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实录 | 高毅：欧洲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逻辑
本期“向往的课堂”推出的是高毅老师所讲授的《18-19世纪欧洲》的课堂实录“欧洲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逻辑”，感谢高毅老师的细心审读。更多“向往的课堂”有关内容，请进入公众号专栏查看。
在本篇推送中，高毅老师主要介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克服了两个民族国家建设的障碍——教权和绝对王权，并在全欧洲刮起了理性与平等主义的旋风，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西欧人在18世纪发起了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遇到了两个很严重的障碍：教会的权力和绝对王权的权力。为了克服这两个消极的障碍，人们需要首先进行一次思想启蒙。18世纪初叶，法国思想界突然活跃起来，人们聚集到沙龙、咖啡馆和学院里讨论各种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宗教权威等等有关的问题， 并写出了许多离经叛道又脍炙人口的作品，引起了全欧思想界的关注和效仿。到18世纪80年代，一些德国哲学家开始思考欧洲思想界的这场风潮，说这是一场“启蒙运动”。其实法国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们在搞什么运动，他们只是在有感而发地创造和传播一些新知识，这些新知识他们称之为les lumières（智慧之光），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需要一些光来照亮它。德国思想界用德文词Die Aufklärung、英国思想界用英文词the Enlightenment来翻译法文词les lumières，意思也都是“智慧之光”。总之欧洲思想界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就是在传播光明。德国的哲学家还试图对“启蒙运动”做一个界定。康德提出的定义最经典，那就是：启蒙运动是人类摆脱自我加于的未成年状态的努力。这意思是说，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盲从着两大权威——王权和教权，好像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王权和教会来主宰的。而启蒙运动提出的口号就是：人们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能盲从权威。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4.22—1804.2.12
从康德的定义可知，启蒙运动有三重内涵。首先，它主张摆脱传统权威的束缚——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让社会公众有了足够的底气，认为他们可以独立自主，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第二，欧洲传统中的教会权威和君主权威已经失去了信誉，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第三，人的理性非常伟大，可以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事情。这些在当时都是一些石破天惊的新思想，而其直接源头，便是17世纪末英国出现的两位大哲——牛顿和洛克。西欧的科学革命起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发现了“人的伟大”；到了17世纪末牛顿科学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发现了“人的理性的伟大”。于是，现代文明有了第一个基石——“理性化”或“科学化”。牛顿经典力学的诞生，促成了18世纪唯物主义思潮的勃兴。尽管牛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的宗教思想和正统基督教还是有差别的，他认为基督不是神，根据他的研究，他“发现”物质世界里面没有上帝的位置，整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机械装置，各个天体之间都是靠引力维系。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动摇了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神学在欧洲的精神统治。
另外，17世纪英国的政治革命也为后来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因为英国革命推翻了英国的绝对君主制，建立了立宪君主制。虽然英国的立宪君主制还是一种贵族的民主制，但它终究开启了通往人民民主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一个真理：君权不应是神授的而应是民授的。以往人们认为君主是神的化身，而英国革命破除了这个迷信，直接动摇了教权和绝对王权这两个传统的神圣权威。同时，也是在英国革命当中产生了一个和牛顿齐名的人物——约翰·洛克。洛克是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造诣很高，他写了一本书《人类悟性论》，提出了一种叫做“感觉主义”的哲学。感觉主义认为，由感官产生的感觉是真理的来源。这种“感觉”分为两种，一种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用手摸到的感觉，是人体直接和物质世界接触产生的感觉。还有一种感觉，是心灵的感觉，内省的感觉。这两种感觉，洛克认为都很重要，都是知识的来源。洛克的哲学由此开启了思想史上的两股思潮——机械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人类理解论》（《人类悟性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written by John Locke（1632—1704）
如果把感官的感觉看成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认为只有感官的感觉才是实在的，那就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如果认为心灵的感觉或“内省”是知识的唯一来源，那就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在欧洲，主观唯心论的主要代表是乔治·贝克莱，这人影响很大，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鼻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在18世纪法国乃至欧洲大陆，主要流行的还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作为哲学家的洛克对当时的欧洲思想的重大贡献。
另外，洛克还在政治学上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政府论》。《政府论》的上篇批驳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君主的权力不是来自上帝的赐予，而是来自社会契约。《政府论》的下篇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学说。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绝对君主制，因为绝对君主制是一种专制，而一切专制都是对人民利益的侵犯，都应该被推翻。为了防止专制，就要承认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然的权利，还要实行分权制衡，要用权力制约权力。牛顿和洛克在17世纪末英国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际上为解决当时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教权和王权对民族国家建设的阻碍——提供了一种指导性的理论，而启蒙运动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把这种理论和现实一步步联系了起来。因此，启蒙运动的源头应该说是在17世纪末的英国。当然，启蒙运动的实际发动者是法国人。18世纪20年代伏尔泰因得罪了权贵而流亡英国，期间不意中接触到了牛顿、洛克的学说，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感到看到了解决欧洲现实问题的钥匙。回国以后他就写了许多东西，用通俗的语言宣传牛顿、洛克的思想，很快在法国和全欧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欧洲启蒙运动由此展开。欧洲启蒙运动有四个重要的战场：法国、苏格兰、德意志、意大利。
法国有全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还有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魁奈等等，群星灿烂，他们的思想极富于独创性，影响深远。苏格兰是在1707年并入英国的，那里的启蒙运动也成果辉煌，比英格兰的影响大得多。这主要得益于苏格兰的几所大学，主要是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聚集着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等许多名流，建树颇多，而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名校在启蒙时代则相当保守，碌碌无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普鲁士王国和周围的一些邦国，参与者有莱布尼茨、沃尔夫、赫尔德、康德等大家，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带有保守情调的“温和理性论”。意大利启蒙运动试图调和天主教教义与理性学说，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穆拉托里。但最有影响的意大利启蒙思想家还是首创“历史哲学”的维柯，和西方近代刑法学的鼻祖贝卡利亚。除此之外，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基本都是跟风传播启蒙思想，或尝试着将它付诸实施，没有多少独创的思想成果。法国无疑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法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极富于批判的精神，用理性的标准来评判现存社会的一切，符合理性才有存在的理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清除传统社会秩序当中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消极因素，竭力张扬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博爱等价值。其中，自由和平等是最核心的内容，人权、法治等等观念是它们的派生。法兰西共和国国旗
“三色旗”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曾是法兰西共和国大革命的象征
法国的伏尔泰最注重自由价值的弘扬。相传伏尔泰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其实并不是他的原话，而是从他的相关思想中概括出来的。当然，伏尔泰对自由还有很多名言警句，他是主张自由的先锋。对于平等，伏尔泰则并不很看重，实际上他认为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比如他说过，如果人人平等的话，我这鞋坏了谁来给我修呢？但法国也有极端重视平等这个价值的思想家，比如卢梭。在思想上，卢梭跟伏尔泰一贯是格格不入的。法国启蒙运动中还有一些空想共产主义者，主要是梅叶、摩莱里、马布利这三位，他们当然也是平等价值的热切鼓吹者，因为他们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平等的最高表现。但是这些空想共产主义者当时都处于社会边缘，属于极少数。他们的思想在国际共运史上很重要，但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在主张平等的众多思想家中，卢梭应当是最有影响力的。卢梭的文章写得好，不仅写政论文，而且还写诗歌、剧本、小说等等，文字充满激情，才华横溢。因而特别受欢迎，有无数的粉丝围着他转，记录他每小时的活动。因为他崇尚自然，感情细腻，文笔优美动人，连王公贵族都喜欢读他的文章。在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伏尔泰等人崇尚自由的思想都位居主流，卢梭等人崇尚平等的的思想属于非主流，常常受到各种势力的挤压。但卢梭从不畏惧，常常勇敢地挑战主流派。主流派虽然人多势众，却对卢梭深感忌惮。比如和狄德罗一起编《百科全书》的达朗贝尔，这是位大才子，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但他就是不敢和卢梭论战，曾致函卢梭说：我不敢和你辩论，你的笔太厉害，太会煽情了，我打不过你。卢梭出身低贱，父亲是日内瓦的一个小钟表匠，家里很穷，但他天资聪颖，自学成才。他体弱多病，生活困苦，但他非常独立自尊，宁愿帮人抄乐谱挣钱糊口，也不接受别人的资助，以避免受制于人。也是由于思想另类、个性太强，他不仅受到各国政府和教会的严厉打压，在启蒙阵营内部也处处受排挤，日子常常过得很凄惨，累累如丧家之犬。比较起来，伏尔泰正好相反，不仅生意做得好、特别有钱，而且人气特别旺，到处被追捧，风光无限。伏尔泰表面上看也很关心卢梭的处境，但内心里一直不待见他。总之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伏尔泰似乎一直高高在上地压着卢梭。然而，在大革命发生的前十年间，两人的位置却发生了彻底的翻转。伏尔泰和卢梭都死于1778年，这时候离法国大革命只剩十多年的时间，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舆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伏尔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渐衰微，而卢梭的平等主义却越来越受欢迎，表现在这十年里读卢梭的人在不断增多，读伏尔泰的人则在不断减少。最后，随着大革命的爆发，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被公奉为大革命的精神导师，法国大革命由此演成了一场致力于追求平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美】罗伯特·达恩顿 著，高毅、高煜 译
这一情况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大革命时代法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旧制度的法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当然，旧制度法国的社会也不自由，但是对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终究更为迫切。
但是也应看到，卢梭所鼓吹的“平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在托克维尔看来，卢梭的平等思想只是“文人的空谈”，很难在制度层面落实，不会有实际效果。但是，法国大革命最终还是在卢梭主义的影响下，演成了刻意追求平等的革命，那么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就要涉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贡献了。这个人就是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责重农学派，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实际上源自于重农学派的主张。他的具体理由，就是重农学派是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家，而且有很多实际的管理经验，他们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而重农学派的理论根本上就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理论，该理论刻意鼓吹学习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其实就是在宣传一种没有贵族等级的平等主义文化。托克维尔没有具体讨论重农主义与卢梭主义的关系。但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重农学派对于卢梭虽然也心存芥蒂，但他们的很多理论工作，实际上是运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把卢梭那一套深入人心的平等主义主张嫁接到自己的学说里，再掺入一些中国政治文化要素，结果就把卢梭那种抽象的平等主张具象化了，变成了一种可以在大革命中落到实处的东西。如此看来，在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透过重农学派的活动，我们还能看到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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