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大火波及昭仁殿，乾隆时期收藏在昭仁殿的“天禄琳琅”藏书付之一炬。

清廷冬天宫殿内要放置火盆，用以烧炭取暖，尚未燃尽的炭火需进行埋灭，贮于坛内，再置于坑洞中。

当时负责处置未燃尽炭火的太监郝士通贪图便利，将炭火放于东穿堂的楠木隔旁边，炭火重燃，点燃木隔，加上当晚风力很大，等发现时，为时已晚。

大火过后，嘉庆皇帝敕令重修昭仁殿，并命大臣重新甄选御花园与宫中各殿所藏珍籍，用七个月时间完成选目，重建了“天禄琳琅”藏书。

清嘉庆三年（1798年），翰林院掌院学士彭元瑞完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的编撰工作。

“天禄琳琅”后编重汇善本共计664部，体例基本依循前编，所选书目更为丰富。

据史料记载，耄耋之年的太上皇乾隆帝看到重生的“天禄琳琅”时说：“悉复旧观，朕心甚为喜悦。”

因为这场大火，现今所谓的“天禄琳琅”藏书，多属火灾后重建的后编书。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

（清）彭元瑞撰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刻本

长期以来,《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的前、后编只有抄本流传，直到清末才有刻本行世。光绪七年（1881），王先谦在京师购得前、后编《书目》旧抄本带回长沙，于光緒十年（1884）合并刊行，将后编《书目》题名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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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藏书自建立以来，可谓命运多舛。

从清末开始，已有大量珍贵古籍从清宫流出，散落民间。

中华民国成立后，溥仪仍居住在紫禁城。1922 年起，溥仪以“赏赐”其伴读溥杰的名义，将大批宫中珍贵的字画和书籍，盗运至天津英租界保存。

1925 年2月，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前往天津暂住，这批盗运出宫的珍籍又先后辗转于天津张园和静园。

1925年清宫善后委员会查点故宫物品时，原本664部的“天禄琳琅”藏书只剩下311部，后来这批书几经辗转主要流向“台湾故宫博物院”。

另外不知去向的353部中，有177部被溥仪通过赏赐溥杰的方式而流出皇宫。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这177部藏书又开始散出，近半数先后归入辽宁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尚有近半数流散在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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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溥杰书画目一卷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1934 年铅印本

本书记载了自 1922 年 7 月 13 日至 12 月 12 日，溥仪分41 批将见载于《石渠宝笈》和《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字画、珍本以“赏赐”名义盗运出宫，其中属于“天禄琳琅”后编书的有 16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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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溥仪迁出紫禁城后，昭仁殿及其他宫殿尚存“天禄琳琅”藏书 313 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严峻，故宫博物院将“天禄琳琅”等珍贵古籍随同其它国宝装箱南迁到上海、南京，为躲避日军战火，后辗转于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及峨眉。抗战胜利后，南迁的国宝全部转至南京朝天宫，1949 年运往台湾，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些秘籍都是版本精良、书品较好的本子，但比起溥仪盗运出宫的珍本书籍，又稍逊一筹。

“天禄琳琅”藏书在东北的流散

1934 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和罗振玉将存于天津的“天禄琳琅”藏书运往长春伪满洲皇宫“小白楼”。

1945年抗战胜利后，溥仪逃离长春，看管人员发现这些藏书无人管理，于是开始偷抢，造成“天禄琳琅”的大量散失。

没有遭到哄抢的部分藏书，于 1946 由国民党接收大员张嘉璈装成 13 箱空运至沈阳，移交给了国立沈阳故宫博物院。

1947 年、1948 年，国立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金毓黻没有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把“天禄琳琅”藏书运到南京，而是把这批书运回北京故宫，以交换存于故宫博物院的 60 件宋元明清丝绣。

建国后，通过政府拨交、私人捐赠和单位采访等渠道，国家图书馆共收藏“天禄琳琅”珍籍27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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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题三礼图二十卷

（宋）聂崇义集注清康熙十八年（1679）纳兰成德刻本

“天禄琳琅”藏书中部分书内有乾隆皇帝的题识，故在书名前冠以“御题”二字。

重建“天禄琳琅”藏书时，太上皇乾隆帝虽年事已高，但仍然有阅读典籍的习惯，常在藏书卷前御题诗词。

该书卷前有御题七律一首，可见乾隆帝对“天禄琳琅”后编书的阅读情况。

国家典籍博物馆——“妙手传天䘵，丹心鉴古今”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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