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三绝之一－－－－

        说不完的潘金莲
　　
　　 潘金莲与西门庆无疑是《金瓶梅》中的两大主角，也是全书写得最成功最灵动的艺术形象。要写《潘金莲论》，我提起笔来，却颇为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因为潘金莲早就以“天下第一淫妇”的美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詈骂数百年。
　　　　潘金莲
　　　　金莲不是人。（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32页。
　　　　潘金莲者，专于吸人骨髓之妖精也。若潘金莲者，则可杀而不可留者也。赋以美貌，正所谓倾城倾国并可倾家，杀身杀人并可杀子孙。（文龙《金瓶梅》第二十八、四十一回批语）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01、611页。
　　　　这是清代人的评论。张、文于《金瓶梅》多有卓见，但对潘金莲的评说却终未摆脱“红颜祸水”的封建男权主义的观念。鲁迅不止一次清算这种谬见，先有《女人未必多说谎》，再有《阿全》，皆有高见。仅引后文：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令人遗憾的是，解放以来，虽说时代不同，而评论《金瓶梅》，尤其是评论潘金莲的男权主义观点，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似乎是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这也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大奇观：“淫妇”、“恶毒妇”、“妇女中的魔鬼”、“西门庆家的女恶霸”、“天下第一淫妇”、“第一可恶可憎之女人”、“催命榜上第一人”、“罪恶之花、戕身之斧”……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说潘金莲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国内学者如此固不可原谅，最令人不可理喻的却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的浓烈的男权主义观念。无可非议夏氏对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都有精到的研究，以至被国人奉为“经典”。但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五章《金瓶梅》（单篇译文被冠名为《金瓶梅新论》）中，夏氏将潘金莲定性为“一个非常狡猾和残酷的人物，一个为满足其性欲无所不为的占有性色情狂”，西门庆反倒“是一个做事鬼鬼祟祟，为自己辩解的丈夫，而潘金莲则是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妻子”，“她依然保持着对她们公有的丈夫的绝对控制权”，“西门庆是她取乐的工具”，西门庆之死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他被一个无情无义而永远不知满足的女性色情狂谋杀了”。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194、214、215、216页，胡益民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版。仿佛从西门庆的死到西门败落的责任都要这潘金莲来承担，已将“红颜祸水”论推到了极致。这令我深为惊诧。
　　　　如果没有鬼才魏明伦以“荒诞川剧”《潘金莲》抒发他的异端之见，如果没有美籍华裔女学者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发表了对潘金莲极为慈悲的评说，我真怀疑历史在这里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或许是“红颜祸水”论裹住了中国男士前进的脚步，因为自明至今，中国“金学”的基本队伍是由男性支撑。男人们对潘金莲骂声不绝，而《金瓶梅》又曾久禁不止，有学者指出，不少男性在玩弄一种自欺欺人的解读游戏：睁开眼骂潘金莲，闭上眼想潘金莲。虽有些刻薄，却似乎不无昭示意义。
　　　　骂不妨骂之，想不妨想之，那是别人的自由。但我却认为，对于一个复杂而成功的艺术形象，靠“以骂代评”似乎简单化了一点。骂固然也是一种评论，而且可解一时之恨，却终替代不了入情入理的审美解读。鲁迅所论《红楼梦》的“读者学”观点，对谈《金瓶梅》人物也有意义。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45页。
　　　　可见读者自身的眼光是何等重要。有道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理，有一千个读者就该有一千个潘金莲。而我却希望读者诸君不妨先撇开成见，搁起感情，换一副眼光，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以一颗平常心看看这位潘女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然后再作分解。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方能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