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既是一部伟大的奇书，又是一部扑朔迷离、疑团丛生的怪书。该书成书至今约四百年间，人们不断地在对它进行探谜、解谜。《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什么年代？这是众多谜题中的两大主要谜题。对此，吴晗先生率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竭力推倒古人提出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其次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的观点。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这是吴晗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两大贡献，似以此为定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非但不是什么两大贡献，而恰恰是两大失误。本文专就吴晗先生对小说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提出驳论。是为《一论》。对吴先生的成书年代“万历说”，则后文评驳，乃为《二论》矣。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虽然除王世贞说之外还有其他诸说，如薛应旂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但其说仅是片言只语而已，根本无法与王世贞说相抗衡；虽然直接对王世贞说提出疑问者亦有之，如昭梿等人，但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故根本否定不了什么。
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读金瓶梅词话》）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完全成立）。可见，他们的否定不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感觉上。对待复杂的学术问题，光凭直觉而不去经过严密的考证，其结论，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筑在严肃的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此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包括郑振铎先生在内“靡然风从，群相应和”。他们真以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倒。自此以后的六十多年间，王世贞说似乎一直被打倒在地，信奉者寥寥。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的有价值的。但是最有实力的王世贞说，却被人们认为是毫无研究价值的历史陈说而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前几年，已故的朱星先生和活着的我，均为恢复王世贞说的历史地位而呐喊，但敌不过吴晗先生的强有力的否定。其一、人们相信吴晗是明史专家（其实当时的吴晗还远没有成为明史专家）。其二、坚信他考证的科学性。这是一种迷信。而这一迷信所产生的直接危害，就是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定势，从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王世贞说似乎已被彻底否定而再无任何研究价值。这无疑是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此，到现在我才真正醒悟到，不推倒吴晗先生的结论，我们就无法前进。这乃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史料掌握的片面性
吴晗研究《金瓶梅》的文字有三：1931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署名：辰伯）；翌年在该刊又发表《补记》；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前两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否定王世贞说，后一文则是对前两文的条理化、完善化，并加进了对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论述文字。著名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论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可惜这个结论亦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在吴晗著文企图推倒王世贞说的当初，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因为在当时，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年少气盛的吴晗先生硬要凭借一些本身就缺乏科学性的史料，来对王世贞说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可谓是不可为而强为之，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这是历史给吴晗先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从《金瓶梅》成书到清代末年的三百多年间，直指《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的史料有近十条。其中有两条最重要的史料，则是近两三年来的新发现，这是王世贞说研究中的重大创获。现引述如次：
一、 无名氏《玉娇梨·缘起》：
《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金瓶梅》最先成，故行于世。《玉娇梨》久而始就，遂因循沉阁（？），是以耳名者多，亲见者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笔者所见的《玉娇梨》刊本，首有素政堂主人题《玉娇梨·叙》，次即此篇《缘起》。刊本正文第一回前题“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荑秋散人编次”。据学术界考证，《玉娇梨》成书于明末清初，早期刊本上无序，有序本出现得较晚，但至晚在清康熙年间。这也就是这篇《缘起》面世的最晚的年代。顺便指出，王世贞著作的是《玉娇李（丽）》而非《玉娇梨》。《玉娇李》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成书，但仅有少量抄本流传，后因未刊刻而失传。《玉娇梨》似是后来对《玉娇李》的仿作。此问题与本文的写作无关，故不详述。二、 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生平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闻弇州尚有玉丽（《玉娇李》）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稗说》自序署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宋起凤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作，时在康熙十二年。
记载《金瓶梅》为王世贞（包括其门人）所作的史料还有：谢颐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顾公燮的《销夏闲记·作金瓶梅缘起王凤州报父仇》，王昙的《金瓶梅考证》，无名氏的《寒花庵随笔》，无名氏《笔记》等等。可惜的是吴晗先生在著文否定王世贞说时，仅见到《销夏闲记》、《寒花庵随笔》等史料，而未见到《玉娇梨缘起》、《稗说》。
将吴晗先生未见到的史料（《玉娇梨缘起》、《稗说》）与已见并引据的史料（《销夏闲记》、《寒花庵随笔》）相比较，其明显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 未见史料离《金瓶梅》初刻问世的年代较近。如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离《金瓶梅》初刻仅五六十年。而已见史料离《金瓶梅》初刻年代较远。
2. 未见史料系确指或直接来源于王世贞的友人（或友人的后人），如《玉娇梨缘起》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宋起凤《稗说》云：“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可见宋起凤是以“知者”的身份而非据“传闻”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的。而已见史料或出于“传闻”，或录于他书者甚多，其史料价值较为逊色。
3. 未见史料与已见史料在记述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机、意图上有较大差异。未见史料如《稗说》，只说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作此书（“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加以泄愤和讥刺。而已见史料在此目的基础上，又增出了种种衍说。如《销夏闲记》称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结仇之由乃为《清明上河图》；《寒花庵随笔》称王世贞著书敷毒于纸以毒杀唐荆川等等，在这类史料中已掺杂了种种虚假离奇的故事。
由此可见，在吴晗先生著文时，从史料的价值上讲，其未见史料远比已见史料重要得多。由于他所引据的已见史料中，已掺入了许多荒唐的衍说，因此，他只根据这些史料来作研究考证，非但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还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看来吴晗先生正是上了这个当，吃了这个亏。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而非吴晗先生的过错。我们当然亦不能以此来责难吴晗先生。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建筑在这些伪科学的史料基础上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难道不应该存疑而非加以全面肯定不可吗？
吴晗先生考证中的是与非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从而把他的结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东西。过去，笔者亦作如是观，于是将古人言之凿凿的“王世贞说”，置于不屑一顾的境地。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丝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发现，使我震惊，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思考，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现在，笔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有是亦有非。从部分来讲，考证有其贡献；从总体来讲则言不及义、似是而非，其考证的最终结论不能成立。
被誉为系统的周密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的结仇与《清明上河图》无关；第二、唐荆川之死非为王世贞著作的《金瓶梅》所毒杀。进而，吴晗先生肯定《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可以说是吴晗推倒王世贞说的一块基石。抽掉了这块基石，吴晗先生考证的理论构架便随之而倒塌。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具体分析。
吴晗引据的史料有《寒花庵随笔》、《销夏闲记》等等。
《寒花庵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所算，急自营救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州也。巨公为唐荆川。凤州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寒花庵随笔》还说，王世贞誓报杀父之仇，派人行刺唐荆川未遂，后“广召梓工，旋撰旋刻（《金瓶梅》），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无名氏《笔记》在王世贞著书毒杀唐荆川事上记载亦大体相同。
吴晗先生在《清明上河图》与王家的关系、唐荆川是否系毒杀这两件事上作了确为周密、详尽的考证。他的考证大体是三个方面：
第一、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吴晗先生查了《明史·王忬传》。《传》云：“嘉靖三十八年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谴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等俱宜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诏狱……明年冬竟死西市”。这就是说，王世贞父王忬之论死，与唐荆川确有一定的关系。但主因是滦河失事，而直接弹劾者非唐荆川，而是王渐、方辂。而严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此可见，王忬、王世贞父子积怨于严嵩、严世蕃父子甚久，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这里与《寒花庵随笔》等所记《清明上河图》“伪画致祸”说毫无关系。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证明王忬之被杀确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第二、《清明上河图》的沿革亦与王家无关。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说明宋张择端之作《清明上河图》，为李东阳家藏，后流传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后又归昆山顾梦圭、顾懋宏父子。其时严嵩当国，因顾氏“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清明上河图》“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晗先生查出了王世贞自己的说词。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说：“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是关于杨继盛事；其二是关于沈炼事；其三是关于徐阶事。这里并没有《清明上河图》问题。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中又说，《清明上河图》确有真赝本。赝本之一藏其胞弟王世懋之所，但非严嵩“出死构”之本。由此，吴晗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
第三、关于唐荆川之死。吴晗先生查明，唐荆川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春，比王忬的被杀还早半年。因此《寒花庵随笔》所说的，王忬被杀后，王世贞派人去行刺唐荆川，王世贞著《金瓶梅》粘毒于纸而毒杀唐荆川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荒唐之极。
应该说，吴晗先生的上述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它确实已证明了王、严两家因《清明上河图》而结仇，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著书毒杀唐荆川等传说的荒谬。但是吴晗由此而认为，他已经推倒了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从而得出了他的考证结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是不能成立的。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篇云：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即王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其为赝。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沈德符的这一段记载，看来确是后来《寒花庵随笔》中记载的，王、严两家结仇自《清明上河图》始（即“伪画致祸”），以致王忬被杀，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等故事的源头。现在看来，沈德符所说的《清明上河图》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已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所否定，但这不等于说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亦属无中生有。吴晗先生以为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亦即否定了“伪画致祸”说，这是没有根据的。吴晗先生在否定了《清明上河图》后，没有进一步否定“伪画致祸”说。这无疑是他考证的不彻底性的重要表现。而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只要“伪画致祸”说否定不了，那么吴晗先生即使否定了《清明上河图》问题，亦仍然未能推倒“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现在严酷的事实已摆在我们面前，笔者已找到正史对“伪画致祸”问题的记载。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嘉靖）三十八年夏五月，逮总督侍郎王忬下狱论死。严嵩以忬愍杨继盛死，衔之，忬子世贞又从继盛游，为之经纪其丧，吊以诗。嵩因深憾忬。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
这段史料充分说明，王忬的被杀与严嵩的陷害有直接关系，而“伪画”问题正是王、严两家结仇的重要原因。此外，姚平仲《纲鉴絜要》亦载王忬事件，其“注”云：
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
这段史料与《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基本相同而略有细节上的差异。从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伪画”事件与严嵩陷害王忬，与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以报父仇、讥刺严氏父子，均有直接的内在联系。难怪后期的不少史料中，在谈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动因时，都有个“伪画致祸”问题。
至于“伪画”是什么，《明史纪事本末》没有说明。沈德符将它坐实为《清明上河图》，看来是错了，这已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所证明。后来的学人们“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此外，《清明上河图》又与严嵩父子发生着联系。这就是王世贞所说的，“《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后来有人还将这一事件编成传奇《一捧雪》，到处上演，足见影响之大。从沈德符开始，人们以讹传讹，将王世贞家的“伪画致祸”事件，与严嵩父子“出死构”《清明上河图》事件，直接联系了起来。这就形成了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事件直接联系的一串动人的却又是荒唐的故事。
吴晗先生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的联系，他但没有进而否定（亦不可能否定）王、严两家结仇中的“伪画致祸”问题。“伪画”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别的画，古人亦有这方面的记载。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指出：
明太仓王思质家藏右丞所写《辋川真迹》，严世蕃闻而索之。思质爱惜世宝，予以抚本。世蕃之裱工汤姓者，向在思质门下，曾识此图，因于世蕃前陈其真赝。世蕃衔之而未发也。会思质总督蓟辽军务，武进唐应德顺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边。严嵩觞之内阁，微有不满思质之言，应德颔之。至思质军，欲行军中驰道。思质以己兼兵部堂衔难之。应德怫然，遂参思质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从中主持之，逮思质至京弃市。
这段史料很重要。它关于“伪画致祸”的记载，除点明《辋川真迹》外，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的记载相一致，而关于唐荆川参与严嵩谋害王忬事件的记载，又与《明史》卷二〇四《王忬传》的记载相一致。此说明，刘廷玑的记载其真实性较高，他所点明的《辋川真迹》事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无名氏的《笔记》还另有他说：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
这段记载可能离《金瓶梅》成书的时代较为久远，其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它又别出一“《督亢图》”，亦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上两段史料，吴晗先生在文章中都引用过，但他的心思只集中在《清明上河图》问题上，而未对这两段史料引起高度重视。吴晗先生花了很大力气考证《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无关，虽有一定贡献，他但没有进而否定《辋川真迹》问题、《督亢图》问题，更没有彻底否定“伪画致祸”说，就轻率地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这能成立吗？我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离推倒王世贞说，还差之甚远。
如何才能推倒王世贞说？
再退一步讲，如果吴晗先生在否定《清明上河图》问题后，进而否定了《辋川真迹》、《督亢图》问题，乃至彻底推倒了“伪画致祸”说，是不是就能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了呢？我认为还不行。因为王、严两家结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伪画致祸”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还不能算是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吴晗先生仅仅抓住了一个具体问题而没有抓住根本问题来做文章，说得难听些，这叫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建筑在舍本逐末基础上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其价值亦可想而知。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一、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二、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三、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关于第一方面的考证，即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问题，吴晗先生是全力以赴而为之的。他的贡献亦在这里。他推倒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的故事；他推倒了唐荆川为王世贞著作的《金瓶梅》所毒杀的故事；他推倒了王世贞著《金瓶梅》后进谒严世蕃，对严世蕃作讥刺的故事等等。但是，如前所述，吴晗先生在这方面的考证亦不彻底。他没有能够推倒“伪画致祸”说，致使他的结论不仅似是而非，且有全功尽弃的危险。
关于第二方面的考证，即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应该说这方面的考证，远比第一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因为彻底否定了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那些传说故事亦就不攻自破。对第二方面考证的重要性，吴晗先生是有认识的。他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继推倒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后，又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即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可见，吴晗专设此段，意在解决第二方面的考证问题。照例说，这方面的考证是推倒王世贞说的决定性部分，吴晗先生必须花大力气。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能够这样做。以致使他在这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证上失之平庸，没有说出多少有价值的根据。他在这段文字中主要讲了三点：第一、严世蕃是正法死的，而非为王世贞所毒。唐荆川亦非被毒死，而且比王忬早死半年，“王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仍然只能证明那些传说故事的荒唐，而不能证明“《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第二、吴晗说，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的说法是“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归之于同样的“嘉靖间大名士”的汪道昆、屠隆、王百谷、张凤翼等人？这也是对的。但这样的推论能成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根据吗？第三、吴晗是这样说的：“再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并且是土著，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是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呢？”这可以看作是吴晗先生提出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重要证据。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金瓶梅》中不是如吴晗所说：“不‘时作吴语’”，而恰恰是“时作吴语”。吴语在书中十分普遍，这反而证明其作者必为吴语地区人。其次，吴晗设问：“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王世贞在山东为官的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这个设问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能设问，吴晗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王世贞在这三年中，为写作的需要，就不可能学会山东方言呢？而且在协助王世贞写作的他的门人中，还不乏有懂得山东方言的人。显然，吴晗的这条“再退一步”说的根据，是不过硬的。由此可见，吴晗先生在作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时，证据是十分软弱的。
看来，吴晗先生企图推倒王世贞说，却并没有抓到要害处，即不少史料所说的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直接动机是为报杀父之仇而著书讥刺严氏父子。对此，宋起凤的《稗说·王弇州著作》记之甚详：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捡，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按弇州四部稿有三变，当西曹至青州，机锋括利，立意迁□，尚近刻画。迨秉郧节，则巉刻之迹尽去，惟气格体法尚矣。晚年家居，滥受羔雁谀墓祝觞之言，二氏杂进，虽耽白苏，实白苏弩末之技耳。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斯诚门客所为也。
宋起凤不仅指出王世贞著作《金瓶梅》是为报父仇而讥刺严氏（包括陆炳），同时还指出王世贞一生文风有三变，《金瓶梅》属王世贞的“中年笔”，所谓“中多倩笔”。笔者通过其他途径考证，推断王世贞写作《金瓶梅》的时间，其上限不过于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于万历十一年，这段时间正是王世贞从35岁到57岁的中年时代，与宋起凤的“中年笔”说，正乃不谋而合。吴晗先生未见到这段史料，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来否定宋起凤的“中年笔”说。但是，在吴晗先生已见到的史料中，尽管已掺入了种种荒唐的衍说，然而这些史料的核心内容仍是说王世贞作《金瓶梅》讥刺严氏以报父仇。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能否推倒王世贞说的关键问题，吴晗先生反而未加认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吴晗先生的失误。
关于第三方面的考证，即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对此，吴晗先生有所考虑。在1931年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一文的尾末，他说道：“本来是想再写一点关于《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考证，和这已经写成的合为上下篇的。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我，这个志愿只好留待他日了。”可惜的是，吴晗先生终其一生亦未能遂愿。他终究未能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这一方面说明，企图排除王世贞说而另起炉灶去寻找所谓“真正”的作者，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说明，要推倒王世贞说，亦谈何容易。即使如吴晗先生那样的专家，那样竭尽全力来推倒王世贞说，其结果却依然奈何它不得。历史确实是无情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吴晗先生的第一方面的考证，有贡献亦有缺陷，是非参半；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设想而已。而就整体而言，要否定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定性的，远比第一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吴晗先生却只完成了第一方面的考证中的一部分，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当然难以成立。
题 外 之 言
经过吴晗先生的这个“致命”的一击，王世贞说的信奉者已少得可怜。吴晗先生的结论已统治了我们五十多年，现在该是出现转机的时候了。我认为，我们的思想一旦从对吴晗先生的结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王世贞说的研究者就会不断增加，对王世贞说的研究亦必将会有进一步的突破。
根据现有史料，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金瓶梅》的作者暂定为王世贞（包括其门人）。在新版的《金瓶梅词话》上应题王世贞著。理由有三：
其一、王世贞著《金瓶梅》的史料依据，比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施耐庵著《水浒传》，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史料的数量来说，王世贞著《金瓶梅》的史料不下于十条；从史料出现的时间来说，离《金瓶梅》初刻的时间亦较近。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题罗贯中著、施耐庵著，而《金瓶梅》就不能题王世贞著？
其二、《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虽然已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均未找到铁证，且与王世贞说相比，又均无直接的史料根据。
其三、现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金瓶梅词话》题兰陵笑笑生著，不妥。现已有不少资料证明：《金瓶梅》抄本及初刻本上均无《欣欣子序》。早期见到抄本和初刻本的沈德符、屠本畯等亦均未见到《欣欣子序》，更未涉及所谓作者“兰陵笑笑生”。《欣欣子序》乃为后期书贾之伪作。因此，从通过考证兰陵笑笑生为谁，来认定《金瓶梅》的作者，此途似不通。新版《金瓶梅词话》所题“兰陵笑笑生著”，亦当改题为“王世贞著”。
当然，如果按照笔者的意愿，则应该题“王世贞、王世贞门人著”或“王世贞及其门人著”。笔者在拙著《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已提出了“《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说。笔者认为王世贞说与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是具有质的区别的两说。但目前此说只是笔者的个人之见，还没有得到研究界的认可，故绝不能强加于人，而题王世贞著，则较为稳妥。只要我们破除了对吴晗的考证结论的迷信，那么在新版《金瓶梅词话》上题王世贞著，我想可能会得到不少研究者的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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