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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人物三绝之-
        应伯爵



《金瓶梅》人物塑造得最佳的有三绝,一是西门庆,二是潘金莲,还有一个就是应伯爵。这个人是《金瓶梅》中最有趣的人物;就是在整个中国小说范围里找,恐怕也没有谁比他更有趣。他是西门庆家经常的食客,有一回他空着肚子来到,西门庆故意问他吃过饭没有。

    “哥你猜,”他说。
  
    西门说猜想他已经吃过了。
  
    “哥你没猜着。”
  
    西门庆是在恶作剧,要强使他承认跑来揩油吃饭。当然,他帮闲揩油是个事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固然不会否认,西门庆也没有任何不满;但这次西门庆要来个残虐的笑谑,要让这心照不宣的事实在大家的意识里现出来,要他难为情一下。他呢,一方面要避过这尴尬,但又不要为面子牺牲了口腹。这两人在短短的对话中,用不相干的言辞互相探索,给我们瞥见几百年后亨利詹姆士的笔法。
  
    应伯爵诨闹起来是最凶最剧的。在作者的构想中,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看见在书里他讲的笑话比谁都多;日后曹雪芹也依这原则,把笑话都放进最机灵的王熙凤的嘴里。应伯爵在西门庆身上得了不少好处,替许多人——李智、黄四、李桂姐家、贲四、韩道国乃至那群捉弄韩道国老婆的恶少——当说客,又骗西门庆的钱财,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最懂得西门庆,西门庆没有了他便几乎过不了日子。他会用脑思考,还会替别人着想,能体恤小优儿,知道他们忌喝残酒。他懂得生活,晓得怎样把鲥鱼切成几份分别享用,吃到“牙缝里也是香的”,也晓得赞赏官窑双箍邓浆盆这些精美的工艺品。他从蠢蠢的西门庆那里骗取一些物质,也未尝不公道。在这里我们没法把他的故事说完,因为那是个枝叶蔓衍花果繁茂少加修剪的故事。本来,他在小说中是一个辅角,功能只是助成主角行动与表达主角内心,把他写得那么齐全详细——欲望、爱恶、动机、反应都写了,究竟好不好,是个问题。刚才提到的詹姆士一定会大皱眉头,但费尔丁或狄更斯却会微笑起来,因为这如果是毛病,就是他们这些活力多于艺术自制力的作家的通病。
  
    可是这个应二,如果要拿来归类,应当算是个怎样的人呢?如果我们要依道德观念来褒贬,这人是个不值一提的角色。他读书不成,正业不务,品格也说不上。他的生计是“帮闲”:不是帮助人家做正经事,只是“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玩要”。我们今天会叫他做“寄生虫”;早几十年人家也许要叫他“冗人”,那也是很合适的称谓。要写他的具类型性的像,就写写他的奸狡自利的心理,再说说他行动的丑态,也就差不多了。
  
    在书里,作者也没有为他隐恶。他一入场就陪着西门庆去嫖新入行的小妓女李桂姐。他和“十兄弟”中其他几位嫖客脸皮都厚得有趣;第十二回里,李桂姐讲个笑话嘲骂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吃人家的,他们就凑钱来还个东道,这个人出一钱那个人出几分,有些人还用汗巾褂子抵算,及至酒菜上来,他们做主人的却象“遮天蔽日的蝗蚋”,一下把盘子碟子扫光,散时还分别偷了娼家不少物件。不久我们又看见他去帮西门庆兄弟娶花子虚兄弟的寡妇。作者常把他和狗的形象连结起来,比如西门庆笑骂他时爱叫他做“狗材”,那些小妓女就会骂他“应花子,你不作声不会把你当哑狗卖”。他在西门家出入惯了,“熟得狗也不咬”;西门庆和女人私通,他也会闯进去说话诨闹一番,羞恶之心丝毫也没有。有时看见西门家有时新果子食物,他就跟谢希大偷一些放在袖子里带回家去。
  
    但作者对他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尊重不尊重呢?倘使不尊重,这人物怎能这么有趣?我们都知道,一个作者瞧不起的人物总是写不好的——由于蔑视之心把创造的能源关闭了之故吧。宣传文学里的反面人物照例很肤浅,例如《水浒》里的官吏,可能非常狡诈,但人性的深度总是谈不上的。有成见的作家,一旦把人物归了类,依着政治、宗教或道德成见来褒贬之时,这人物必定变得很简单,他的行动都是预测得来的。应伯爵却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在书中不住有新奇的表现,每趟出场都使我们诧异一下,这明显表示作者不会瞧他不起。然而,作者不是明说他道德败坏的么?
  
    解答这问题时,我们又要把本书作者和莎士比亚比较一下。我们翻开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的集注本,见到许多批评家曾聚讼多时,一些人说那个要割下人家一磅鲜肉的犹太人夏洛克是个悲剧角色,他受庸人俗子嘲笑迫害,一如莎翁的罗马大将柯利奥兰(Coriolanua);另一些人则根据剧中情节,判断他仍是个喜剧丑角。事实大抵是这样的:莎士比亚原拟写一个典型的犹太守财奴,他贪婪、凶狠,同时又愚昧,连独生女儿都厌恶他而跟基督徒跑了。这样的角色应当让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同情他吃亏和受苦的。可是莎翁不爱把人物简化归类,也不会止步于据着成见来褒贬。一个作家如果活力充沛,对世界与人生有强烈好奇,自自然然会对世人生出各种感情,包括关怀、同情、容忍、尊重等等。莎翁尽管原拟嘲骂那犹太人一番,但写出来的夏洛克,身上却是带着这些感情的。而这些感情向来都是与悲剧的缘深而与喜剧的缘浅的,于是观众——尤其是读剧本的读者——往往怀疑这老犹太是不是悲剧角色。莎翁的另一个喜剧人物,那胖酒鬼福斯塔夫,情形也很类似。
  
    应伯爵在书中所受到的,大体上就是这种待遇。作者是作了道德评价的,应二是一个不足为训的脚色,是个“多余的人”,“蛀虫”,没有骨头的。然而作者对他仍然能够同情与欣赏,所以能把他写得这么新鲜有趣。作者之所以能够穿过成见的桎梏来同情与欣赏,说明了他就象莎士比亚一样,有极其充沛的生命力与好奇心。
  
    作者对应伯爵的同情,除了上面这样反证推论,也可以直接看到。比方我们说过,常人对娼家的反感,主要原因之一是妒忌;其实对帮闲的反感也如此,我们妒忌这些人不用流汗而有生计,进而猜想他们一定得到了许多我们得不到的好处,又免了许多我们身受的痛苦。作者并没有这种妒忌心,他很知道帮闲人路途上的荆棘和陷阱。我们在第三十五回看见白来创(白赉光)嘴里叫着兄弟,跑到西门庆家里,碰一鼻子的灰。往后祝念实和孙天化帮闲帮错了主子,一下子便关进牢房,要解京法办。应伯爵讲祝麻子和孙寡嘴被捕起解的事道:
  
    “……一条铁索,都解上东京去了。到那里没个清洁回家的。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似这等苦儿,也是他受。路上这等大热天,着铁索扛着,又没盘缠……”
  
    老应是这些人当中最机警的一个,他没有跌进陷阱里,可是帮闲的甘苦他既了解得这样深,怎能安心轻轻松松地过日子?所以,他也就象他的小对头李桂姐,常与恐惧作伴。他本是读书人,家败而沦落至此,但在当年科举制度下,他这样的命运比安忱、宋乔年那些状元进士要普通得多了。
  
    
  
  
  
   应伯爵和他的混饭术
  
  
  
  在一百回的《金瓶梅》中,写到应伯爵的有六十多回,而其中写到应伯爵跟随西门庆混吃溜喝的就达五十回之多。可以说,在应伯爵与西门庆的交往中,能够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吃”字。的确,西门庆要豢养这样一条百依百顺、曲意奉承的帮闲之“犬”,就必需舍得施舍“狗”食;而应伯爵摧眉折腰,极尽帮闲之能事的目的,也无非是要混点酒肉吃吃。但在西门庆众多帮闲中,何以唯有应伯爵能在西门庆的酒桌边长久地牢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呢?个中奥秘就在于他熟谙帮闲之道,精通混饭之术。
  
    应伯爵的混饭术虽然在《金瓶梅》中没有明确的交代,但作者却在给这个人物的命名上作了丰富的暗示。对“应伯爵”三字的破解,可以从字的本意和谐音双关两个方面来进行。当然,“应伯爵”三字的中心,便是“爵”,即“嚼”,即“吃”字。围绕这个“吃”字,“应伯”二字便可派生出四种混吃之术来。
  
    “伯”谐音“白”,便有了“白吃”一术。在与应伯爵的交往中,西门庆极少给予应伯爵钱财,因为他深知,一旦应伯爵有了足以挥霍的钱财,他就不会死心踏地、朝夕相随地为自己帮闲了,因此西门庆唯一能够牢牢笼络住应伯爵的便只有这个“吃”了。应伯爵自然也深知自己在西门庆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心目中的份量,给西门庆帮闲,“白吃”是他所能捞到的最大的实惠,也是他帮闲所能捞到的最基本的报酬。因此,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可能,他便要问心无愧地“白吃”西门庆一顿了。
  
    “伯”的本意是“大”,于是又有了“大吃”一术。“白吃”仅是应伯爵帮闲的最基本的要求,作为高级帮闲的应伯爵是绝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家常便饭式的“白吃”的。他常常在不放过任何“白吃”机会的前提下,煞费苦心地提高“白吃”的数量和质量,大吃大喝西门庆一顿。而这,正是他于帮闲之道乐此不疲的最大驱动力吧!
  
    “应”谐音“硬”,于是又有了“硬吃”一术。有时候西门庆因为某些缘故,无意请应伯爵“白吃”、“大吃”,可是应伯爵馋瘾上来,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死磨硬缠,机关算尽,“硬”是想方设法地“白吃”、“大吃”西门庆一顿。“硬吃”,最能显示出应伯爵非凡的帮闲艺术。
  
    “应”的本意是“应该”,于是便有了“应该吃”一术。这“应该吃”才是应伯爵高于其他帮闲的最关键之点。“白吃”、“大吃”、“硬吃”,经常如此,而且都是有来无往的单吃,即使关系再好,也总会令人生厌的。而应伯爵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他在“白吃”、“大吃”、“硬吃”了西门庆之后,还能让西门庆觉得他“应该吃”,吃得值得,甚至使西门庆觉得赚到便宜的不是应伯爵而是他西门庆。这样一来,就为应伯爵下次的“白吃”、“大吃”、“硬吃”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的混吃中,应伯爵或为西门庆充当寻花问柳的皮条客,或者插科打诨出洋相,为西门庆寻开心,或为西门庆出谋划策,招财进宝。总之,应伯爵的每一次混吃都能曲尽其意地为西门庆尽点忠心,孝心,作点奉献,因而他的混饭便可以堂堂正正,毫无愧色,甚至颇有些礼尚往来的味道。
  
    正因为应伯爵能够机动灵活而又出神入化地运用这四种混吃之术,他才能始终跟随西门庆无往而不胜地直吃到西门庆寿终正寝的那一天。这里,仅以《金瓶梅》第一回中的一段关于应伯爵混吃的描述为例,集中展示一下应伯爵是怎样淋漓尽致地施展他的四种混吃之术的。
  
    这次混吃发生在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永福寺狂宴之后不久。应伯爵此次到西门庆家混饭,可以说来得极不是时候,西门庆正因三妾卓二姐病入膏肓而心绪不宁,烦闷不已,没有一点宴客的兴致。老于世故、善于察颜观色的应伯爵自然对此情形了如指掌,但他此次混吃却是有备而来,他是要邀西门庆去看打虎英雄武松游街,为他消愁解闷,并以此作为“白吃”、“大吃”西门庆一顿的大筹码的。但何时抛出这个筹码,怎样一步步把西门庆烦闷的心情调节到可以大宴宾客的兴奋状态,却又是一门帮闲的大学问了。
  
    当应伯爵以惯有的帮闲嘴脸“笑嘻嘻”地走进西门庆家门的时候,“西门庆正使小厮请太医,诊视卓二姐病症”。因为卓二姐的病“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所以正一筹莫展的西门庆此时根本提不起谈话的兴致,更不要说请应伯爵大吃一顿了。虽然正值饭时,而他又明知应伯爵此来无别,正为一吃,可他偏偏在吃饭时问了应伯爵一句:“你吃了饭不曾?”这话拒吃虚让的意思太明显了。按常理,按应伯爵与西门庆的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客人来了,正逢饭时,应该让他坐下来就吃才是。例如在这之前,应伯爵为结拜的事请西门庆去永福寺时,西门庆便不容推让地说:“也等吃了早饭着。”而此时却问:“你吃了饭不曾?”问话的重心落在了“你吃了饭”上,那话中之话便是“你一定吃过了”。这对于应伯爵来说,真是个难以回答的“两难”问题。按常理,面对这样的虚让,一般的回答只能是“吃过了”,谁好意思说“我没吃”,那样说,不分明是来要饭吃的吗?应伯爵看出西门庆是在虚让,所以他不敢说“吃过了”,万一说了,西门庆来个顺水推舟,自顾吃饭去了,那他这一趟不就白来了吗?但“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因为这样说,虽然可以很容易地“白吃”一顿,但未免太丢脸面,特别是还当着西门庆家人的面,实在太掉价了,以后又怎么再在西门庆家的老老少少面前混日子。所以,“不曾吃”也是万万说不得的。西门庆不想给吃怎么办?那就得用死磨硬缠的“硬吃”一术了。
  
    “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因说道:‘哥,你试猜。’”多机巧、多油滑的回答。应伯爵绝口不提“吃”字,并巧妙地把“吃”字淡化下去,仿佛在扯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而骨子里又是想让西门庆亲口把“请吃”说出来。什么“你试猜”,说穿了就是“我没吃”,“我要吃”,你西门庆总不至于连人之常情都不顾,连一点个面子都不给我,说我吃过了吧?难踢的球就这样被应伯爵轻轻地送回去,而他那副有意作出的讨人怜爱的天真烂漫如顽童的情态,也通过反问的语调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西门庆的回答实在大出应伯爵所料,他的猜测竟是这样不近人情:“你敢是吃过了?”这话说得白一点,就是:“你一定吃过了!”西门庆的这一猜,简直把应伯爵推到了免吃的绝路上。话中之意是既不想请应伯爵吃饭,又想借着应伯爵乞食的心理大大捉弄他一番。你应伯爵越是不说“吃”,就越让你亲口把个“吃”字说出来不行,否则的话,那就免吃。西门庆自以为把握住了应伯爵乞食的迫切心理,逼他就范,唾手可得。的确,面对这样的猜测,换了一般的人,要么厚着脸皮说没吃,然后在众人的讪笑白眼中吞下这顿嗟来之食,要么就只能死要面子活受罪,空着肚子回家去。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一样的苦涩,都必须饱受一次做奴才的羞辱。
  
    应伯爵的回答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掩口道:‘这等猜不着。’”这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的“灵极之笔”(张竹坡语)。“掩口”、“这等”纯是一副瞧不起的不屑一顾的表情和语气。高明的应伯爵“硬”是没有说出“吃”字,硬是把没脸没皮的混吃雅化得冠冕堂皇,而同时,他又实实在在地把要吃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连吃饭这样的小事都猜不中,实在是太可笑,太拙笨了!此时,应伯爵已经把混吃这种低三下四的事情,转化成了一件生活趣事,那憨脸皮厚、滑稽下作的表情实在令人捧腹喷饭。而西门庆那烦闷的心情也因此烟消云散,应伯爵的“硬吃”也便大功告成了。西门庆忍不住笑骂道:“怪狗才,不吃便说不曾吃,有这等张致的?”--如果应伯爵早说了“不曾吃”而不作这番讨人喜欢的“张致”,那么这顿饭也可以混到,但那样一来,他在西门庆心中的位置,在十大帮闲中的名列榜首的地位也就难免不岌岌可危了。会“张致”,便是他“硬吃”功夫的绝妙表演。西门庆的笑骂表明他已经被应伯爵的滑稽而又机巧的“硬吃”表演深深折服了,压在心头的郁闷也已冰消瓦解,那个在应伯爵的口里一逼二逼逼不出来的“吃”字,最后只好由自己主动发出了。西门庆的一声“看饭来,咱与二叔吃”,说得何等爽快干脆而又热情亲切啊!应伯爵没失一点身份,便凭着“硬吃”的功夫,挣得了“白吃”西门庆的好处。
  
    但用了那么多的口舌与心机,仅仅为了一顿平平常常的家常便饭,对于应伯爵来说,那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应伯爵是有备而来的,“白吃”仅是第一步,是基础,他要的是“大吃”。就在西门庆喊小厮端饭来的时候,他冷不丁说了一句让西门庆摸不着头脑的话:“不然咱也吃了来了,咱听得一件稀罕的事儿,来与哥说,要同哥去瞧瞧。”
  
    西门庆本来以为,应伯爵耍弄小聪明,为的就是“白吃”他一顿,于是便有意耍了他一耍,可万万没有想到,应伯爵所来并不为吃,而是因为要向他说一件稀罕事,才顾不得吃饭,特意赶来的。这一说,无疑把刚才还对应伯爵的“硬吃”推三阻四的西门庆弄得心肠滚热而又有些歉疚不已了。这样忠心耿耿、俯首贴耳的帮闲之才怎能不令西门庆激赏而又感动呢!怎能不让西门庆觉得应伯爵的“白吃”是“应该吃”的呢!其实,应伯爵这样故弄玄虚,不过是想吊吊西门庆的胃口,为下面的“大吃”作铺垫罢了。
  
    已经被应伯爵牵着鼻子走的西门庆,果然兴致勃勃地发问道:“什么稀罕事?”应伯爵这才“手舞足蹈”地把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五一十说来,就像是亲见的一般,又像这只猛虎是他打的一般”,直说得“西门庆摇着头儿道:‘既恁的,咱与你吃了饭,同去看来。’”西门庆那迫不及待的情态正中应伯爵下怀,此时提出“大吃”正是时候。于是应伯爵不失时机地说道:“哥,不吃罢,怕耽误了,咱们倒不如大街上酒楼上去坐罢。”看,等到西门庆真要请他“白吃”了,他却又不吃了,倒像个风雅的谦谦君子,倒像是西门庆有求于他了。但最为绝妙的是,虽然他已把到酒楼去“大吃”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却还是绝口不提“吃”字,把“吃”说成“坐”。大家都没吃饭,到酒楼上去“坐”什么?还不是花天酒地“大吃”一通!多委婉!多含蓄!多潇洒!多艺术!兴致已被应伯爵调度得高昂亢奋的西门庆,果然对放桌儿的来兴说:“对你娘说,叫别要看饭了。”终于,西门庆被应伯爵神出鬼没地牵着鼻子顺当当地走上了“大吃”之路。西门庆“与伯爵手拉着手儿同步出来。路上撞着谢希大,……于是一同到临街一个大酒楼上坐下……三个饮酒评品。”到“大酒楼”里饮酒,这顿“白吃”的确是够“大”的了。
  
    西门庆看武松游街,兴奋得“咬着指头”,而且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才有了日后与潘金莲的那一段消魂荡魄的风流韵事。所有这一切,是足以让西门庆像咀嚼橄榄一样,日后回味起来,会觉得应伯爵的这一顿“硬吃”来的“白吃”、“大吃”是“应该吃”的,这样的“吃”,以后还应多多给予的。而应伯爵呢,“功夫在吃外”,一次混饭不仅大饱眼前的口腹之欲,而且也为今后的混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其混吃之术的精湛绝妙,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金瓶梅》的作者用无所依傍的白描手法,仅仅通过人物的姓名和他的一次平平常常的混吃,就把应伯爵混饭术的精义要诀以及他的丑恶嘴脸,卑劣灵魂,无赖手段,贪婪本质,一一图貌绘神、入木三分地镂刻出来,行文跌宕起伏,着实令人激赏不已。
  
  
  
   不会说话的应伯爵
  
  
  
  
  
  会说话,是应伯爵帮闲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应伯爵的会说话,又主要体现在他能够“触景生情”,逢场作戏上。不论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场合,他总是能够把话说得非常得体,非常中听。特别是在与西门庆的交往中,他的会说话的才能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但应伯爵对西门庆说的话,并不总是曲意奉承、甜言蜜语、低声下气、纯粹奴才口吻的,他也有不会说话的时候,也有把话说得很不好听的时候。这种时候,因为偶一为之,在小说中并不多见,而且与应伯爵的会说话的公认禀性大相径庭,所以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应伯爵不会说话的反常之举,却正是他内心世界的最真实的流露,不会说话时的应伯爵所表现出来的却正是他的本来面目。我们从应伯爵的“不会说话”中,可以看到他那嘻皮笑脸的外表下掩盖着的痛苦的内心世界和那扭曲的人性中未曾完全泯灭的人格尊严,可以看到貌似丑恶不分的应伯爵,其实对社会、对人生还是有着一定的正面的价值判断标准的,还是有着一定的人性良知和正义感的。在表面上,他看似在是非不分地浑浑噩噩地混世,其实他对金钱和权势主宰的社会具有着高于一般人的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和极其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不会说话的一面,应伯爵这个人物的性格才复杂、丰满、多面,应伯爵才有资格成为《金瓶梅》里的一个不朽的有着自在生命力的令人品味不尽的艺术典型。
  
    应伯爵的不会说话,在小说第一回“热结十兄弟”中就初见端倪。
  
    自古至今,结拜兄弟都是以年龄定长幼的,从无以钱财多少、官职大小定长幼之理。而西门庆们的结拜却是旷古未有的奇怪和滑稽:年龄最长的应伯爵做了老二,年龄居二的西门庆却做了老大。但尽管让西门庆做老大是众望所归,势所必然,但在应伯爵的潜意识里,总还是会有些不平不满的。因为他应伯爵也曾经和西门庆一样,做过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家中的钱财也曾经与西门庆不相上下,如果不是家道中落,他又怎么会沦为西门庆的帮闲呢?他现在与西门庆相比,所有的优势就是年长了几岁,如今连这一点的优越感也因为无权无钱而要完全失去,他的心灵深处怎么不会感到重重的失落和痛苦呢?所以在西门庆假情假义地推说应伯爵年长应当做老大时,应伯爵忍不住冷冷地说了一段极不中听的大实话:“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这样的话对有权有势的西门庆来说,不啻是当头的一顿棒喝。作为一贯把说好听的奉承话作为自己混世手段的应伯爵,此时说出这种刹风景的话来,的确是需要些勇气和骨气的。因为这话的言外之意,谁都能够听得出来,你西门庆不就是多了点钱财权势罢了,如若没有这些,谁又会推举你做老大呢?若按年龄,按才德,我应伯爵哪一样又比你差呢?如果不是沦落到如此困境,这老大还不是我的吗?这种愤愤不平的冷言冷语,绝不是什么插科打浑的笑谈,如果不是此时内心的不满和痛苦积郁到了一定的程度,应伯爵是不会以如此赤裸裸的尖刻的话语作如此不合时宜的渲泄的。这里的痛若、这里的不满、这里的冷讽、这里的骨气所构建的形象,才是平日里戴着假面示人的应伯爵的最真实的面目,不会说话时的应伯爵,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无疑是极其清醒而深刻的。
  
    但应伯爵毕竟是“会说话”的帮闲高手,他在失言之后,立刻又随机应变地说出一通西门庆“有德有威”应做大哥以及自己在家排行老二不宜做大哥的理论来。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所谓的劝进的道理都是不堪一击的,只有那“财势”二字才是应伯爵让西门庆做大哥的真正理由。因此无论他怎样掩饰,他的“不会说话”已把他内心对西门庆不满不平的隐秘暴露无遗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基点做铺垫,西门庆暴死之后,应伯爵立刻变脸改换门庭才不显得十分突兀,人物性格前后的巨变才显得合乎逻辑,情节的大起大落的发展才显得真实可信。
  
    如果说在结拜兄弟时,应伯爵出于失落的激愤,他的“不会说话”是直露的,不加掩饰的,带有很大程度义气用事的因素,那么他在西门庆娶李瓶儿这件事情上的“不会说话”,就是含蓄的反话正说了,他的那些热辣辣的奉承之词细加剖析起来,冷嘲热讽的意味是足以令西门庆和李瓶儿难堪得无地自容的。
  
    在西门庆娶李瓶儿的宴席上,应伯爵先开言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当斗胆,请新嫂子出来拜见拜见,足见亲厚之情。俺每不打紧,花大尊亲,并二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为何来?”这话粗听起来甜腻腻地令人作呕,但骨子里却是冷嗖嗖地令西门庆和李瓶儿极不受用。“新嫂子”与旧嫂子相对,李瓶儿原来是花子虚的老婆,如今旧嫂子改换门庭,成了新嫂子,应伯爵特意点出“新”字,有意引人联想起李瓶儿是再嫁之妇。“足见亲厚之情”,强调李瓶儿的“亲”而且“厚”,更是具有调侃讥讽的意味。李瓶儿一次次偷奸卖夫,寡情薄义至极,何“亲厚”之有?如果一个人所共知的淫妇,你偏当众说她如何如何贞洁,是比直接骂她淫荡还要厉害的,此处即有这种反话正说的讽喻效果。更为难听的是说“花大尊亲”更想拜见。花大曾因财产事状告花子虚,可以说是致使花子虚命丧黄泉的始作甬者。而花子虚的这位没有一点儿手足之情的亲兄弟,在花子虚死后,还曾与李瓶儿因为财产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早已是恩断义绝了。花子虚在时都没有什么来往,都没有什么亲情可言,如今花子虚已死,李瓶儿改嫁,二人之间就更无亲情可言了。可如今,花子由竟有脸来参加李瓶儿的喜宴,西门庆和李瓶儿竟也能厚颜无耻地认下这门“尊亲”,真是滑稽透顶而又可耻至极。此时应伯爵偏偏特别强调“花大尊亲”是李瓶儿的亲中之至亲,是她必得出来拜见的主要理由,这种近乎恶作剧的安排很难说是逢场戏的笑谈,很难说其中没有为花子虚出一口恶气的心理,因而对于李瓶儿来说,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刻毒的嘲讽了。精明的西门庆自然会听得出这话里的弦外之音,所以他执意不让李瓶儿出来拜见,理由竟是“小妾丑陋”。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由,所以连谢希大也不知好歹地跟着起哄,他顺着应伯爵的话,说出了“我尊亲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后做亲”的更为露骨、更为不堪入耳的更为令西门庆难堪的话来。
  
    在费了很大周折把李瓶儿劝出来之后,应伯爵又夸奖奉承说:“我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盖世无双。休说德性温良,举止沉重,自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寻不出来。那里有哥这样大福?俺每今日得见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处!”夸别的尤可,独这“德性温良,举止沉重”,纯是大大的反话了,在场的人立刻会联想到李瓶儿如何背夫偷奸,如何一嫁再嫁的丑行,哪里有一点的“德性温良,举止沉重”的品性,纯是一个“表子”似的人物,而应伯爵在背地里也正是把李瓶儿称作表子的。至于“今日得见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处”,更是令人喷饭的天大的假话,因为在此之前,李瓶儿做花子虚的老婆时,应伯爵已不知见过多少遍了。如此大反话,大假话,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门庆奸朋友之妻的丑恶,李瓶儿偷奸弃夫的可耻的。
  
    李瓶儿去逝,应伯爵前去吊孝,哭李瓶儿是他的“有仁义的嫂子”,这话说得也是极不合他的一贯会说话的风格的。历来“仁义”的品行都是对男子而言,哪里有称妇女“仁义”的?这话说得实在是不伦不类。再者,不管应伯爵主观上有意还是无意,这句“有仁义的嫂子”客观上都是对西门庆和李瓶儿的暗讽。因为西门庆奸娶李瓶儿本是一件极不仁义的丑行,中国有古训,朋友之妻不可淫,而西门庆恰恰是不择手段占了结拜兄弟花子虚的妻子和一笔不小的财产。在这一点上,西门庆是最不仁不义的了。兔死狐悲,作为拜把兄弟并且曾经受了花子虚许多好处的应伯爵,他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在他的潜意识里,早就积郁着对西门庆的不满了。所以此时哭李瓶儿时特意用反义的“仁义”自然也就带着对西门庆的反讽了。而对李瓶儿而言,“仁义”对她同样也是含有反讽之意的。因为李瓶儿也不是仁义之人,甚至可以说很不仁义。她先是背叛了花子虚,然后又害苦了蒋竹山。他的仁义仅是对西门庆而言,对花子虚,对蒋竹山又有什么仁义可讲,即使对应伯爵们又有什么仁义可言。此处以“仁义”出之,反讽之义是非常明显的。
  
    应伯爵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李瓶儿出言不逊、语带不恭呢?这缘自应伯爵对花子虚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兄弟情结。较之于西门庆来说,从某些方面来说,应伯爵对花子虚是更应当具有好感的。因为花子虚一则有钱,而且也极慷慨,经常供应伯爵混吃混喝,更重要的是,他与应伯爵平时能够真正以弟兄相处,平等待人,从不盛气凌人,更不曾像奴才似的蔑视过他,臭骂过他。在与花子虚的交往中,应伯爵从未有过与西门庆交往时的那种心理上的压抑感,没有人格上的屈辱感,没有那种主仆似的不平等感,所以,从感情上说,应伯爵与花子虚较之于西门庆更近。而李瓶儿背叛了花子虚,西门庆朋友之妻也可奸,能不在应伯爵的心里产生极大的义愤,所以此前李桂姐家的虔婆问西门庆为何不来她家时,应伯爵尖刻地说:“大官人新近请了花二哥表子,后巷的吴银儿了。”张竹坡评道:“步步相形,故知作者特特置金、瓶二人于娼妓不如之地也。”显而易见,在应伯爵的语带不诮的话语中,既有对西门庆朋友之妻也可奸的不满,更有着对背夫偷奸的李瓶儿的轻蔑和指斥。
  
    小说第五十六回,写应伯爵被常峙节的困苦家境所打动,急急忙忙带他去向西门庆借钱买房子。他本以为凭他的面子,西门庆会满足常峙节的小小要求的。可是当应伯爵向西门庆开口借钱时,西门庆却推说家中事多钱紧,好说歹说,才只给了十二两的碎银子,这实在太令应伯爵失望了,所以应伯爵在临走前,向西门庆冷冷地发了这样一番议论:“多少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这话可以褒贬两解,如果西门庆此时很慷慨,没有什么推辞就满足了常峙节的要求的话,那么这话就是赞扬西门庆的,如果西门庆并不慷慨,而是推三阻四,找借口不想借的话,那么这话就是对他的讽劝,甚至是诅咒,诅咒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结局。而西门庆当时所做的却正是后者,而且在此前,应伯爵为黄四李三借钱,也费了无数的周折,对于应伯爵来说,不仅大失面子,而且简直是一种屈辱。那么应伯爵此时说的话,就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几次借钱的不顺利,才有了他的这一番议论,他的这一番骂世。特别是最后的那句“可知天道好着哩!”实实在在地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情感渲泻,是对贪婪的有钱者的不得善终的警告和诅咒。以西门庆之精明,他是一定能够感到这话里的火药味的。但他只能有苦难言,只能随声附合,因为应伯爵说得确实太在理了,如果表现出非议来,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悭吝”,承认了自己“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也不保”了。而应伯爵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地指桑骂槐,也是一时的意气用事所致,是压抑已久的逆反心理的真实流露。但不管怎么说,这样赤裸裸的指斥,说明了应伯爵对于为富不仁的西门庆是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的,对于西门庆为富不仁的作为在心底里是反感的、蔑视的、憎恶的。
  
  应伯爵对西门庆在金钱上的贪婪、吝啬有着较之于一般人更为深刻的独到认识。永福寺的长老借西门庆生了官哥的机会来化缘,西门庆踌躇再三,应伯爵力劝他赞助一千。而西门庆却一迭声地推说“力薄”,最后才写了五百两,应伯爵的面子只给了一半。送走道人之后,应伯爵又发了一通议论:“哥,你不知道,佛经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财施。”张竹坡评道:“大扫西门,实是棒喝。”应伯爵无钱则可以“心施”,却是“第一”,而西门庆的“财施”却等而下之,属于最下的一等,而这最下一等的“财施”还出自应伯爵的极力相劝之下,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这话对西门庆来说,确实不亚于当头棒喝:不要以为拿出几个小钱就是乐善好施了,实际上与真正的乐善好施相比差得很远呢!不要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世上有些东西越是有钱越是买不到呢!了了数语,实在是对西门庆金钱至上的人生哲学的彻底否定。可以说,应伯爵对西门庆的本质不仅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而且也是有着一定的批判精神的。
  
    应伯爵的不会说话,在小说中,还可以举出一些,有些话他说过后就赶紧认错赔不是,那样的“不会说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活跃气氛的插科打诨的笑谈而已,而上述的这些他认认真真说出来的“不会说话”却才是他轻意不愿表露的真实心迹。而这些本不该说的话,又集中体现了应伯爵对西门庆“义、色、财”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基本评价,在应伯爵的道德天平上,西门庆实实在在是一个忘义、好色、贪财之人。显而易见,在心灵深处,应伯爵对西门庆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批判的,而这一点,正是应伯爵复杂性格中的另外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重要层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不会说话”的一面,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所表现出来的“薄情寡义”,甚至是“卖友求荣”,才顺理成章,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符合生活的真实。也正因为有了这“不会说话”的一面,作为灰色人物的应伯爵的身上,才有了一点人性的亮色。
  
  
  
   好人应伯爵
  
  
  
   《金瓶梅》的第三号人物应伯爵“是帮闲帮凶人物的代表,是一个极丑恶的人物”,(朱星:《<金瓶梅>的故事梗概和主要人物评介》)这样的结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当我们以此作为评判的尺度来衡量应伯爵的所作所为时,便会发现这样的尺度并不完全适合应伯爵。确切地说,在这个尺度中,只有帮闲的丑的那一面适合于应伯爵,而帮凶的恶的一面,与应伯爵并不相干,是强加于他的,是对他的极大误解。
  
    在一百回的《金瓶梅》中有近六十回写到应伯爵,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应伯爵的所有行止,虽然随处可以见到他帮闲抹脚,招揽说事,赚吃骗喝,插科打诨,趋炎附势,逢迎拍马,出乖露丑,整天跟在西门庆的鞍前马后,不是家奴,胜似家奴,将帮闲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无疑是一个丑极了的帮闲人物的代表,但我们何曾见他替西门庆帮过凶,作过恶,害过人?西门庆偷奸潘金莲,毒杀武大,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西门庆骗娶寡妇孟玉楼,将她的财物都诈取了出来;西门庆勾引李瓶儿,霸占花子虚的巨额钱财并将其活活气死;西门庆收买流氓,殴打蒋竹山,诬告其赖账,并拘进提刑所毒打;西门庆通奸宋惠莲,设计陷害来旺儿;西门庆仗势打死宋惠莲的父亲宋仁;西门庆因为李桂姐背着他接客,把李家砸得稀巴烂;西门庆做了提刑官后,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就放了苗青,只把强盗杀掉了;还有那举不胜举的西门庆在自己家中的滥施淫威……令人发指的行凶作恶害人之事,西门庆做了一桩又一桩,而一个不争的事实竟然是,作为高级帮闲的应伯爵,却没有染指其中的一件!至于应伯爵自己去作恶行凶害人的事,在小说中我们同样也是找不出来的。既然应伯爵并没有为西门庆帮过凶,自己也未害过人,我们又怎么可以对应伯爵作下“帮闲帮凶人物的代表,是一个极丑恶的人物”的定论呢?真实的应伯爵,只是一个帮闲人物的代表,只是一个丑极了的人物。
  
    丑而不恶,帮闲而未帮凶,这才是真实的应伯爵。而应伯爵不为西门庆帮凶作恶害人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则西门庆的所有作恶行凶害人的事情根本就用不着应伯爵的帮助;二则就本质上说,沦为城市无业游民的应伯爵也不属于那种以帮凶为能事为乐事的地痞流氓一类人物。应伯爵心里非常明白,在西门庆的心目中,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供人开心取乐的食客而已,西门庆需要的就是他的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知趣的心机,而他为西门庆帮闲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已,更大的好处,更多的实惠,他是想也不敢想的。因而以他的精于世故,他是犯不着为西门庆帮凶,白白地染上满手的鲜血的。
  
    但人们对应伯爵的误解还不仅于此。应伯爵不仅不是一个帮凶作恶的人物,而且在许多时候,他还能够利用自己的高级帮闲的特殊地位,利用他与西门庆的特殊关系,想法设法给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西门庆在结拜兄弟前曾对吴月娘这样评论应伯爵:“自我这应二哥这一个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没有一个不依顺的,做事又十分停当。”西门庆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只不过应伯爵不仅热心为西门庆帮闲,也同样热心为那些求助于他的人帮忙。无论什么人有求于他,他都会竭尽全力给予帮助,特别是对那些处境困顿者,他更能够不计报酬,不计得失,想方设法为人排忧解难。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说应伯爵既是一个为西门庆帮闲的丑人,又是一个乐于助人、心地宽厚善良的好人。他有着令人厌恶的一面,也有着令人感到可敬的一面。正因为有了好人这一层面,应伯爵的性格,才有了丑与善的两重性的构成,才显得丰富多姿,令人品评不尽。
  
    我们来看一看应伯爵是怎样做一个好人的。
  
    应伯爵很重情重义,他与众兄弟结盟,是为了相互有个照应,所以应伯爵与众弟兄能够平等相待,只要他们有了难处,他总是热心相助,从不推辞。也正因为如此,众弟兄有了难处,即使是需要西门庆帮助的,也都很乐意求助于应伯爵。在小说的第一回中,应伯爵因很长时间没来西门庆家而受到西门庆的责备。应伯爵先是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向西门庆引荐了桂姐儿,以此博得西门庆的谅解和欢心,然后才说明这么长时间没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会中兄弟”卜志道死了,“在他家帮着乱了几日,发送他出门”。卜志道本也是西门庆平时来往较多的一个所谓的“好兄弟”,可西门庆对他的态度与应伯爵相比可就大相径庭,差之甚远了。西门庆竟没有亲自去吊孝,仅仅是让下人送了点“香楮奠礼去”,而他送礼的原因竟然是“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儿,我正要拿甚答谢答谢”。他提到卜志道时语言是那么冷漠,那么无动于衷,那么无所谓,何曾有一丁点儿的兄弟情义。而应伯爵则非常重义气,“人走茶不凉”,宁肯冷落西门庆,也要在卜志道家里帮助孤儿寡母处理后事。应伯爵这样做,绝不是出自什么私利的目的,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同情心,完全是在尽穷哥们的义气。他为西门庆帮闲表现的是一副丑人的嘴脸,而他为穷弟兄帮忙,则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好人的形象了。
  
    应伯爵的另一个盟兄弟常峙节,穷得没有房子住,老婆在家里闹得他一愁莫展。他曾经在一次酒席上向西门庆提过借钱的事,可西门庆当时未予理睬。于是他只好去求助于应伯爵。他把应伯爵请到一个小菜馆里,当他把向西门庆借钱的事说出来后,应伯爵只吃了几杯酒,更没有吃几筷子菜,就以不吃“早酒”为由,放下碗筷,领着常峙节直奔西门庆家里去了。他既不想让常峙节为此多破费,又把这事看得很重很急,像自己的事一般,如果没有一副乐于济人的火热心肠,他会这样不吃送上口的食吗?如果他果真是一个“不仁不义”(这样的评价在研究应伯爵的文章中屡见不鲜)毫无廉耻的小人,他还不乘人之危,敲上一笔说事的佣金吗?但事实上,他却是二话不说,什么价钱也不讲,把事情办得特别上心。到了西门庆家里,他用尽心机,先是说了一大番让西门庆开心的话,然后察颜观色,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提出常峙节借钱的事。即使这样,西门庆也只是先给了十二两的碎银子,推说自己手里没有银子,买房子的钱以后再说。显而易见,西门庆手头再紧,几十两的闲银子总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吧。他实在是不想借银子给常峙节,因为他知道常峙节太穷了,借了钱不知哪辈子能还,更不用说借此生利了,而且结盟的兄弟,也是不好开口要账的,借了跟送了实在是没有多少区别。西门庆的这种心理,应伯爵最为清楚,他知道西门庆的钱难借,所以他自己都极少向西门庆开口借钱,但是为了朋友,他还是舍着老脸,硬着头皮,帮助把钱借到了手。这说明,应伯爵对他的一帮子结义兄弟,并不像西门庆那样以主仆关系待之,而是平等相待,讲情讲义,这一点正表现出了应伯爵为人真诚而又并不势利的重情重义的一面。
  
    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充满了同情心,只要他们有了困难需要自己帮助,即使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即使拿不出什么谢礼来,应伯爵也会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桂姐因为接客丁相公,得罪了西门庆,西门庆不仅砸了妓院,而且发誓从那以后,“不与李桂姐上门走动,家中摆酒,也不叫李铭唱曲,就疏淡了。”真是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以靠在妓院和有钱人家里卖唱为生的李铭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生计发生了危机。他在求应伯爵帮他向西门庆说情时说道:“就是桂姐那边的事,各门各户,小的实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边,连小的也怪了。这负屈衔冤,没处伸讨,……爹动意恼小的不打紧,同行中人越发欺负小的了。”西门庆是清河县的一霸,西门庆不喜欢的人,谁个又敢接近呢?而且这一次,西门庆恼的又特别厉害,再加上李铭此前曾因春梅说李铭酒后失态,西门庆此次对他的恼怒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要想转变西门庆对他的态度,使他重新在清河县的卖艺圈子里获得一席之地,难度真是太大了。替李铭向西门庆去说情,实在是一件冒风险的吃力不讨好的事,稍为明智一点的人,谁个又会为李铭这种在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卖唱为业的小人物去出力呢?李铭想到了应伯爵,他可怜巴巴地拿着“烧鸭二只,老酒二瓶”这微不足道的薄礼,来求应伯爵替他向西门庆说情。李铭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了应伯爵的同情心,他爽快地说:“我没有个不替你说的。我从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当,你央及我这些事儿,我不替你说?”而且他还表现得特别慷慨仗义:“你依着我,把这礼儿你还拿回去。你是那里钱儿,我受你的?”在李铭的再三央求下,他才收下了礼,却又拿出三十文钱来,打发了送礼盒的人。这样的举动,对于经常与西门庆一起混吃溜喝,而且从来都是一毛不拔的应伯爵来说,在为别人帮忙时,还能有如此举动,实在是古道热肠,令人顿生敬意。应伯爵随后带着李铭来到西门庆家,经过了应伯爵的一顿巧说和巧加安排,最后,西门庆终于在沉呤了半晌之后,说:“既你二爹再三说,我不恼你了。”事后,应伯爵对李铭说:“如何?刚才不是我这般说着,他甚是恼你。他有钱的性儿,随他说几句罢了。”还教他:“明日交你桂姐赶热脚儿来,两当一,就与三娘娘做生日,就与他陪了礼儿来,一天事都了了。”应伯爵顺带着,连李桂姐的事也安排妥当了。事后,李铭也未对应伯爵有什么谢礼,而应伯爵依然对他是相当的关照,从未为此去勒索李铭,向他讨什么好处。应伯爵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纯粹是因为他还有着一颗乐于扶人之困的善心。
  
    帮穷朋友向西门庆借钱也是应伯爵经常做的好事。虽然应伯爵帮人借钱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他却极少乘人之难向人主动索取。向西门庆借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既要脸面又要心计的难事,否则人家就不会间接地通过应伯爵来借了。但无论怎样难借,只要人家开口求他,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把钱给借到手,而且还都能尽可能地替别人着想,或免掉利息,或延长借期,或增加借款,使别人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无不显示出应伯爵乐于助人的善良心地。吴典恩因为要做驿丞之事需上下打点,而家中一文钱也没有,就再三央及应伯爵,求他向西门庆借七八十两银子,并许应伯爵十两银子相谢,说着竟然跪在地下。虽然他答应给十两银子相谢,但那必需是事情办成之后,如若办不成的话,是没有的。而应伯爵不仅毫不推辞地包揽下来,而且还让吴点恩将借款改成一百两,并说“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钱,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得官慢慢陆续还他也不迟。”看他,为别人想得多么周到。他本来是完全有理由借着多借到的钱和省掉了的利钱再向借钱人敲下一笔的,但他从没有想这样做,十两银子的好处是别人主动给他的,而多借到的钱和省掉的利钱却要远远超过他所得到的说事的好处费了。其实应伯爵家中的经济情况也十分窘迫,但他没有乘人之危,借机发财,这时的应伯爵真是善良真诚而又单纯可敬。为了能顺利地借到钱,应伯爵也算绞尽了脑汁,他巧嘴如簧,先是大夸西门庆的犀角带如何之好,在将西门庆的心情调理得十分惬意时,这才说出替吴典恩借钱的事,以至于西门庆一高兴,不仅借足了一百两,而且还把利钱也“抹了”。商人李三和黄四要向西门庆借一千两银子的巨款做生意,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应伯爵费了更大的精力,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小说写这次借钱前后用了十多回的篇幅,应伯爵正面侧面,直接间接,确实费尽了心机,才帮助李三黄四借到了钱。当然他从中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但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他的确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而李三黄四他们也确实是自觉自愿想给他的,而他由此给李三黄四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就更不是那几个好处费所能抵上的了。像这类事情,如若应伯爵真是一个不仁不义的贪婪小人,他还不会大敲竹杠,天经地义而又轻而易举地发上一笔大财。但他没有这样想,更没有这样做,他的心思确实都一门腔地扑在了为别人解难排忧上了。
  
    在有些研究文章里,把应伯爵为韩道国说情的事当作应伯爵为了钱进行“帮凶”的唯一的典型事例。但在这件事情上,应伯爵同样也是出于为别人排难解纷的好心为别人帮忙,在整个事件的始终,他都没有存一点为谁帮凶去害谁的心思,也没有存心借机去敲人家的竹杠,发一笔大财。韩道国的老婆,因为和小叔子通奸被邻居好事的浮浪子弟们捉着送进了衙门。韩道国无可奈何,不愿因此而家败人亡,就找着应伯爵,说是那些浮浪子弟如何无中生有,惹事生非,使他们家深受其害的,可怜巴巴地央求应伯爵给西门庆说情放了他的老婆和弟弟。这种事情,其实只是韩家的内政,本是无什么是非可言的,那些街上的浮浪子弟纯粹是出于恶作剧的目的而有意滋事。应伯爵为韩道国说情,并不是要为谁帮凶,要说这里面有凶手的话,那就只能是那几个无事生非的浮浪子弟,韩家只是受害者。应伯爵完全是出于同情心才帮韩道国的忙,是出于替人家消灾免难的善良心地,他绝没有心要借机去害那几个浪荡子弟,当然就更提不上在这件事情上要为西门庆帮凶了。他也不是为了要从中敲榨钱财,韩道国在当初找应伯爵帮忙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提到钱的事,而且事成之后,小说中也没有写韩道国给了应伯爵多少好处。应伯爵在向西门庆陈述事件的前因后果时,虽然无中生有地把韩道国老婆被抓说得很无辜,但将那几个街头的浪荡子弟说成是“时常打砖掠瓦鬼混”的“不三不四的人”,却也并无夸张。而应伯爵编造这些谎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借机去整那几个街头的小混混,而只是为了让西门庆相信他说的话,好赶快地放人。果然,西门庆听了他的话,就吩咐地方,改了报单,次日带到他的衙门里发落。结果放了韩道国的老婆同她的小叔子韩二,却又把那班好管闲事的人捉去,给了一个非奸即盗的罪名打了个臭死,押到了监里。而事情出现相反的结果,却并不应伯爵所希望的,他所要做的只是放了韩家的人而已,而事情到了这样一步田地,却已不是应伯爵所能够左右得了的了。接下来这群人的父兄慌了手脚,大伙凑了四十两银去找应伯爵,让他说情,这却让应伯爵左右为难了。他做事的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替人帮忙消灾,而不是为了害人,对于他来说,只要有求于他,不论什么人,只要是需要帮忙而他又能够帮得上的,他都会热情相助的。如果说这件事也算得上西门庆做下的一件恶事(其实说这是一件昏官做下的糊涂事更为确切),应伯爵又是一个帮凶的话,他就不会帮这伙人去说情了,即使说情的话,也会昧着良心,黑着心,借机狠狠地敲榨他们一大笔银子才是。但看到这些人的可怜相,他又动了同情心,但碍于韩道国这一面,又不好直接找西门庆,正如他对老婆说的:“我可知不好说的。”他灵机一动,拿了十五两银子,去贿赂西门庆的男宠书童,让他在西门庆跟前说情。那书童嫌钱少,应伯爵只得又送五两。后来书童买份礼物,送给李瓶儿,说了这件事,结果关押的那班子弟才被放了出来。从表面上看,应伯爵两头落情,但是一则他并不是主动去两头说情,以求得两方面的好处的,而他所得到的实际上的好处与他所做的事相比,实在又是微不足道了;二则他的出发点也只是单纯地为别人消灾免难,而不是要借机两边生事,存心去发一笔亏心财,存心去做害人的亏心事。因此把这事作为他帮凶的典型事例是不恰当的,是没有道理的。
  
   应伯爵做的好事,还远远不止这些,但这已足以说明,在应伯爵的心灵深处,确实有一付古道热肠,有一颗为善的心。应伯爵本人也是生活的弱者,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也经常受着穷困潦倒的煎熬,他对弱者富有同情心可以说是由他的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以他的精明,他深深知道,他的命运其实与李铭们,与常峙节们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也只是因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而能多得到西门庆的一点好处而已。在应伯爵的身上,除了作为基本性格特征的丑的一面外,还有着善良的一面,在他委琐低鄙的外表下,在他心灵的深处,人性的利他的美好的一面还未完全泯灭。但这好的一面却因为其大丑的一面过于突出,也就难为人们所察觉了。但探讨应伯爵的这些被人忽视的性格层面,对于更加完整深入地研究应伯爵这个帮闲的典型,对于我们认识那个非人道的社会是怎样扭曲和毁灭人性中的美好的东西的,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小说对社会以及人性的深刻的揭示,都是不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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