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里这句话的出处，来自于中国资深编剧芦苇与好友王天兵的对谈（上图）。芦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对中国电影的失望。他和陈凯歌、张艺谋这样的第五代导演有过密切合作，见证了当年中国电影的辉煌，以为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初始阶段，往后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芦苇感慨而遗憾地说“实际上只是春梦一场”。
有人会问，他有什么资格评判中国电影的好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年过七十的老编剧和中国电影的关系，以及他做出的贡献。
《疯狂的代价》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商业类型片，拍摄于1987年，导演周晓文，后来还拍过由姜文和葛优主演的《秦颂》。当年，芦苇在西影厂做美工，成为这部电影的编剧完全是机缘巧合，最初是从修改剧本开始的。
周晓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与郭方方合拍的战争题材电影《他们正年轻》（洪宇宙、岳红主演），芦苇就是这部电影的美工。他觉得这部电影的剧本不太行。周晓文说，你觉得不行，那你来改吧。于是芦苇就白天做美工，晚上修改剧本。这是他第一次开始间接参与编剧工作。
西影厂的青年导演是有分工的，有人去拍艺术片拿奖，有人去拍商业片挣钱。于是属于后者的周晓文就被安排去拍警匪片《最后的疯狂》。看到剧本的芦苇又不满意，于是彻底地修改了一遍，也得到了周晓文的认可。
周晓文一直想拍文艺片，但厂领导说他还得多拍两部商业片才能去搞艺术，于是接下来的作品就是《疯狂的代价》。由于之前两次，芦苇都展现了他在编剧层面的才华，于是周晓文就让芦苇来完成这部电影的剧本。用芦苇的话说，《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在票房上很成功的警匪片。
02 按照西部片模式创作剧本大纲
《双旗镇刀客》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拍摄于1991年。当时，本片导演何平刚出道，是个新人，也是西影厂的。住在招待所的年代里，芦苇和他是邻居，也就因此有了这次合作的机会。
何平请芦苇给他的剧本提意见，芦苇看了何平写的故事，觉得不太行，于是何平想让芦苇帮他重新写一个剧本大纲。芦苇就参考了美国的西部片模式，比如莱昂内的《西部往事》等等，创作了《双旗镇刀客》的剧本大纲，最初片名是芦苇起的，叫《刀会双旗镇》，后来何平改成了现在的这个片名。
由于芦苇当时在弄一个短片，是厂里的任务，没办法写这个剧本，于是就推荐了杨争光去做编剧。因为有了这个经典模式的框架，这部电影上映后反响不错，当时不但在国内得过金鸡奖，更是在日本东京和德国柏林都获得过重要奖项。
作为一个注重故事模式的编剧，芦苇当时还处在摸索和学习阶段，但是他对电影类型的敏感度，让他能很好地按照经过检验的创作方法去打造剧本框架。他对电影模式的理解很有意思，打了个比方，就像是大家听到“冰箱”这两个字，就能想到它至少有储藏箱和冷冻箱，这就如同西部片类型的模式，有它固定的类型模块是一样的道理。
03 难忘的合作经历
《霸王别姬》作为中国电影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其价值毋庸置疑。中国影视行业本来就容易忽视编剧的存在，很多人提到这部电影，想起更多的还是导演陈凯歌，演员张国荣、巩俐等等，就算谈到文本，也会先提到原著作者李碧华，而不是编剧芦苇。
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人们考古和深挖的能力也增强了，也都知道陈凯歌其实最初是看不上原著小说的。芦苇看过小说，也是觉得作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戏剧性不强，但充满了女性的伤感。反正，陈凯歌是觉得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的。
但制片人徐枫是很坚持的，她买下了小说版权，必须拍成电影。即使陈凯歌不想拍，也没办法，因为当时他拍过《边走边唱》，票房失败，如果想拍大片，除了徐枫的投资外，很难有其他可能。就这样，陈凯歌才找芦苇来改编这个剧本。
李碧华的原著对主创团队来说，只能当作素材，需要重新大改。小说中本来的基调，其实是和北方以及京剧的环境相隔很远的。39岁的陈凯歌和41的芦苇因为都喜欢戏曲，才更坚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所以作为编剧，很多点睛之笔，都是芦苇的贡献，比如那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就完全是为程蝶衣的性别倒错量身定制的台词。
04 改编《活着》
1989年，芦苇曾拍摄过一部关于陕西关中皮影戏艺人的纪录片，张艺谋看过后，来了兴致。1991年春节前后，他找到芦苇，两个人聊了一个通宵。张艺谋本打算拍皮影艺人的故事，还让芦苇写了《桃花漫天红》的剧本。但由于后来这个作品没有立项，也就不了了之。
张艺谋在1992年拍摄过《秋菊打官司》之后，就想着再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直到1993年春节之后，张艺谋决定拍摄《活着》，于是叫来芦苇，后者看过小说后，被内容所感动，很愿意当这个项目的编剧。
余华的小说大多是象征手法，这不是电影的长项，小说毕竟是靠文字传达，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来想象，而电影是视听的艺术，所以改编上肯定还有很大的空间。芦苇把这个作品的类型定位在正剧传奇与家庭伦理片。
芦苇对剧作的要求很高，所以他一直在拖稿，但张艺谋没有催促，都是尊重芦苇的时间，给了他充分的创作自由，因为张艺谋觉得值得一等。张艺谋当时在山东复查景地，芦苇就去淄博把剧本送过去。他第一次和张艺谋合作，心里也有些忐忑，不知道对方是否能认可他的创作。
张艺谋看了一夜，转天告诉芦苇说，他很满意，认为是当时除了《菊豆》之外，最完整和最成熟的剧本。这部电影在戛纳获得评审团大奖，还有最佳男演员奖。据说葛优获奖时，完全是懵的，不会想到自己能得奖，还是身边的巩俐提醒他的。
芦苇认为葛优得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在拍摄期间，他曾和张艺谋聊起过戴尼尔·戴·刘易斯主演的电影《我的左脚》。他们都很喜欢这部电影，尤其是希望他们合作的作品里，有像刘易斯这样出色的演员来表现。而葛优在《活着》里的表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让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
05 其他创作经历
合作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但电影作为导演的艺术，大多数情况下编剧是很被动的，即使是芦苇这个级别的高手也是如此。毕竟出道时，就是和周晓文合作，于是1996年，周晓文拍摄的《秦颂》也是找芦苇做编剧。
但是这个作品拍摄时，周晓文改动了剧本里的关键情节，他把嬴政和高渐离改成了两个为非作歹、毫无信义的小无赖，在监狱里把狱长给活埋了。在芦苇看来，这相当于破坏了电影故事的戏根，把芦苇之前写的，带有功能性，产生强烈对比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完全给改掉了。
当然，芦苇自己在1997年导演的《西夏路迢迢》，在他个人来说也是部失败的作品，他承认自己拍得很差。芦苇发现一个问题，不是自己不懂电影，而是不懂如何拍成电影，毕竟这里除了创作，在实现层面，还有更现实的生产环节。本来应该是专门的制片部门来负责，芦苇还要兼管生产，搞得力不从心，导致电影的“失败”，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的。
而以上这些能够看到电影拍出来并形成影响力的，实属不易，在这个行业，不可控因素经常出现。芦苇负责编剧没有拍成的作品还有很多，甚至超过了拍出来的那些作品，还有一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白鹿原》这个项目，最初刚出版没多久，吴天明和版权方都找过芦苇，都认为他适合写这个项目。中间折腾过几次，项目到2007年时，芦苇已经改过7稿。
当时因为张艺谋在忙奥运的事情，也接不了这个活儿。好不容易找到王全安，厂方又对他的导演能力产生怀疑，搁置了。而最终电影在2012年拍摄时，已经和芦苇没有任何关系了。更遗憾的是，王全安把《白鹿原》拍得很糟糕，这让曾经为之付出努力的芦苇非常寒心。
而重大的项目，比如电视剧《李自成》和关于杜月笙的剧本，也是芦苇花了巨大心思的。但各种原因，都没能拍出来。否则，我们也应该会看到更多优秀的国产影视作品。
而作为一个50后，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编剧前辈，中国电影的成绩里是少不了芦苇做出的贡献。他为一个作品做的大量研究，是值得年轻电影人学习的，发生在芦苇身上的故事，也随时提醒普通观众珍视电影，珍视电影人的每一份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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