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中后期，是一个充满着黑暗和罪恶的时期。《金瓶梅》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发展史的描写，深刻地暴露了上至皇帝宰相，豪绅官吏，下至地痞流氓的种种罪恶和丑恶的灵魂，表现了“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前景。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乃是我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萌芽的时代，就突破了古典小说的旧观念，提出并实践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系列小说创作的新观念，表现出近代小说的显著特征，标志着我国小说艺术的成熟和发展。它的成就影响了后来几百年的小说创作。作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高峰的《红楼梦》，亦深受它的启迪和影响。但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和其他原因，它一直没有广泛流传，人们对它的研究与其他著名小说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直到今天，我们仍处于挖掘、整理资料和开展初期研究的阶段。本篇着重对《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作些初步的考证和研究。《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
《金瓶梅》大约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这段时间(或称隆庆朝前后)，初刻本则问世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在初刻本问世前的二十多年，已有抄本流行于世。从现有史料考察，我认为《金瓶梅》出现在人世间的第一个信息，是由明代著名文学家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中透露出来的。现将此信抄录如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中郎：《锦帆集·董思白》。
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个《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到底出现在哪一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一文中认为，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我国学者中，台湾魏子云教授、大陆不少研究者均持此说。笔者原来亦信从此说。后来通过考证，形成了新的看法：此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只能写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而非万历二十四年十月。
此信所言：“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韩南博士等认为，这是指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袁中郎陪陶石篑所谓“共游洞庭山”的事。根据是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这一点，魏子云先生说得很清楚。魏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说：“这一封信，写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这年，陶望龄(石篑)曾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苏州，与袁中郎游谈多日。此事，陶望龄在所写的《游洞庭山记》的序文中，记有年月，是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可以对证上袁氏的这封信。”《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确实记了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见访袁中郎游洞庭山事。但魏子云先生没有看清楚，陶石篑所记的这次访游，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谈的完全是两码事。请看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
岁乙未，予再以告归，道金阊。友人袁中郎为吴令。饮中，语及后会，时方食橘，曰：予俟此熟当来游洞庭。明年夏秋中，中郎书再至，申前约，而小园中橙橘亦渐黄绿矣。遂以九月之望发山阴，弟君奭，侄尔质，曹生伯通。武林僧真鉴皆从。丁巳抵苏，止开元寺。中郎方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绝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游……甲子取径……乙丑游……，丙寅东北风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雾……，明日登……，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陶石篑：《歇庵集》卷十三。
陶石篑，即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会稽人。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官终国子监祭酒。以讲学名，入公安之林，与中郎相交甚厚。从陶氏《游洞庭山记》可知，陶与袁会见有两次(当时袁中郎任吴县县令)，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秋，袁中郎到任的那一年，陶氏路经吴县。他们是否一起游了洞庭，陶氏没有说。另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九月，陶氏明说，中郎卧疾新愈，谈于榻之右者三日，壬戌日起游洞庭西山达七天之久，未及中郎一词，可见中郎并没有陪陶氏同游。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中郎致董思白书言明，他和陶氏谈了五天后同游洞庭。而从陶氏《记》中看出，他们只谈了三日，以后中郎并没有陪他们同游洞庭。从这个矛盾中，笔者依稀想见，中郎致董书中提到与陶氏同游洞庭，是万历二十三年秋的事;而陶氏《记》所记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这一次中郎没有陪同。笔者查检了袁氏的诗文，证明了这个推测是有根据的。
袁中郎的《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一诗，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陶氏见访，游毕洞庭告归时，袁氏所写的送别诗。是诗写了陶氏见访到告别的全过程：
……一揖径登床，草草寒暄而。执手不问病，捧腹但言饥。……欲穷人外理，先剖世间疑。五行何因起，天地何高卑?鹄乌何白黑，日月何盈亏?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归?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事无微不究，语无响不奇。独不及臧后，一切细碎事。元旨穷三日，清言畅四肢。爱君深入理，恐我倦伤脾。未作经年别，先为五日辞。入宫寻西子，涉水吊鸱夷。七十二螺髻，三万六玻璃。……归来为我言，山水见须眉。……一番铜铁语，万仞箭锋机。病得发而减，客以乐忘疲。流连十许日，情短六个时。……袁中郎：《锦帆集》。
将此诗与陶文《游洞庭山记》对照起来读，不难看出，两者同记一事。例如，陶文曰：“中郎方卧疾新愈”，袁诗云：“执手不问病”，“恐我倦伤脾”，“病得发而减”，可见中郎在重病中。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中郎得疟疾病，一直病了四五个月。陶文曰：“谈于榻之右者三日”，袁诗云：“元旨穷三日”，两人相见后畅谈了三日，记载完全一致。另外，陶文所记，此行“丁巳抵苏”，“壬戌始渡胥口”，到庚午才“涉湖而返”，前后约十五天。袁诗云：“流连十许日”。如此看来，袁诗与陶文一样，记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陶石篑见访并游洞庭一事。而这一次陶氏游洞庭，中郎有没有陪同呢?前已讲到，对此陶文没有明说，而袁诗则明说的。例如，袁诗云，陶氏见访谈了三天后，“未作经年别，先为五日辞”。辞者，去游洞庭也。陶氏游了七天，袁诗又云：“归来为我言，山水见须眉”。中郎这些话足以证明，他在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确实没有陪陶氏兄弟共游洞庭。
这么一来，韩南博士等认为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写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就没有根据了。因为此信中说：“剧谭五日”，而陶文、袁诗均讲“三日”。袁信、袁文出于一人之手，时间先后仅一月而已，记忆的误差也不会这么大。而更为重要的是，袁信明讲：“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可见袁氏陪陶氏同游了洞庭，而且兴致极高。而袁诗则明说，他没有陪陶氏同游洞庭。显而易见，袁信与袁诗并非指同一件事。既然前已证明，袁诗所指的为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陶氏见访并游洞庭事，那么，袁信所言陪陶氏同游洞庭，就决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这一次。韩南博士等可能没有查阅袁中郎《锦帆集》中的这一首诗：《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因此不清楚此年(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未陪陶氏游洞庭一事，而只根据陶文来考证袁信，故有此误。
以上考证只能证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并非写于万历二十四年。这也就是说，《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并非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那么，它到底出现在哪一年呢?我们还得从考证袁中郎致董思白书的作年着手。
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清楚说明，“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他确实是陪陶氏同游过洞庭的。此事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呢?有。请看袁中郎的《西洞庭》文：
西洞庭山，高为缥渺……，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层峦叠嶂，出没翠涛，弥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胜也。……余居山凡两日，蓝舆行绿树中，……天下之观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桥如房中单条画，飞来峰盆景耳。余亦谓：楚中虽多名胜，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迹绝人烟……袁中郎：《锦帆集》。
这是一篇西洞庭山的游记。文中只出现两个人：袁中郎自己和陶周望(即石篑)。而且他们一起面对诸峰，分别作了洞庭西山与西湖，洞庭西山与湘楚山水的对比研究。他们一起同游过洞庭山，这是确切无疑的了。那么这次“同游”是哪一年的事呢?这直接关系到《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年代问题，因此必须搞清楚。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那一次。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只要将这篇袁文(《西洞庭》)与上述的陶文(《游洞庭山记》)，袁诗(《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作些比较，即可看出其不同之处：
一、袁文曰：“余居西山凡两日”，陶文却说：“距其往七日矣”(陶文对游西山的每天的活动记之甚详)。两者所记游山的时间差异甚大，足证所记非同一次游山事。
二、袁文记载游山所见是：层峦叠嶂，出没翠涛，弥天放白，蓝舆行绿树中。可见此游天气晴朗，山青水明。袁氏的心情亦极好。而陶文所记游山所见的是：丙寅东北风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雾，欲去不可，雾稍霁舆与行，湖滨去湖咫尺不能辨。可见此游天气极坏，陶氏十分狼狈。此情此景，两文所记天壤之别，怎么可能是同一次游览呢?
三、 袁文明确记载与陶氏同游，而袁诗又说得分明：袁氏未陪陶氏同游，更可证这完全是两次不同的游览。
万历二十二年甲子冬，袁氏三兄弟均赴京。十二月中郎谒选授吴县令。万历二十三年乙未二月，中郎由京赴吴，三月间到任。万历二十五年丁酉春辞官去职。是年三月即离吴暂居无锡。因此，中郎在吴只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中，陶石篑来吴见访中郎共两次。在陶氏《游洞庭山记》中可知，即前所述，第一次是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时方食橘”可见是秋天。第二次即是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九月。前已考定，袁陶同游洞庭，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那么二者必居其一，袁、陶同游洞庭必然是万历二十三年秋天的事。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说：“一月前，石篑见过”。这就是说，是书必然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袁、陶同游洞庭以后的一个月，即万历二十三年深秋。这就得出了笔者考证的第一个结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深秋季节。
但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 袁中郎致董思白书的真伪问题;二、 此信所透露的《金瓶梅》传世的信息是否是第一个。
先谈真伪问题。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对此信是否系伪托，有疑虑。他说：“这封写给董其昌的信究竟是不是中郎所写?已很难肯定。”又说：“袁中郎有没有写过给董其昌的这封信?……只要寻到经袁小修审订的那部《袁中郎全集》及袁中郎生前的家刻等诗文就可以证明。”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魏先生因为没有看到袁小修审定的本子，而产生疑虑，这种对待学术问题的谨严态度，是很可贵的。值得庆幸的是，袁小修编的《袁中郎先生全集》(万历四十七年刊于徽州)中也有这一封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书中“独恨坐无思白兄耳”句乃为“独恨不见李伯时耳”。早于袁小修审定本的还有吴郡袁叔度(无涯)书种堂写刻本七种中，有《锦帆集》，刻于万历三十七年。其中也有此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全文与袁小修的审定本相同(其中五个字的异文亦为“不见李伯时”)。在袁小修审定本前后的刻本，还有绣水周应麟校刻《袁中郎十集》(万历刊)，何伟然编《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万历四十五年刊)、陆之选编《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崇祯二年刊)等，都收有此信。所不同者，周本的五字异文为“不见李伯时”，与小修本同;何本，陆本则改为“坐无思白兄”。看来，袁中郎书原文中的五字为“不见李伯时”，小修审定本及此前之刻本均如此，这是忠实于原文的。到万历四十五年何伟然编本出，此五字才易为：“坐无思白兄”。由此可见，由袁小修审定的刻本中有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足证此信确出于中郎之手，而非伪托。后刻本中虽有五字之异文并不影响此信的内容及其真伪问题。此外，此信之真，还可以从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第979条得到证明(详见下文)。
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透露的《金瓶梅》传世的信息到底是不是第一个?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现有史料可知，较早见到《金瓶梅》抄本的，还有王宇泰、文在兹等人。考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的记载，刘辉同志认为，王宇泰大约在万历二十年“请告归里”之前就购得《金瓶梅》抄本二帙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载《文献》1985年第2期。。但这仅仅是推测而未据有铁证;考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美国学者马泰来先生认为，文在兹在北京见到部分《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载《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但亦未拿出铁证。且这个时间比万历二十三年还晚了几年。由此可见，能考知确切年代的最早透露《金瓶梅》抄本传世信息的，只有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因此，在新的史料发现以前，我们只能以万历二十三年，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最早年代。
当然，我们知道将这个时间作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的时间，依然是相对的。因为袁中郎在致董思白书中明明写着，中郎的半部《金瓶梅》抄本是董思白给他的。那么董思白又是在什么时间得到《金瓶梅》抄本的呢?或者从根本上讲，《金瓶梅》的第一个抄本是哪一年问世的呢?由于史料缺乏，目前我们还无从考知。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
袁中郎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中，袁中郎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与《金瓶梅》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人。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明代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创始人。
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期间，现存的可供研究的史料并不多。但在这些稀见的史料中，记载袁中郎与《金瓶梅》发生关系的史料，却有七、八条。它们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袁中郎《觞政》、袁中郎致谢肇浙书、袁小修《游居柿录》、沈德符《野获编》、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谢肇浙《金瓶梅跋》、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弄珠客《金瓶梅序》及后人袁照《袁石公遗事录》等等。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考知《金瓶梅》在早期流传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乃是这些史料的重大价值所在。现综合简述如次：
一、前已考明，袁中郎最早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信息，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个年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
《金瓶梅》成书的确切年代，现在还无从考知。三十年代初，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文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中，将该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定为万历十年，下限定为万历三十年或三十四年，是不够确切的。《金瓶梅》第七回写到：“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吴晗认为，这是“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其实吴晗先生没有仔细查找，早在嘉靖十六年、十九年，《明实录》中就有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例如，《明世宗实录》卷二三六载：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边墙宜修者二万五千丈，通贼险峻崖应铲者四万五千丈，因求工料兵科都给事中冯亮亦为请。上诏出太仆马价三万两给之”。可见以万历十年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就不能成立。那么下限呢?吴晗的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野获编》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由此吴晗推定《金瓶梅》成书的下限为万历三十四年。吴晗当时没有发现，袁中郎在万历二十三年就见到了《金瓶梅》，因此将《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整整推迟了十年。
当然将《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仍然是不够精确的。如前所述，如果王宇泰见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年，那么成书年代又可提前几年，但此事并未确证。再说袁中郎之书得之于董思白。董思白显然非《金瓶梅》作者，那么他的书又得之于某人之手。这个“某人”见到《金瓶梅》抄本又必然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但目前又无从考知。但是，不管怎么说，《金瓶梅》抄本面世的时间，最晚不过于万历二十三年，这是确定无疑的了。正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才使我们能够考知《金瓶梅》研究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与下限，笔者通过考证另有推断，参见本书《〈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前后考探》篇。
二、 袁中郎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一条重要线索。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的线索似有好几条。王宇泰可能在“万历二十年春，请告归里”前，在北京可能得到了《金瓶梅》抄本二帙。但得之于谁，又传之于谁，不明。文在兹可能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后在北京得到《金瓶梅》不全之抄本，后传之于薛冈。但文在兹得之于谁，薛冈又传之于谁，又不明。徐阶家有《金瓶梅》全抄本，后传之于刘承禧，但其前其后的来龙去脉亦不清楚。与上述三条线索相比较，似乎袁中郎的这一条线索似较为清晰。
袁中郎所得之《金瓶梅》来源于何人之手?在上引的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中，袁中郎问董思白：“《金瓶梅》从何得来?”可见，袁中郎的《金瓶梅》抄本是从董思白处得来的。袁中郎还问董思白：“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可见袁氏从董氏处得到的《金瓶梅》只是上半部(或称“数卷”)。他急于要知道上半部与下半部之间的联系等情况，故有此问，并要董氏明确答复。如果袁氏之书并非得自董氏处，那么是信中的这一设问就无从理解了。另外，这还可从袁小修的著作中得到旁证。
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第979条：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
这段史料说明，董思白确持有《金瓶梅》，后来小修从中郎处见到。这就是说，袁中郎的《金瓶梅》来源于董思白，因此小修才可能从中郎处过目。而且小修见到的《金瓶梅》也只有半部，与中郎致董思白书所言一致。这段史料亦足以证明，中郎致董思白书确非伪托。
那么，董思白的《金瓶梅》又在什么时间，得之于何人之手呢?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郎在北京与沈德符谈起《金瓶梅》时说：“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徐文贞即嘉靖时宰相徐阶，松江华亭人。董思白与其同乡，故董思白的《金瓶梅》有可能来于徐阶家。万历二十三年袁中郎向董思白提出“《金瓶梅》从何得来”的问题。十四年以后的万历三十七年，他当然已有所闻，故对沈德符说了这样一段话，从而使我们可以推断出董思白的书来源于徐阶这样一个重要信息。
袁中郎的《金瓶梅》又传之于何人呢?首先传给了袁小修。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207条云：“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第979条又云：“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金瓶梅》——笔者注)之半”，足见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袁小修见到了中郎的半部《金瓶梅》详见下篇：《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
后来，中郎又将这半部《金瓶梅》借给了谢肇浙。谢字在杭，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善诗文，与中郎过从甚密，相交至厚。《袁中郎全集》中有《与谢在杭》书云：“……《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是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安家乡。万历二十七年，中郎兄弟在北京发起“结社城西之崇国寺，名曰蒲桃社”，是京师名士“相聚论学”之社团。当时谢在杭卸湖州推官，至北京候调，有袁中郎诗：《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子修剧饮》为证袁中郎：《瓶花斋集》。。可见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七年在北京，或其后，将半部《金瓶梅》借给了谢肇浙。到万历三十四年谢氏还未归还。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一文中云：“此书(《金瓶梅》)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由此可见，谢肇浙确实从中郎处借到了《金瓶梅》抄本的部分，从而使他能够写成《金瓶梅跋》。这是目前所知的《金瓶梅》传世后最早的一篇研究专文，于研究明人对《金瓶梅》的看法具有重大价值。
综上所述，袁中郎为我们所透露的，《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为：徐阶——董思白——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三、 袁中郎透露了《金瓶梅》全本抄本的信息。
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所见之《金瓶梅》抄本均只有半部(或称数卷)。文在兹、薛冈，王宇泰、王百谷所见亦仅为部分。那么当时《金瓶梅》是否有全抄本呢?如果有的话，又出现在什么年代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袁中郎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所知，透露《金瓶梅》有全抄本信息者有袁中郎、屠本畯、谢肇浙。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经部》卷八《燕史固书第十二》有《金瓶梅》跋语曰：“……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刘辉同志考说：“他(屠本畯)为《金瓶梅》所写跋语的时间，最早不能超过万历三十四年，最晚不得迟于万历三十六年，很有可能就是万历三十五年。”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载《文献》1985年第2期。由此可知屠本畯所透露的全本信息约在万历三十五年，持有者为王世贞(家藏)。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曰：“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马泰来先生考说：“谢肇浙是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这两年内，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处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写《金瓶梅跋》。”《诸城丘家与〈金瓶梅〉》，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这就是说，谢肇浙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间，持有者仍为王世贞(家藏)。袁中郎则透露了全本的另一个信息，时间均比屠本畯、谢肇浙为早。沈德符《野获编》说：“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袁中郎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持有者为华亭徐阶(家藏)及曾孙婿麻城刘承禧。袁中郎的信息的价值在于：一、时间为最早——万历三十四年;二、为《金瓶梅》初刻本底本的来源提供了线索。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引了袁中郎说的“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后，就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万历三十四年，袁中郎知刘承禧有全本，三年后(1609)其弟小修就携有其书。这无疑是告诉我们，袁小修的全本盖来源于刘承禧。后来袁小修的全本被沈德符借抄带到了苏州，冯梦龙怂恿书坊购刻。沈德符说此书“坏人心术”，“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沈德符：《野获编》。。有的研究者推测，沈德符是故作姿态，因为刻所谓“诲淫”之书是不名誉的事，《金瓶梅》初刻的底本就是沈德符的本子。这可能是有道理的。沈德符讲过，初刻本“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同上书。。沈德符知道得如此清楚，能不使我们推想沈德符与《金瓶梅》的初刻有直接的关系吗?这也就是说，寻本溯源，《金瓶梅》初刻底本很可能就是抄自徐阶的刘承禧家藏本。虽然，这仅是推测之辞，但袁中郎所透露的刘承禧家有全本的信息，与《金瓶梅》初刻底本的关系，确是值得深究的。
《金瓶梅》的第一个知音
袁中郎还是《金瓶梅》的第一个知音。
《金瓶梅》抄本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当时文坛的震惊和注目。不少学者对《金瓶梅》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大体可分为三派观点。袁中郎、冯梦龙、谢肇浙等人以十分敏锐的观察力，立即发现了它的价值所在，给予较高的评价。而沈德符、李日华等人则囿于道学思想的束缚，直斥其为“坏人心术”，“市诨之极秽者”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董思白、袁小修则介于其间，在艺术上称其“极佳”，“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在思想上则认为“此书诲淫”，“决当焚之”袁中道：《游居柿录》。。
袁中郎对《金瓶梅》十分赞赏。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称袁中郎对《金瓶梅》“极口赞之”，批评他“好奇之过”;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也说，“袁石公亟称之”。可见中郎之赞赏《金瓶梅》是超乎寻常的。这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文艺界，中郎对《金瓶梅》的赞赏态度，已不是鲜为人知的事了。万历二十三年，中郎从董思白处获得了半部《金瓶梅》后，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急切想知道此书“从何得来”，后半部在何处，如何倒换等，希望董思白回答。他得到半部《金瓶梅》后，不是像沈德符那样，因所谓“坏人心术”而“固箧之”，而是传之他人。他在给谢肇浙的信中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可见在中郎看来，《金瓶梅》不应是读一遍，而是要读到“成诵”的地步。其推崇之情可见一斑。
万历三十四年，中郎在写《觞政》时，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并列为“逸典”。他说：“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袁中郎：《觞政·十之掌故》。所谓“觞政”，焦竑曰：“魏文侯与诸大夫饮，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殆即今之酒令耳。”焦竑：《笔乘》续集四。中郎列在酒令逸典中的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家的作品。中郎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并列，与这些大家的杰作并列，显然他是把《金瓶梅》作为杰作来看待的。他还说：“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须知，当时的《金瓶梅》还只以抄本形式在少数人中流传，中郎却要求人们熟悉此典，否则只能是个十足的庸夫俗子。《觞政》虽为酒令之作，但中郎本人并不是一个善饮者。他自称：“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与吴敦之书》)小修也说他“不能酒”，但“最爱人饮酒”。可见中郎的《觞政》并非为酒徒的游戏之作，他之推重《金瓶梅》亦非因佐酒之需。
遗憾的是，袁中郎没有留下批评《金瓶梅》的专论。现在所能找到的批评文字，仅是片言只语。他在致董思白书中说:《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对沈德符说：“第睹数卷，甚奇快”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
《七发》是西汉著名赋家枚乘的作品。《七发》写楚太子有疾，吴客问之。吴客说其病之源是吃得太好，穿得太暖，住得太舒服，声色喜好太无节度，久之乃纵欲戕生，需用“要言妙道”治之。显然作品的宗旨在于讽喻帝王诸侯，责斥统治阶级生活的腐朽，精神的堕落。晚明社会是个黑暗、腐朽的社会。袁中郎又是个关心世道的文人。在他的少作《古荆篇》及《嘉鱼李太清书斋》诗中，就借力主改革时弊的张居正的身后籍没讽喻了明神宗的刻薄寡恩，对当朝的正臣黜退、邪臣当道的弊端很为不满。《金瓶梅》运用艺术手段，直斥封建帝王的荒淫无道，对邪臣秉权当国的腐败朝政以无情揭露。中郎读之能不得出胜《七发》多矣的评价吗?太监的得势用事，是明代一大弊政。他们权重势大，无恶不作。中郎对此深恶痛绝，他在《竹枝词》中写道：“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青天处处横珰虎，鬻米陪男偿税钱”。将宦官比虎，并严斥他们：“居民耗损，市肆寂寥。……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答沈伯函》)《金瓶梅》也揭露了宦官的罪恶。这能使中郎读之不深感“奇快”吗?《金瓶梅》还揭露了帝王权贵搜刮民财，强征民力，万里运木，重建豪华宫殿的事实。对此皇家的恶政，中郎亦深为痛绝。他在《送梅子马督木北上》诗中写道：“长年千许人，餐餐损邮食。目今事戎马，公私敝已极。”因此，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与他有共同政见的作品，中郎能不倍加赞赏吗?由此可见，中郎之赞《金瓶梅》，首先是赞其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
中郎用“奇快”一词为《金瓶梅》定评，耐人寻味。中郎曾用“奇变”赞赏过《水浒传》。他说：“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袁中郎：《听朱先生说〈水浒传〉》。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一向视小说为“末道”。中郎深受李贽的进步思想影响，反其道而为之，高度肯定了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看来，《金瓶梅》同《水浒传》一样，是一部使“《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的奇文。其反潮流的精神令人震惊。这不仅是对封建正统文人蔑视小说的痛击，也是对封建道学家鄙视《金瓶梅》的痛击。
晚明的文坛，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在政治上，李贽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进行了无情的挞伐，在文学观上提出反道统的“童心说”。袁中郎师承李氏，在文学领域掀起了革新运动，矛头所向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金瓶梅》产生在隆庆朝前后，这正是新旧文艺思潮激烈交锋的年代。从总体上说《金瓶梅》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道学思想(当然是不彻底的)，而且在文学观上，也接受了新的文学观的影响。这又不能不是袁中郎深赞《金瓶梅》的重要原因。简言之：
一、中郎反对用模拟代替创新，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势也。”(《江进之》)《金瓶梅》正是遵循这个文学进化的观点，一反其旧，创作出了全新的作品。《金瓶梅》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底层，以市井子民的生活为素材，尽情地揭露其世态人情，以表现一个时代为宗旨;它所塑造的典型群像，都是活生生的世俗人物，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它运用的艺术手段与过去的作品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正是这些创新，使《金瓶梅》与古典主义的优秀名篇《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从而使其成为一部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可以说，《金瓶梅》的创作正是其时代新的文学进化观的生动体现。
二、中郎提出“物真则贵”，文学作品要抒发作者的不加粉饰的真感情，所谓“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袁中郎：《答李元善》。。《金瓶梅》作者植根于现实社会，在不加粉饰地描摹世情，尽其情伪的同时，不加粉饰地流露自己的真感情。正如鲁迅所言：“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不正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的“真新奇”的作品吗?当然中郎的“独抒性灵”说与《金瓶梅》的艺术实践还是有区别的，这应另当别论，此不赘。
三、中郎主张文学作品应“近俗”，“文不能通而俗可通”。他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借他人之言而指出：“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金瓶梅》正是以描写世俗日常生活为能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亦足以使中郎“捧玩而不能释手者也”。
由此可见，《金瓶梅》的创作，正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文学思想的生动实践，袁中郎当然要“极口赞之”了。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也有严重的缺陷。例如，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过多的性行为的描述等等。袁中郎有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呢?中郎早年信奉禅宗，后又趋于净土，最后因要潜修默证，竟至退隐七年之久。他不以《金瓶梅》宣扬佛道为非，当在情理之中。但中郎一生品行高尚，为官时清廉公正，不谋私利，政绩卓然。万历二十五年辞吴县令职时两袖清风，借了钱才安顿了眷属。考其一生，坦率、乐观、爽豁，似非酒色之徒。但他为什么对《金瓶梅》的“淫秽”描述未置一词，以致李日华讥他为对“市诨之极秽”之作“好奇之过”，亦使他的后代袁照为其“辩诬”，说什么石公取作外典之作，非是“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袁照：《袁石公遗事录》。之作等等。或许中郎亦认为这是“时尚”，不必大惊小怪;或许中郎受李贽的“好利、好色”是人之性也的解放思潮所影响，不以为非;也或许中郎为《金瓶梅》的巨大创新成就所震惊，“淫秽”之疵，不足道也。凡此种种，皆为猜测，笔者未敢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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