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部工作指南——读《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
这本书或者也可以叫“清代刑部工作指南”，主要讲清军入关后，到清廷预备立宪前的清代刑部，不包括入关后的盛京刑部——因为职能不一样。再具体一点，是讲清代刑部的人（官员）和事（政务）。这本书是北大的优秀博士毕业论文，专业性非常强。非专业人士读起来会觉得吃力。作为外行人士，我觉得非专业人士打开书可以先跳过绪论，直接看正文，因为绪论看不懂。全是汉字又看不懂，就很容易怀疑人（自）生（己）。我是先读的绪论，花了两个晚上读了两遍，还是一脸懵逼。然后我把这本书当阅读理解材料来读，一边读一边记笔记、划重点，最后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读完这本书，用word文档记了2万多字的笔记。这本书一共五个章节，第一章讲为什么清代刑部在三法司中这么突出，第二章讲清代刑部的基本工作流程，用作者的话说，刑部形成了“政务运作流水线”，第三、四章讲刑部的官员，第五章讲在刑名案件中会跟刑部打交道的其他部门：地方督抚、中央其他单位、政府首脑+国家元首皇帝。绪论部分的文献综述特别棒，对已有研究成果讲得很到位，对前人研究的不足分析透彻，可以当文献综述模板。附录也很赞，分为附文、附表、附图三部分。附文有6篇原汁原味的关于6个案子的题本、奏折，有讨薪酿成命案的，有lsp奸杀美少年的，有封疆大吏弃城逃跑的，有知县收钱乱判还让自己弟弟进京喊冤的，都很值得一看。附表有7个关于刑部机构和堂司官员的表格，这些表格很需要功底和耐心、细心，附图可以看到刑部官员的“画稿”。作为本书主角，清代刑部肯定是特别的，作者说：如果将清朝刑名系统视作一个横纵坐标轴，居于中央的各衙门组成其横轴，从州县到皇帝这样一条同级集权、上下监督的系统组成其纵轴，横纵坐标轴的交点即是刑部。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动态展示了清代刑部的特殊地位。①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清代一切重要的法律事务都归刑部管，这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立法、司法、司法行政等内容。②清代刑部“部权特重”，通过纵向比较，会发现清代刑部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刑部地位都高：在上层，皇帝看重；在中央，同为三法司的大理寺、都察院在司法方面都是陪衬；在地方，上至督抚下至州县，都忌惮刑部的“部驳议处”。大理寺、都察院在法律事务方面都被边缘化，更凸显了刑部的重要，而刑部要想保住自己的独特地位，就得用实力说话，所以刑部及其官员越来越专业，他们在法律事务方面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大理寺、都察院越来越像陪衬。这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也算是一种刑部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初满汉之间的博弈。清军入关，清廷录用乐意为新政权效力的明朝官吏，短时间内几乎全盘接受明代的政治制度和行政运作。但在制度继承过程中，八旗勋贵和前朝汉官之间充满了博弈与摩擦，这种博弈让刑部事权扩张。与之相对的是大理寺、都察院事权的削弱。大理寺职权在明中期以后被都察院、刑部压缩，入清以后沦为闲散衙门。都察院在明代很重要，明代有御史巡按制度，巡按御史对地方刑名事务的发言权极大。清初也短暂设置过“巡按御史”，但很快撤了——这样一个细节其实就是清初满汉博弈的反映：明朝官吏肯定希望照明朝的模板继续设置巡按御史，派出去的巡按御史也都是汉官，而满人对监察系统的作用毫无认识。书中提到了明清御史的差别：明代御史是七品，多用新科进士或有基层经验的推官知县，要承担巡按的职责，处理大量刑名事务，御史上任前要“试职”，学习一定的法律知识。清代御史是五品，由翰林院、内阁侍读侍讲学士、六部郎中员外郎升转，御史是清贵之缺，但在升转上无实际好处。看起来好像明代御史务实，清代御史务虚。清代把御史的品级提上去了，但是不像明朝那样让他们参与具体事务。清代的御史更像是“花瓶”，摆着好看而已。想起书中还提到何刚德说御史只是二等人才，倒也能连得上。清帝一直把科道权力膨胀、朝廷党争不断视为明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对科道官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乾隆甚至因为一御史跟刑部对一刑案有不同处理意见，直接把该御史交部议处，直接导致其他御史噤若寒蝉。清代刑部这么牛，外部原因是清代的制度设计、皇帝倚重。内部原因是自己努力，刑部逐渐完善机构设置，健全制度体系；刑部官员拼命自己卷、带动别人卷，一个个都成了法律事务专家，涉及法律问题很有话语权。按清代的制度设计，刑部是刑案的主稿衙门，对地方又有“部驳议处”之权。政治优势就是皇帝偏袒。刑部与其他部门、地方督抚关于一件刑案意见不一致时，皇帝作为裁判往往偏袒刑部。皇帝的偏袒是清代刑部“部权特重”的一个原因。皇帝为什么偏袒刑部？除了刑部更专业以外，是不是还有“刑部有用”的因素呢？清代刑部是专业的，也是驯顺的，用作者的话说，它是“皇帝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表面看起来，清代刑名大权归刑部，没有一个直接由皇帝控制的专门机构来分权——明代还有锦衣卫、东厂这种专门机构来干涉法司断狱定罪，清代君主也没有直接干预司法肆意妄为的事例。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清代君主控制司法的方式更隐晦，他们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直接控制刑部，把自己的个人意志渗进办案过程中，让刑部办案官员秉承君主的意志办事。总的来说，清代所有法律事务归刑部管，而刑部听皇帝的。一个典型案例是雍正朝的年羹尧案，这其实是个政治大案，刑部的作用仅限于配合皇帝完成刑审程序。另一方面，在皇帝心目中，当法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时，个案核拟本身的是非正误就没那么重要了（貌似，这个道理今天仍然适用）。田文镜办理的刑案，拟处理意见被刑部驳回，雍正就怀疑刑部故意刁难田文镜。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在案情，而在“朋党”。乾隆对于跟刑部有不同拟处理意见的御史也着重打压。作者讲述刑部工作时，经常会讲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是对刑部工作的一种动态展示。比如第四章提到刑部官员自己和别人眼中的“刑部官员形象”。刑部官员自己觉得，他们本是学孔孟之道的儒生，但是从事了法律工作，经常要决定别人的生死。在工作中他们也努力贯彻孔孟之道，想让可能会被判死刑的人活，但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而在其他士大夫们眼中，刑部官员就是“酷吏”，说“凡能治狱者多刻”。刑部官员甚至被列入“京城最不好打交道的三类官员”之一（另外俩是翰林院、都察院）：第有三种人不易浃洽，余敬而远之。一曰翰林院：敝貂一着，目中无人，是谓自命太高；二曰都察院：风闻言事，假公济私，是谓出言太易；三日刑部秋审处司员：满口例案，剌剌不休，是谓自信太深（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刑部秋审处是刑部精英聚集地。对于这种“不同形象”，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是职责经验立场的不同、刑部官员面对的来自皇帝的压力与其他官员不同。我感觉其实还是外行与内行的差别，刑部官员作为专业人士，他们断案都有依据，而外行人士，包括大理寺、都察院官员，他们对刑案发表意见，都是“我觉得”应该这么判，按儒家思想，应该这么判。作者讲了一个典型案例：道光年间，山西一婆婆与人通奸，被童养媳窥破，婆婆勾结奸夫虐杀儿媳（用铁通条烧烙，残忍杀害）。山西巡抚、刑部的拟处理意见：拟绞监候，照例入于缓决，永远监禁。大理寺的拟处理意见：拟斩监候，秋审入于情实。山西巡抚和刑部意见一致，觉得虽然这个婆婆很可恶，但是按照法律，只能判个绞监候，让她坐一辈子牢。而大理寺的意见是，这个婆婆应该直接判斩监候，秋审过了就行刑。刑部和大理寺就此案“签商”，作者梳理了大理寺的5大观点和刑部与之相对的5条反驳，双方各自援引法律、儒家经典、之前的案例作为论据。作者最后对双方的论点论据予以客观理性的点评。读懂原文、条分缕析、客观点评，这都需要一定的功底，这包括最起码的古文阅读理解能力，还有逻辑思维、儒家经典知识储备、清代法律知识储备和现代法律基础等。③婆婆手段极为凶残，儿媳才14岁，年纪幼小，应该将婆婆从重惩处。④杀媳灭口为重罪，抑媳同入淫邪为轻罪，应作“两罪并发从重科断”解释。⑤按律例，母亲通奸，杀子灭口，使其夫绝嗣者入于情实。而姑杀媳不会入于情实，所以婆婆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建议将婆媳之间的法律关系改为与养子相同，姑殴媳至笃疾即可照义绝办理（这是从影响上来说事）。大理寺的核心观点就是：婆婆这么做，已经不能再把她当婆婆了，就是故意杀人而且情节严重，应该重判，以儆效尤。大理寺虽然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提出要从重处罚那位婆婆，但未免有观点先行之弊。而且在此次论战中，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外行。多次引用律例错误，被刑部抓住小辫子狠批。刑部都是专业人士，对律例和相关成案信手拈来，抓大理寺逻辑漏洞也很准，反驳如下：①大理寺对律例的理解有误，在母杀子女、姑杀子媳的恶性程度相近的情况下，母子、姑媳的名分、法律关系、判决标准是相近的，可以比照。②婆杀媳，是婆婆不把儿媳当儿媳，但儿媳还得把婆婆当婆婆，所以不能构成义绝。③此前有不少类似案件，有上谕也有相关条例规定，不能随便“从重惩处”。（嘉庆上谕：“嗣后问刑衙门……不得于律外又称不足蔽辜及从重字样”）。④大理寺对“二罪并发从重论”理解有误。“二罪并发从重论”是说两条罪各为一事，二罪为并列关系，如一犯奸，一犯盗，这算二罪并发。如果盗罪重于奸罪，就从重以盗论。而此案中，婆婆跟人有一腿，想让儿媳妇跟她一样，因为儿媳妇不同意，所以把她杀了，大理寺列举的两条是有因果关系的，不能算两种罪。⑤婆杀媳谈不上绝嗣，所以不管是哪种关系（嫡母、继母、养母）的婆婆，都会被定为缓决永远监禁，遇赦不能减等。另外，刑部认为，大理寺提出的“姑殴媳至笃疾即可照义绝办理”断无可行之处。姑殴媳至笃疾，杖九十，收赎；平人互殴至笃疾，杖一百，流三千里。惩罚是很不一样的，毫无可比性。今天来看这个案子，我作为外行人士也想支持大理寺。刑部官员确实专业，论战中他们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但未免少了人味。可能他们对这种人命案件已经见多了，又或者他们信奉的是“救生不救死”，总之丝毫看不出他们对于受害者的同情。我想到另一个案子，湖南一奸夫主谋杀害情妇丈夫，捏造劝架互殴情节，变成过失杀人。刑部官员从地方官填写的尸格中找出了破绽。最后结果是情妇被判凌迟，奸夫斩立决。主谋是奸夫，动手的也是他，结果却是女的判得比奸夫重。清代刑部用“部驳议处”的大棒指挥地方官：刑部对地方督抚办的案件有驳改建议之权。对督抚及其所属的各级承审官员，有附带的处分建议权。正如当下，“绩效”是上级政府职能部门让下级政府听话的有力武器。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刑名系统异化，部驳议处制度崩溃。“就地正法”成为各地应对强盗土匪起事武装的普遍做法，地方直接把人犯处决了，没刑部什么事了。嘉道年间，地方上积案多、京控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州县办公经费不足——积案多——京控多——钦差审案、增加经费支出。这是社会矛盾突出的因，也是果。作者还提到了目前清史学界比较热门的“新清史研究”，认为新清史关注满洲人，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清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汉化、强调清承明制问题的矫正。但新清史研究也不能过度强调满洲人的作用、忽视汉官的作用。第四章最后，作者通过对比刚毅、赵舒翘、沈家本三位刑部精英的人生轨迹，说明在晚清大变局中，刑部官员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刚毅、赵舒翘虽然一满一汉，但经历比较相似。二人都是出身寒门，在刑部努力工作，然后从刑部外放，在地方任满后，打破刑部官员仕途的天花板，担任军机大臣，辅佐皇帝执政。在义和团运动后被追责，不得善终。刚、赵一个以旗人特有的翻译科生员入仕，一个是考中进士分到刑部。他们成为专业的刑部官员，都有平反冤案的经历，刚毅平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尤为著名。他们到了地方，都颇有爱民治吏实绩。“刑部特有的氛围风气与激励机制，为刚、赵这样的孤寒之士提供了难得的上升通道，也使其对清廷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无比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享受到了清代这种“体制”的红利，自然觉得它千好万好，二人在晚清成为“顽固派”代表，这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刚毅入枢后，与荣禄形成激烈竞争。刚毅不遗余力迎合慈禧太后，帮助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力主“抚团攻洋”。而赵舒翘奉派查验义和团，明知其不可用，不敢违逆上意。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为了独揽大权，颇爱任用这类在传统政务领域有所建树，但昧于中外大势、资望又不足以自立的大臣主持军机处。”说到底，刚、赵与慈禧是相互利用，刚、赵最终成为牺牲品。对于刚、赵整个人生轨迹的展示也让读者充分体会到人的复杂性，他们是专业的技术官僚，是“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但也是顽固守旧的循吏，优缺点都很明显。与刚、赵形成对比的是沈家本。沈家本是清末宪政改革的先驱人物，被称为清末“法律改革第一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沈家本出身比刚、赵高，沈父在刑部工作，沈家近亲属多有思想开明、见多识广的中高级官员。但沈家本发迹晚，他以司官身份在刑部工作了29年，这导致沈家本对清王朝政治体制的认同感不同于刚、赵。沈家本候补多年当了天津知府，在天津他还处理过教案，他对于歪果仁的看法不像刚、赵那么狭隘。沈家本著《刑案汇览三编》，最后部分为《中外交涉刑案》，他比同时期的业内人士都更重视对中外交涉案件进行经验总结。沈家本把自己历年代拟的重要案稿编为一集，名为《压线编》，取“每恨年年压金线”之意——这个细节让我感觉沈家本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懂苦中作乐的。沈家本顺应时势，光绪间与西律专家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订旧律。1906以后的预备立宪时期，清廷官制改革，刑部改为法部，设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沈家本为首任大理院正卿。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我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来拜读的，在阅读过程中，也有些许疑惑。这些疑惑可能也算是外行与内行的差异吧。作者说：“清代……行政系统备受皇帝倚重，其中尤以户、刑二部为最，这与钱粮、刑名两项最基本的政府职能相对应。”我的疑问（并非质疑）是，历来不都是户部、吏部最牛吗？雍正一再强调用人的重要，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是不是可以说明他很重视吏部呢？作者说“户、刑二部为最”，那吏部呢？雍正年间的“佟选”“年选”之称，不也是强调隆科多、年羹尧在用人方面的权力吗？再者，清代刑部的“部权特重”是纵向比较，在清代六部中做横向比较，是不是户部吏部为首呢？后来我想到另一个角度，钱粮、刑名都属于对外的具体业务，而用人不是。当然，我不是历史专业人士，对于这个问题，都只有外行的看法。作者在第二章提到，刑部对资历寻常的督抚不客气。举的例子是乾隆年间江西巡抚海成对刑部的驳审并非全盘接受，刑部直接以奏折形式上报乾隆，海成也被迫上奏，乾隆成为偏袒刑部的裁判，传旨申斥海成。而海成是刑部司官外放。第五章提到，乾隆以后，刑部司官在部任职时间多在十年以上，本部出色司官外放以后，在部里有私人关系，所以刑部在覆核本部外放旧僚所办案件时，难免要手下留情。我比较八卦，就在想：刑部出身的海成为什么跟刑部闹到需要乾隆裁判的地步呢？是海成原来在部里跟同事没处好关系吗？还是乾隆年间的刑部就是这么不讲情面？还是有别的原因？在讲述刚毅、赵舒翘的经历时，作者似把义和团导致的战乱责任都推到刚毅、赵舒翘身上，说刚毅力主“抚团攻洋”，“以致酿成巨变，不可收拾”，他们是“将国家导向灭顶之灾的巨奸”，未免有失公允。今天我们来回望历史，自然会知道义和团成不了事，可是当时的人哪里就能有如此判断？利用义和团也不过是清政府自救的一种尝试，这次尝试失败，刚、赵也不是罪魁祸首。附文五是关于处理咸丰年间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奏折，506页最后一段有一个错别字：“上无以对皇上，下【午】以对百姓”，这个“午”不知道是原文的错别字，还是这本书的错别字。清代刑部官员中以来自陕西者成就最高，陕派律学以“精核”见长。太平军兴后，东南半壁烽烟四起，四川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稳定，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和军需粮饷供应基地。陈若霖“本籍福建，想必官话也说得不好”。最后还得提一下本命。雍正帝一以贯之的用人方略：乐于提携锐气正盛的后进，而非使用才力消磨的旧人。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