可见,题诗与《金瓶梅》的宗旨是一致的。
 
   题诗第一联写一个女人之美,第二联则以“花开金谷”之句,表示此美人生活在石崇“金谷”般的花园中。请注意,第19回专门描写了这个花园,“四时有不卸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的确堪与“金谷”相比,《金瓶梅》是以三个女主角之名命名的,这三个女主角都生活在西门庆的花园中,都是出群的美人,说图上画的是金、瓶、梅三个女人,似乎也可以。但是,从题诗第一联的文字看应该是一个女人,不是三个女人,那么应该是谁呢?从书中所写的故事可以知道,这个花园是盖在花子虚家的废墟之上的,西门庆专门为李瓶儿盖了三间玩花楼,西门庆在玩花楼里玩弄的是花子虚的妻子,玩花楼滴下的是花家的血和泪。可见,图中的美人应该是李瓶儿。
 
   再者,《金瓶梅》是用不同的花来代表它的女主人公的,潘金莲是莲花,李瓶儿是桃花,庞春梅是梅花。题诗是以“春三月”之花暗喻这个美人的,“春三月”开的应是桃李花,可见图中的美人应该是李瓶儿。其三,李瓶儿是书中唯一被画过“美人图”的女人(第63回);西门庆的花园是她出钱买的,又是她出钱改建的;花园是盖在李瓶儿的旧居之上;只有李瓶儿住在这个新盖的“玩花楼”中,只有她才能表现《金瓶梅》主题故事的前因和后果,只有她才是《金瓶梅》的第一女主角。可见,此诗所说的美人应是李瓶儿,无疑。
 
   应该说,“花开金谷春三月”这句诗涵盖了《金瓶梅》的主题,它指出西门庆的幸福是建立在花子虚的不幸基础之上的。看来题诗不仅正确地表达了《金瓶梅》的主题,而且突出了他的主角。题诗和书的主要场景一样,都是花园。瓶儿追求爱情、追求生活,人长得又美,的确相当“春三月”的花朵,但她也像花朵那样娇嫩。由于西门庆不懂爱情,只求色欲,面对瓶儿这样美好的女人,不知爱惜,不会保护,又遇到潘金莲这样恶毒的女人,致使瓶儿母子被害。
 
   “月转花阴夜十分”这句诗道出了李瓶儿的结局,“月转花阴”表明,随着时间的转移,瓶儿由阳光明媚进入了阴暗的局面,终于发展到“夜十分”那样的黑暗境地,她惨死于一片黑暗之中。李瓶儿的故事及其死时的情景恰如题诗所言。
 
   题诗第三联盛赞的蔡琰三次嫁人,卓文君两次嫁人。作者赞扬她们具有“玉雪精神”和“琼林才貌”,表明作者不赞成“好女不嫁二男”的观点。书中的多数女人都是多次改嫁,例如瓶儿、金莲、玉楼、宋惠莲、王六儿等人。李瓶儿改嫁西门庆后,生活小心谨慎,待人友好善良,遇事委曲求全,以德报怨,被众人誉为“好个性格儿”。书中对此不厌其烦地作了大量描写和多次赞誉(第29、51、63、64、78回),她的表现与题诗所推崇的“玉雪精神”是相符的。这种精神正是《金瓶梅》所提倡的精神。作者主张:“柔软乃立身之本”;“无争无竞是贤才”;“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第一回);“惺惺伶俐没便宜”(第51回)。瓶儿和玉楼都具有这种“玉雪精神”,潘金莲和庞春梅不具有这种“玉雪精神”。
 
   题诗第四联的前半句指出,男女之间的思恋之情,应以爱慕为中心。这与作者的主张何其一致,作者在书中说:男女之间应“容德相感,缘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第14回)。书中说李瓶儿与花子虚之间没有这份感情,致使李瓶儿抛弃了花子虚。但是,西门庆也是一个不知珍惜爱情的人,这正是李瓶儿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前面已经讲过,这一悲剧正是《金瓶梅》描写的主题。作者通过题诗的最后一句,总结了这一教训。他借汉武帝的“白云”故事暗寓这一教训。诗曰:“莫使无心托白云”,“白云”在这里指所爱的女人,作者告诫读者,不要以无心对待所爱的女人,莫象汉武帝那样,以无心待仙而错过遇仙的机会。西门庆得到李瓶儿,却不懂得爱护、保护,以至李瓶儿惨死于黑暗之中,这是李瓶儿悲剧的重要教训。作者在书中又用孟玉楼的故事,从正面强调了这一教训。李拱璧为了保护他所爱的女人,驱逐了名为“玉簪”、实乃“硝子石”的妾(第91回);宁愿被父母打死也不愿遗弃孟玉楼(第92回)。他和孟玉楼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慕”的基础之上,又互相以爱心而不是“无心”待之。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在《金瓶梅》中是唯一成功的爱情。怪不得作者为李衙内起名拱璧,其意是拱起双臂来护卫自己的璧玉(所爱的人),借之表示他能爱其所爱。
 
   综合题诗的全部蕴意来看,《爱月美人图》所画的爱月美人应是李瓶儿。题诗概括了李瓶儿的爱情悲剧,又总结了李瓶儿爱情悲剧的教训,全面表现了《金瓶梅》的主题、主题人物和主要场景,表达了《金瓶梅》的主题思想及作者见解,并用主题故事的教训告诫了读者,它是当之无愧的《金瓶梅》主题诗、代序言。既然如此,《爱月美人图》题诗的作者王寀就应该是《金瓶梅》的作者。
 
   在整个《金瓶梅》中,唯独这一篇诗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上述状元蔡蕴所写的两篇诗,意义都很平凡,不能从中引出什么深刻含义。作者似乎是用《爱月美人图》题诗跟蔡蕴所写的两首诗作对比,籍此表示《爱月美人图》作者王寀的水平在状元之上。
 
   三、《爱月美人图》的作者
 
   《爱月美人图》究竟画了些什么,书中没有直接描述,但是从题诗可以看出,它画了一幅爱月美人的生活图画,从“春三月”的阳光明媚,到“夜十分”的黑暗境地,包罗万象,它分明是《金瓶梅》这部小说所能表现的动态内容,怎好画?“玉雪精神联仲琰”是一种精神,更难在一张图中表现出来。“少年情思应须慕,莫使无心托白云”等告戒之语也无法用图来表现。即使用现在的电影、电视来表现,也不是一幅画面能表现得了的,需要一部连续剧。无怪乎作者不描述《爱月美人图》画了些什么,作为画只能付之阙如。可见,《爱月美人图》的说法只是一种写作方法,画的人物、主题和蕴意,和《金瓶梅》描写的内容是一样的,是动态的生活图画。其实,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暗示《爱月美人图》就是《金瓶梅》,《爱月美人图》的作者就是《金瓶梅》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作者王寀之名隐藏在故事之中,这样写既可掩人耳目于一时,又可显示其中别有奥妙,发人深思,以待识者。“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唐·贾岛《寻隐者不遇》)
 
   由“爱月美人图”的图名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它画的是爱月美人的生活图画。事实上《金瓶梅》所写的三位女主角都是爱好风月的美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李瓶儿,可以说《金瓶梅》描写的就是以李瓶儿为主的、爱好风月的美人的生活图画,由此看来,《金瓶梅》的确可称作为《爱月美人图》。只不过《金瓶梅》是以三女主角的名子命名的,而《爱月美人图》则是三个女主角生活特征的绝妙写照和极好概括,二者都符合为书命名的常用方法。如此看来,《爱月美人图》就是《金瓶梅》;《爱月美人图》上的题诗就是《金瓶梅》的代序言,主题诗;《爱月美人图》和《爱月美人图》题诗的作者王寀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无怪乎作者在书前既没有署上真名,也没署上假名,原来他在书中以巧妙的方法署上了笔名,介绍了真名,他就是“三泉主人”王寀(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今后说的王寀,都是指历史上的王寀,将故事中的王寀称作王三官)。
 
   请注意:“三泉主人醉笔”这署名多么像一般小说中作者的署名,如果《爱月美人图》题诗和署名写在《金瓶梅》扉页上,谁也不会怀疑“三泉主人”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书名、序言、作者署名三者俱全,一样不缺,何其巧妙!可惜作者却把《爱月美人图》悬挂在妓女郑爱月的房中了,要知道作者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十分清楚:他写的《金瓶梅》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如果他幼稚地暴露自己,就等于自动送死,在万历年间迫害言论的例子是层出不穷的。他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但是,却也同样迷惑了读者。许多人因此以为《爱月美人图》画的就是郑爱月,而不加以深究。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郑爱月不是《金瓶梅》的主角,作者没有必要为她写作如此重要含义的诗;第二她不生活在“金谷”般的花园(59回书中专门介绍郑爱月有五层住房,没有说她家有花园)中,且《金瓶梅》不是以郑爱月居住环境为写作背景;第三她不具有题诗所推崇的“玉雪精神”,是她怂恿西门庆去跟林太太偷情,为了钱她的心比蛇蝎还毒。作者只所以让《爱月美人图》挂在妓女的房间,又为妓女起名叫郑爱月,正是为了以假乱真,借以掩盖真相(完成了这个任务后,作者再也不提郑爱月的事情了。其他人作者都有三言两语加以交代,唯独郑爱月,作者没有交代她的下场,因为她的任务就是表现作者之名,唯此而已。)由作者的这种精心策划,更可看出《爱月美人图》、图上题诗及“三泉主人醉笔”署名的特殊重要性。
 
   作者的这种写法是非常巧妙的。作者在写作时已经对自己的写作方法作了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引起读者对王寀及其故事的重视,请看69回的故事有这样一段:
 
   那王经向房子里取出拜帖,上面写着:“眷晚生王采顿首百拜。”伯爵见了,口中只是极口称赞,“哥的所算,神妙不测。”西门庆分付伯爵:“你若看见他每,只说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晓得。机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说。”
 
   表面上看,“神妙不测”、“机不可泄”都是赞扬西门庆的,其实,西门庆捉拿几个光棍,放走了王寀、祝麻子、老孙,并两个妓女,最后逼得王寀来求他帮助,这事也算不起得是什么“神妙不测”啊!伯爵说了许多赞扬话:“此是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休怪我说,哥这一着做的绝了。这一个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更显得他小题大做,胡拍乱捧。然而,如果读者再仔细看看原文,“神妙不测”的话是伯爵看到王寀的名片之后接着说的,难道这话不是赞扬作者是怎样透露王寀的真名的吗?特别当你怀疑王寀是《金瓶梅》作者之后,再看这段文字,你就会发现这话的分量,它分明是赞扬作者的写作方法的,作者虽然没在书前署名,却通过《爱月美人图》题诗的署名和王寀的名片,明确地交代了作者的姓名,这种巧妙的写作方法难道不值得这样的文字赞扬吗?作者的确做到了“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他的写作方法的确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神妙不测”,真的做绝了。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不知道《金瓶梅》作者是谁,一直都想知道,以至于连“嘉靖大名士”这样的传闻和“兰陵笑笑生”这样的空言都奉为圭臬,然而通过它们却寻找到了几十个作者,由于没有可靠的根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同时并存,莫衷一是。其实这种尴尬局面已经说明:无根据的、不可靠的传闻和空言是不可能寻找到真正作者的,真正可靠的依据寻找到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答案,而不可能是一个多项选择。我一直感到奇怪,人们为什么不去《金瓶梅》中寻找作者的线索呢?为什么不怀疑《爱月美人图》和题诗的作者王寀可能是《金瓶梅》作者呢?为什么当我提出这项怀疑时还有人觉得荒唐,他宁肯相信空言“兰陵笑笑生”,也不相信有根有据的“三泉主人王寀”。其实,“王寀说”至少要比其它说法合理的多,因为与王寀同名的人物在《金瓶梅》中有署名,而目前所有的任何其他作者候选人都在书中没有署名。当然,光在书中有署名还不等于就是作者,还需要有更多的历史资料来证明。怎样证明王寀是《金瓶梅》的作者呢?首先必须找到王寀的历史资料,笔者通过发现《金瓶梅》采用了“名写清河、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已经在“发现和鉴定《金瓶梅》作者的可靠根据”这篇文章中证明:作者与徐州一定有密切关系,凡是与徐州没有关系的人,就一定不是作者。既然如此,就应该在徐州能找到王寀的历史资料。而且,我们已经用这条可靠的依据否定了许多作者候选人,王寀究竟能不能通过它的鉴定,还需要事实的证明,下篇文章我们将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金瓶梅》书中有作者署名”一文,笔者已经指出《金瓶梅》书中《爱月美人图》题诗下的署名作者王寀,应该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怎样证明呢?笔者通过“发现和鉴定《金瓶梅》作者的可靠根据”一文已经证明:作者与徐州一定有密切关系,徐州应该有作者的历史资料。
 
   果然,我们在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中,顺利地找到了王寀的历史资料。
 
   一、《徐州志》中确实有王寀的历史资料
 
   卷二[职官]判官的栏目中记载:
 
   王寀,直隶景州人,监生,万历元年任。
 
   又根据明朝隆庆六年和清朝康熙11年编的《景州志》查知,王寀是纳贡监生,曾任鸿胪寺序班。
 
   在《徐州志》上准确无误地找到了王寀的历史资料,这本身就证明王寀是《金瓶梅》的作者。如果说《金瓶梅》作者写作《爱月美人图》题诗及其署名只是出于无心,那怎么能这样巧,在《金瓶梅》特意暗示的,与作者有重要关系的徐州会找到这个人的历史资料呢?
 
   卷三[河防]栏中记载:隆庆六年都御史潘季驯勘议沿河筑堤,添设府同知一员于淮安并管之,其本州则仍旧管河判官一员,建署茶城以统两岸之上流;新添管堤判官一员,建署房村以统两岸之下流。
 
   据《徐州志》记载:徐州判官的上河厅在垞(与茶通用)城,这是因为当时的黄河是在徐州的垞城流入运河的,垞城的位置在徐州城的上游,故称上河厅,原来的管河判官一员建署茶城,他要负责两岸之上流(即徐州以上的一段运河)。万历十一年,黄河口改在垞城东八里的新河口,从那时起上河厅就搬迁到了新河口。因此,清朝编的《徐州府志》记载上河厅在新河口,书中多次写到新河口,没提垞城,表明《金瓶梅》写作于万历十一年之后。
 
   王寀应该就是隆庆六年徐州新添的管堤判官。
 
   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卷二[职官]栏中记载:判官三人(从七品),管粮一人、管河一人、管堤一人:隆庆六年因沿河筑堤新设。卷三[公暑]栏再一次作了同样的记载。可见,隆庆六年以前,徐州只有两名判官。隆庆六年因沿河筑堤才新设管堤判官一人,显然新添的管堤判官应是判官中的第三人。
 
   这一点从《徐州志》卷二 [职官]记载的判官名单也可以看出:
 
   李从龙 广东新会人 隆庆五年谪任
 
   萧 梅 江西龙南人 监生 六年任
 
   白 经 直隶抚宁人 六年谪任
 
   余国英 浙江四安人 监生 万历元年任
 
   王 寀 直隶景州人 监生 元年任
 
   由此记载可以看出,隆庆五年徐州同时在职的判官只有两名(李从龙、白经),先后谪任又先后补上,萧梅补李从龙无可置疑,隆庆六年白经谪任,同年徐州又新添一个管堤判官,万历元年在任的余国英和王寀,究竟谁是管堤判官呢?不论怎样,可以肯定王寀是万历元年同时在任徐州判官(萧梅、余国英、王寀)的第三人,大家都知道《金瓶梅》故事中的王寀官称王三官,或许他在家里居老三,但是书中没有记述王寀有弟兄姊妹啊!该怎样理解王三官这个称呼呢?知道王寀的历史资料后便好理解了。原来,在隆庆六年以前,徐州同时在任的判官只有两名,从隆庆六年起才新添一员管堤判官,同时在任的徐州判官才有三名,这个判官便具有了别人不可能具有的一个特征:第一个出任第三名徐州判官。这个判官应该就是王寀,从他来徐州担任判官起,徐州才有一位第三名判官,人们自然会因此称为他“王三官”,这是情理中事。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在《金瓶梅》中使用这个极具特色的名字来称呼书中王寀,这样,后人才可以用这个称呼证明王三官就是徐州判官王寀,王寀才是《金瓶梅》中王三官的原型,从而证明他就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显然,这是个极聪明的办法。由此看来,隆庆六年徐州新添的管堤判官是王寀,不是余国英。
 
   值得注意,记载王寀历史资料最早的地方志是万历五年编的《徐州志》,而《金瓶梅》最早只能写作于万历11年之后(书中的新河口开于这一年),这时这本《徐州志》在徐州已经存在,如果王寀是《金瓶梅》作者,他在写作之前肯定知道《徐州志》上记载了他的历史资料。即便原先不知道,为了要在书中向世人交待自己的真相,他在写作时也一定会去找《徐州志》查阅有关资料,为了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他必然会在《金瓶梅》中有计划地写下一些万历五年编《徐州志》记载的有关内容,以此来证明他才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既然如此,《金瓶梅》书中一定会大量表现《徐州志》上记载的许多内容。
 
   看过《徐州志》上记载的王寀历史资料后,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金瓶梅》为什么要“假托清河、实写徐州”,为什么不敢直接用徐州作故事地点了。原来《徐州志》上明白记载了王寀的历史资料,而故事中又的确表现了王寀的姓名、写作动机和写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直接用徐州作故事地点,好事的人就很容易从《徐州志》上找到王寀的历史资料,于是便很容易知道王寀是《金瓶梅》的作者,当权者也就会很容易找到这个胆敢辱骂皇帝的人。这样写,作者岂不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吗!害怕政治迫害的作者怎么能不懂得这一点呢!所以作者不敢直接把徐州写作故事地点,但是他又不愿意后人不知道自己的真相,于是作者才不得不采用“假托清河、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如果故事中没写作者的姓名,作者也就不必害怕把徐州直接写作故事地点了。
 
   看来,即使人们读过《金瓶梅》之后,没有发觉王寀是《金瓶梅》的作者,只要发现“清河”写的是徐州,认识到作者一定与徐州有关,他就会到《徐州志》中去寻找作者的信息,当他发现《徐州志》中有王寀的历史资料时,也会意识到他可能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因为《徐州志》中只有这一个人名与《金瓶梅》中人物的姓名一样,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物与徐州有关了。产生了怀疑之后,肯定会进一步研究《徐州志》中王寀的历史资料和《金瓶梅》中王寀的所有故事,这样,自然就会发现王寀的确应该是《金瓶梅》所暗示的作者。由此更可以看出作者为什么不敢直接把徐州写作故事地点,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假托清河、实写徐州”的写作方法了。由此更可知道:发现《金瓶梅》写的是徐州,这一点是多么重要,作者之谜将由此解开。
 
   二、王寀的志载历史资料能证明他是《金瓶梅》的作者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徐州志》所记载的有关王寀的历史资料虽然不多,但是这个王寀(为了区别,本文称徐州判官王寀为王寀,而称书中王寀为王三官,下同)的全部历史资料,在《金瓶梅》中均有众多表现,能进一步证明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并且能合理解释《金瓶梅》书中许多难解的谜题。
 
   例一,志载王寀任判官;《金瓶梅》中王寀被称为王三官,同时书中还有个大官人西门庆,二官人张懋德,西门庆任“清河”提刑官被称为大官人,有道理,张懋德为什么被称为二官、王寀为什么被称为王三官呢?后来,西门庆死了,张懋德通过贿赂手段接替西门大官任提刑官,这时读者才明白:原来“二官”的称号已经预告他将接替西门大官任提刑官,如此看来,三官也预告王寀将第三个担任提刑官,可是,直到全书结束王三官也没当上提刑官。但是,我们在《徐州志》中发现历史人物王寀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明朝的判官就相当宋朝的提刑官,至此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在故事中为人物排名次,是为了预告作者在实际历史中的官职,从而证明这个历史人物王寀果然是《金瓶梅》的作者,也证明书中的王三官的确是《金瓶梅》作者的外显化身。
 
   例二,志载徐州判官两个官厅分别设在新河口和房村;《金瓶梅》不仅十余次写到新河口码头,还十余次写到“临清码头”,“临清码头”实际是徐州的房村码头(参阅:“从运河特征看《金瓶梅》与徐州”),这两个地方正是徐州判官的两个官厅所在地。曾任徐州判官的王寀最有条件这样写,也最有必要这样写。这写法表现了作者的判官经历,也证明了王寀的作者身份,其他人哪有这样写的必要和可能呢!
 
   例三,志载王寀驻守房村;《金瓶梅》后20回着重叙述了发生在“临清码头”上的故事,为什么要着重描写“临清码头”呢?正因为王寀是驻守房村的管堤判官,他才最有条件和必要以“临清码头”为名,将房村的种种特征写入《金瓶梅》书中,既表现了“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也表现出作者正是驻房村的徐州判官王寀。《金瓶梅》书中没有多少描写新河口的文字,却有大量描写“临清码头”(即河下)的文字,这反映出这位管堤判官的特征,只有他才有这样写的必要和可能。由此看来,作者的确知道万历五年编《徐州志》所记载的有关王寀的具体资料。
 
   房村是运河上的重要码头,是一个富庶的乡镇,它位于徐州运河下游70里,徐州人称它为“河下”完全合理。房村之上就是运河险道吕粱洪,水流湍急,其水势和水流方向跟书中第81回所描写完全相同。由房村乘船至徐州要经过运河天险二洪,逆流而上,既费时间金钱,又十方困难、危险,如果货船只到徐州,则不如在房村改成旱路运输。书中多次描写由“临清”起旱运货至“清河”,所写就是房村至徐州之特点,舍此,运河上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特点。房村的这些特点之所以被写入书中,除了表明“临清码头”实是房村,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在房村任管堤判官的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只有他才最有条件、最有必要这样写。
 
   例四,志载王寀是监生出身;《金瓶梅》中有以泉为号并排列成序的人物:“一泉”蔡御史,进士出身选为状元;“二泉”尚柳塘,举人出身;“三泉”王三官;“四泉”西门庆,无功名。这一顺序是按照功名出身的顺降序排列的,一般方志都按这种顺序记述人物的历史资料,知道人物在方志中的位置也就能知道他的功名。“三泉”处于“一泉”、“二泉”之后,“四泉”之前,其功名应在“举人”与“白丁”之间,徐州判官王寀果真是监生出身,完全符合。看来作者是有意藉“泉”号之序来表明自己是监生出身,以便证明徐州判官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例五,志载管堤判官是隆庆六年新添的,而《金瓶梅》故事的结束年代是隆庆五年(请参阅“《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年代”);《金瓶梅》书中大量采用了隆庆五年的历日。现在明白了,隆庆五年是王寀在家乡北京任职的最后一年,隆庆六年他就要远离家乡北京景州,到徐州来了,从此他将结束自己的过去。隆庆六年是他生活中的又一个分水岭。由此看来,他之所以将《金瓶梅》故事的结束年代选在隆庆五年,就是为了表明隆庆五年是他在家乡北京任职的最后一年。这是合理的,因为《金瓶梅》原型故事本应当发生在他的原籍北京景州,亦即发生在他来徐州之前,他来徐州应当在故事结束之后。这样写就可以使《金瓶梅》与隆庆六年被任命为徐州判官的王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而能证实《金瓶梅》的作者正是这个徐州新添的驻房村的判官王寀。别人怎么会这样写呢!
 
   例六,《景州志》记载王寀是例监,例监就是靠捐资入学的监生;《金瓶梅》中写王三官靠借钱捐资入武学(42回),西门庆的朋友祝日念帮他借银三百两,而且采取的是极滑稽的写法(借“许不与”的钱,等于说借钱不要还)。靠交纳钱粮取得监生资格的,称为纳贡。可见王三官像徐州判官王寀一样,也是一个纳贡监生(从书中写法来看,王三官入的是府州县学,要做官还得再借钱入国学,这样他才能做一个能分配官职的纳贡监生)。由此可见,王寀这一点的历史资料与书中对王三官的描写是相当的。王三官在《金瓶梅》中第一次出场就是借银入武学,可见此事的重要。看来作者是有意借此写法来表明他的例监出身。
 
   例七,志载王寀是景州人,直隶北京,万历元年来徐州任判官,徐州直隶南京。《金瓶梅》以山东省作为故事的大背景地点。从北京到南京(书中多次这样说,只有明朝同时存在二京),中间唯独隔个山东省,用山东省作为故事的大背景,显然可以兼顾王寀的一二故乡(徐州东门外的运河古称“清河”),非常合适。只有王寀才有这样写的必要和可能。
 
   请注意《金瓶梅》中的山东地面比实际扩大了,北边扩大到“清河”、扩大到河间府,扩大到冀南,那是王寀的家乡;南边扩大到徐州,那是王寀任判官的所在地,是他写作的地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两边的扩大都跟原籍景州、后任徐州判官的王寀有关;反过来说,只有原籍景州、后任徐州判官的王寀才有这样写的必要和可能。
 
   《金瓶梅》前六回是抄袭《水浒传》的,但是《金瓶梅》却将故事地点由阳谷县改写为清河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现在可以得出答案了,因为清河和景州一样都隶属北京,清河和徐州一样都紧邻山东,都不属于山东,两者除了有许多类似之处,更有许多重大的不同,便于在写作中加以区分。这样写,既可以隐藏作者真正的家乡,又可以大约表现故事原型的真实地点(不在山东,而在北京),更便于借“清河”之名实写徐州之实,以表现作者与徐州的密切关系,也与《水浒传》合拍,顺理又成章。
 
   例八,志载王寀是同时在位的徐州判官的第三名,而且是有史以来头一个第三名判官;看过《金瓶梅》的人都知到书中故事人物王寀官称王三官,书中没有记述王寀有弟兄姊妹,他怎么会被称为王三官或“府中第三的”呢!知道王寀在徐州任职的历史资料后便好理解了。原来,在隆庆六年以前,徐州同时在任的只有两名判官,从隆庆六年才新添管堤判官一员,也就是说,从王寀来徐州担任判官起,同时在任的徐州判官才有三名,王寀是第一个出任第三名徐州判官的人,人们自然会因此称为他王三官,这是情理中事。于是作者便使用这个极具特色的名字来称呼书中的王寀,藉以表现这个徐州第三名判官王寀就是《金瓶梅》中王三官的原型,从而证明他就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显然,这是个极聪明的办法,除了徐州判官王寀,谁还有这样写的必要呢?
 
   例九,志载王寀是景州人,景州属河间府;《金瓶梅》写西门庆在“高阳关”纳过三万粮仓钞(48、51回),周秀在高阳关抵抗金兵战死(第100回)。明代高阳关不是边关,不管辖清河县;宋史、明史高阳关均无战事。《金瓶梅》之所以要这样写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家乡(景州属河间府)。
 
   《金瓶梅》最后一回写普静大师超度十三个鬼魂托生的故事,其中只有西门庆、李瓶儿、陈经济三个人托生东京城内,表明这三个人是《金瓶梅》的真正主题人物;只有武大一人托生徐州,表明结怨人有一人来到了徐州,他就是作者,作者有意给武大起名曰武植(在《水浒传》中武大没有名字),意思是说作者吾(武的谐音)置(植的谐音)身于徐州了,表现出王寀的经历;其他人都托生东京东京城外,东京实是北京,《金瓶梅》原型故事本应发生在王寀的原籍景州(隶属北京),亦即发生在北京城内外。武大是从《水浒传》借来的人物,本来就跟作者王寀的恩怨无关,没有必要让他托生东京城内外,借他托生徐州来表现受冤的人来到了徐州,不影响故事原型的真象。
 
   第68回安郎中列举了运河的12个码头:瓜州、宿迁、吕梁、徐州、新河、沽头、沛县、鱼台、济州、南旺、临清和安陵,其中最北的一个便是安陵,它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码头。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小码头,又因何熟悉它呢?知道作者王寀是景州人便好解释了。王寀在北京上国子监,来往景州乘船必经此码头,故有条件将其写入书中。《金瓶梅》作者不写“清河”和景州附近的大码头(如德州),偏要写这个小码头安陵,就是因为这个小码头虽鲜为人知,但它却是景州的门户,它可以为作者是景州人提供证明。
 
   例十,志载王寀是景州人,《景州志》风俗篇记:“家中少称富有者,理请点主官一人,必齿、德、爵、学问兼优者……点主礼非常隆重,成服、辞行皆行三献礼。家祭、起灵、遣奠、祖道、朝祖、安灵、安葬、回主等亦必求相礼者行献爵上香礼。惟安主、虞祭皆从吉焉……”《金瓶梅》书中所写李瓶儿的葬礼完全符合李瓶儿葬礼请周守备为点主官,条件正合;祭礼者行上香礼、三献礼,亦合景州风俗,葬礼程序也大致相同,特别是“西门庆易服”(按:易服是易吉服),请“帅府周守备点主”,“卫中官员并亲朋伙计,皆争拉西门庆递酒”等情节,确是“从吉”。不懂此间风俗的徐州人张竹坡在书上批曰:“奇绝”,更可见此种风俗的地域局限性。此外,《景州志》还记,正月十六走百病;寒食节墓祭、树秋千等。书中第24、89回专门作了类似的描写。
 
   19回写蒋竹山图李瓶儿喜欢,“门前买了些什么景东人事,美女想思套之类”。看来景东人事与美女想思套都是行房所用的淫具之类,但是读者很难理解“景东”二字的含意。当知道作者是景州人后,这个谜便可迎刃而解。景东乃作者家乡景州东边某个地方,人事乃男女行房所用之物,景东人事就是景州东部地区制造或出卖的一种淫具。
 
   据《景州志》记载,景州人爱写谜猜谜,看来《金瓶梅》之所以会使用明写与暗写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也表现出景州人的特征。
 
   例十一,志载王寀在徐州任管堤判官,负责管理徐州运河下游的大堤两岸;《金瓶梅》就记述了许多与运河有关的官员。例如,“徐州知府”韩邦奇和“兖州知府”凌云翼,曾先后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漕运。“阳谷县丞”狄斯彬,万历初年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南京兵部兼管运河,亦与运河有关。故事中的“登州知府”黄甲,在明朝担任管盐的运河判官。王寀是徐州运河判官,有条件与上述运河官员相识,并将他们写入书中。故事中的“廉访使”赵讷隆庆六年是徐州户部分司主事,曾出羡余修吕梁洪桥,王寀驻守房村,所管运河段又包括吕梁洪,自然能与赵讷相识,甚至竟是好友,有条件并有必要将赵讷写入书中。
 
   例十二,志载王寀是徐州判官;书中不仅写西门庆是提刑官,而且写西门庆的许多朋友是军官,如周守备、荆都监等。仅从故事情节来看,似无必要给主人公安排这样多军官朋友,现在看来,这种安排恰是为了表现徐州判官王寀的身份特征。明朝徐州军队有两个卫(军队的编制),他们除了完成军队训练任务外,要协助当地政府管理漕运和捕盗(两卫官员与政府官员协同办事,是徐州的一大特点。现在徐州汉画像石馆后,有一个嘉靖十八年立的留候墓道碑,碑上题名的官员既有徐州判官,也有徐州两卫官员)。王寀既是管理徐州运河的判官,他当然有条件与协助徐州政府管理漕运和捕盗的两卫军官相识相交,并将他们写入书中。
 
   综上所述,十二个例子已经表现出《徐州志》所记载的历史资料与《金瓶梅》的描写内容是多么的一致,可以证明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并且能合理解释《金瓶梅》书中许多难解的谜题。除了王寀之外,现在提出的作者候选人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历史资料能与《金瓶梅》的内容如此一致,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历史资料能合理解释如此之多的书中谜团,再也没有一个人在书中有署名、在徐州有历史资料的了。
 
   不论怎样说,历史人物王寀曾在徐州为官,徐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当然既有条件、也有必要在书中着重将徐州表现出来。表现徐州就是表现他自己的历史特征,人们才能据此发现他的真面目。那些与徐州毫无关系的人怎么能是作者呢?他们既无条件、更无必要在《金瓶梅》中着重表现徐州。由此看来,徐州判官王寀是迄今为止最符合鉴定《金瓶梅》作者可靠依据(与徐州有关)的唯一人。
 
   既然如此,作者就只能是王寀。因为《徐州志》上所记载的、合乎年代要求的明朝人,再也没有谁跟《金瓶梅》中人物同姓同名的了,再也没有谁能与《金瓶梅》的故事内容如此符合了。不仅如此,《金瓶梅》中许多难解的谜题也只有通过王寀的历史资料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已经举出十二个例子,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另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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