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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受贿罪量刑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法律界一直在热议当如何划定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我认为，从立法到司法界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贪污罪与受贿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大异，受贿罪量刑本不应与贪污罪适用同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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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罪与受贿罪除了均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贪污罪实质上是一种单纯的侵财犯罪，侵害的是公共财产所有权，而受贿罪实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形式的渎职滥权犯罪，即向他人出售手中权力，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其中，绝大多数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损害的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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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行贿的逻辑是“送出一只鸡，得回一头牛”，相应地，受贿的逻辑就是“为了得到他人一只鸡，不惜送出国家一头牛”。所以，贪污一百万与受贿一百万的危害是大异的，贪污一百万只是国家财产减损了一百万，而受贿一百万，国家财产减损的可能是一千万甚至一个亿，而且，权钱交易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和当地政府信誉，严重破坏当地市场和投资环境，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二者的危害相差甚大，刑法又怎么能适用相同的量刑标准？是立法机关为了方便省事吗？原因不敢妄加揣测，但也确实让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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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贪污罪以行为人获取的数额为定罪量刑标准是科学的，但受贿罪则绝不能以行为人获取的数额为定罪量刑标准，而应当主要以滥用职权的损害后果为定罪量刑标准。比如，有的案件中，行为人受贿不过10万，却使行贿人获得了500万的非法利益，对于受贿人如果仅仅按受贿10万量刑，显然刑不足以抵罪，刑罚畸轻。再如有一个案件，行为人是一个单位基建处长，受贿15万，但这个单位为他出面求情，证明此人为了单位利益精打细算，不仅没有多给承包工程的行贿人一分钱好处，还为单位节省了数十万资金，故这个单位请求检察机关宽大处理，因为工程还没有完，单位还等着他回去继续履职。对这个案件，按照刑九前的规定，是要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但我的意见是，同意对其作相对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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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受贿罪而言，关键不在于行为人收了多少钱，而在于他给别人办了多大的事，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害。有的人为了贪图一点蝇头小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任由行贿人大挖国家墙脚，这种人纵然受贿数额不大，但主观恶性极深，应予严惩。相反，有的人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大，但能够把持原则，在国家法律政策范围内办事，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多少不正当利益，这种人纵然受贿的胃口不小，但主观恶性并不是很深，可以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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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行贿罪而言，谋利数额更远比行贿数额重要。比如有一个案件，一个会所老板为了偷电，送给供电局送电员5000元钱，该送电员专门为这个会所拉了一条线，电表上无法显示，该会所窃电电费共计25万元。公安机关对该会所老板以盗窃罪报捕，侦监部门答复此人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其行为系行贿，因未达到行贿数额标准，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非常不解，他们觉得很困惑：这个老板明明偷了国家25万元的电，怎么就不构成犯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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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的不解是有道理的，这个无罪的结论是显失公正的。造成这种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刑法对行贿罪的立案标准是以行贿数额划定，而不是以谋利数额为标准。按照2012年颁布的“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罪第二档法定刑“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标准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以上，那么，行贿数额未达到立案标准，谋取不正当利益数额又在一百万以下的，就只能是不构成犯罪了。这显然使大量行贿犯罪得以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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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基于贿赂罪与贪污罪客观危害程度及主观恶性的巨大差异，二罪适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是极不科学的。同时，贿赂罪的定罪量刑绝不能仅以贿赂数额为标准，而应着重考虑损害后果和谋利数额，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数额才更直接体现了贿赂罪的本质危害，以谋利数额为定罪量刑标准，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罚当其罪，公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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