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文献标题：民国媒体与乡村现代化道路探索——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乡村建设文论解读
文献作者：王欣瑞
来源期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10.03
摘要
《独立评论》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论性刊物，曾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方案的讨论和设计，它提出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带动农业、以都市救济乡村、发展工商业、节制农村人口等独到见解，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乡村命运的关注，丰富和深化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也为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独立评论》；民国媒体；乡村建设；乡村现代化；
《独立评论》（图源：epailive.com）
众生焦点：
乡村现代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除民族独立外，就是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状况如何，从根本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进。
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绕过的难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热潮就是对这一“难题”的一次集中思考。
在当时农业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乡村现代化成为众生焦点，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对乡村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它们触及到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和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这些思考，对于解决当时农民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到过积极作用，对当代新农村建设也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报刊媒体是近代以来新的舆论平台，在它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对时事积极发表评论和见解的知识分子，因而报刊媒体也最能捕捉和反映一个时代思想变化的信息。媒体深入细致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时期乡村建设思想的传播力度和研究深度，从而也助长了乡村建设思想的繁荣之势。
七八十年后，从民国报刊媒体的记录中回顾和梳理当时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和观点，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历史解读方法。和同期其他报刊媒体如《大公报》《东方杂志》一样，《独立评论》也阐述了自己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理论和方案。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版244期，是20世纪30年代最富影响力的政论性刊物之一。《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著名学者在北京创办的周刊，其创刊目的在办一份“只说平实话”，“能对国家、社会有所助益”的时评类刊物。
当时，围绕着《独立评论》聚集了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一批被称作“独立评论派”的知识精英，他们借刊物发表对时事的观点，以尽“文章报国”之责，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独立评论》的社员和撰稿人大都是平津文化教育界的教授或专家学者，传统文化固有的经世思想和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使其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有着本能的关注和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刊行时间，正好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高涨时期，在内优外患、农业破产的情境下，关乎国计民生的乡村问题自然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从1932年到1937年，《独立评论》共发表了70多篇有关乡村问题及乡村建设的文章，这些文章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分析了“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试图对中国乡村面临的困境进行诊断与治疗。
乡村困境：
《独立评论》的诊断与治疗
首先是诊断病因，面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悲惨现状，《独立评论》主要从侵略、灾祸、赋税、人口和工业化城市化等几个方面分析原因：
1、侵略加剧破产。《独立评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一方面从中国掠取大量的廉价初级农副产品，另一方面将本国商品大量输往中国，致使中国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所以，“中国的命运真苦，不闹饥荒，又闹熟荒。”这种“熟荒”“虽说不至于饿死人，然而经济的困难，也可以逼死人。”
2、天灾人祸不断。《独立评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天灾人祸的国家，天灾的形成，虽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主要是不良政治造成的。中国的天灾主要表现为水灾和旱灾，表面上看来，风雨不调好像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而实际上却是不兴水利、不植树造林的必然结果。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纷争的政治局势与动荡的社会环境，政府当局对灾荒的关注及补救极为有限，加上广大农民由于贫困而缺少积蓄，许多乡村差不多有灾即成荒。
3、赋税征收过重。《独立评论》很多作者在理性分析中国农村现状后，已经清楚看到，中国农村所以陷人破产的境地，固然有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震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国内的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
何会源分析了田赋附加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农民比较驯良，对于重税不敢反抗旧税上附加，又比创设新税轻而易举并且田赋是地方税，他们的税率可以自由增加。
董时进通过分析也指出“地亩捐也是与生产过剩间接有重要关系的，重税无疑在无形中又使农民遭受了一种损失。”
于是，这个农业国家到处不免农村破产的征兆，是很自然的结果。
4、农业人口剩余。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是乡村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据估计，在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间。”
吴景超指出所有解决乡村问题的办法，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阻碍，并非时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是我们的人口数量”。
庞大的人口被束缚在农业上，但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过多的农业人口转移不出去，也没有转移的领域，因而形成大量剩余。根据农业本身的季节性，和我国特有的人口密度的不均与农田面积的过小的形态来推测，即使没有统计的证实，也可知农村中的失业和无业人口必定很多，恐怕比全世界失业人口还要多。
巫宝山指出人口密度过高，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造成“人口质量恶劣”。尤其严重的是，“低的生活程度与不健康的人口，在个人是无幸福可言，在整个民族也是一种恶运”。
由此《独立评论》认为庞大的农业人口，不仅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而且“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5、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足。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足，是中国乡村问题未能解决的重要原因，这是《独立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因为无法发展更多工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使乡村问题更为严重。
陶希圣指出当时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现在中国多数的都市还只是商业性的都市。在这种都市里，主要的事业是农村产物与外来商品的交换。这种都市，在农业繁荣的时候，固然繁荣，但并不一定使农村富庶。他们的繁荣并不促进生产的进步。”
强调工业发展、城市发展对乡村生存的重要性，是《独立评论》相较其他报刊最有特色的观点。《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因为接触西方经济文化较多，所以会习惯以西方模式来寻找中国乡村经济衰微的原因。
以上是《独立评论》对当时造成中国农业破产、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诊断，同时《独立评论》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针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病情给出医治方案：
1、减轻负担。《独立评论》认为取消过关税、裁撤田赋附加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首要办法。它认为，中国农村偶尔出现的“丰收成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是“生产地方的粮食，达不到消费地方，所以根本的救济办法，是要沟通生产区域与消费中心，使粮食可以顺自然的道路流通。”
而粮食之所以不能自由流通，不仅是由于交通不便。更重要的还有人为的障碍，因此，“军政当局如果真有救济农民的诚意，惟有赶快取消通过税捐，即使不能完全取消，也应该大大减少。”
这不仅对农民有好处，而且对于地方财政的收入也是有益的。
粮食的异地运输问题解决后，政府还应进一步取消一切粮食出口禁令及障碍，同时要限制外国粮食的人口，这是保证农民农产品顺利出口的重要保障。另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就是裁撤田赋附加。
2、增加收入。董时进认为“挽救吾国农村经济破产之办法，除停止一切榨取外，当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为最重要。”
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有技术的和经济的两种：“技术”方法主要是指在条件和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农民的生产量，如采用“耕种合作”，即“盖欲发展中国之农村经济，其根本办法，为须使中国农业耕作机械化，农业经营合理化，农场管理科学化，使中国农业之生产力急速的增加。”“经济”方法则是指“使农民之劳力能充分利用，且获得较高之代价，”如发展工商业。
《独立评论》认为，中国农民在经济上最大的痛苦是劳动力的浪费和劳动代价太低，而要去除此弊，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因为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一般农产品的价格，而且可以创造工作机会，消纳过剩人口。
“其影响不但使农村之失业及浪费之劳力减少，且可以增加劳动者之购买力。此两种利益，言之虽属平常，然而切中吾国农村之需要，为农业现代化之主要前提。”
3、发展教育。改进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期间的主流思想，它的重要性也得到各界共识。《独立评论》的任叔永认为“农业教育的两点重要方面，一是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二是农业教育的结果。”
董时进的观点已经看到乡村现代化变迁中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他认为与士大夫相反，乡下目前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们用脑的本领和做人的资格的教育。即“我们应该使乡下人看见天日，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是什么时代，使他们了解人生的意义；明白国家、社会、政治是如何构成的；使他们能够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不以为一切是中国的旧东西好。”
4、节制人口。这是《独立评论》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判断，它在七十多年前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吴景超说“我们须克服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庞大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他还预言，工业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中国的人口膨胀，超过以前的速度，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还要严重的局面。”
巫宝山也认为，中国农业人口密度过大已经造成了两个严重的社会后果：“第一，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第二，人口品质恶劣。这两种现象，在中国各地乡村中都强烈地表现着。”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有三种途径：振兴工业、节制生育和移民到城市，但他同时指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的最后武器；城市化解决乡村人口问题最困难的是中国大工业发达的可能性如何。”
这些观点正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5、发展都市。除上述措施外，《独立评论》还提出了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那就是著名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吴景超、董时进等人。
吴景超认为，一般中国人考虑农村救济问题时，往往专注于农村，“很少有人从发展都市着眼去救济农村的。”“农业中已无路可走了，我们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在当时引起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强烈反对，也成为当时探索适合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路径的争论焦点之一。
梁漱溟（图源：360doc.com）
逝者未已：
《独立评论》现代化路径的
选择及启示
以上是《独立评论》对当时中国乡村面临困境的诊断和治疗。回顾其中有关乡村命运的思考，最有特色、最具价值的部分就在于它作出的关于中国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以工立国”、“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是其一部分作者旗帜鲜明的选择。也正因为这一选择，才会有民国历史上那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罗荣渠曾指出，“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这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置身其中的关于乡村现代化方向和路径的探讨和争论，其实也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反映。
虽然那些曾在媒体上发表自己见解的作者早已逝去，但他们对中国乡村命运无比关注的爱国之情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工农、城乡位置的辩证分析并没有在今天依然进行的乡村社会改革中失去意义。
罗荣渠（图源：sohu.com）
如何使中国经济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应该选择哪种路径来达到现代化？民国思想界的讨论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40年代，那场关于中国文化、经济出路的探讨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考。
而且，随着乡村建设实验的不断发展和乡村建设思想的不断成熟，论争也使思想界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剖析。
当时有《独立评论》《东方杂志》《乡村建设》《大公报》《申报》《甲寅周刊》《益世报》《文化建设月刊》等十几家媒体参与论争。论争中，《独立评论》主要发表了以下的观点：吴景超、陈序经、贺岳僧、张培刚主张发展工业、发展城市；姚溥荪主张复兴农村的道路；郑林庄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发展农村工业。
张培刚（图源：sohu.com）
因为特殊的求学经历，《独立评论》有许多作者都崇尚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他们基于“现代化即工业化”的观念，阐发了自己对中国乡村变革路径的看法，同时也对国内其他观点（如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理论）进行了批判，从而展开了围绕工与农、城与乡问题的论争。
1934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认为在中国只能走“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道路，并陈述了如何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具体办法。其办法有三：
第一，兴办工业。以解决农村人口过剩。他认为，“全国的都市，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那么一部分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
第二，发展交通，以解决农产品过剩。
第三，扩充金融机关。其设想是总行设在都市，在各地遍设支行或代理处。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内陆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陆，使农民减轻利息的负担。”
吴景超当时的文章，主要是批判“乡村建设派”代表梁漱溟“以农立国”的乡村建设观点，主张在中国优先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都市兴办工业、交通和金融事业，对农民有“贡献”，“可以救济农民”，认为发展都市是救济农村的途径。
在《独立评论》上主张发展都市的另一位代表是陈序经，他重点从文化角度阐明了都市的重要作用。
1934年，陈序经发表了《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在文章中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两个观点：
第一，批判了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称之为“乡村文化”，把西洋文化称之为“都市文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洋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也不只是乡村文化”。
第二，批判了梁漱溟要从乡村建设中创造新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不应从乡村中求，而应到都市中找。
他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之所以停滞而不能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是因为中了这种乡村制度的遗毒”，“中国至今无路可走，迫不得已还要派留学生到西洋学农业，派大官红员去西洋调查乡制，考察农政，购买农品，移植种子。”因而，他还断言，“我们相信新的文化的创造，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是依赖于都市。”
除吴景超、陈序经外，贺岳僧也明确提出了走工业化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惟一路径的观点。他批判“高唱复兴农村运动者，仍想鼓励农民以手工生产去与机械抗争”的错误想法，呼吁“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改造不是改良，是前进不是后退，是推广优良的生产技术于一切生产事业，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兴农村计划，这是挽救经济厄运的惟一办法，这是走向近代化的惟一直道。”
与上述“以工立国”派相反，在《独立评论》上赞同“以农立国”言论的代表是姚溥荪，他认为“为救民族于危亡”计，应优先发展农业，复兴农村。复兴农村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他指出农村破产，购买力低下，使工业产品失去农村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农村破产，财源短缺，使政府没有财力致力于工业化。尤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工业化需要统一的政权；复兴农村则无此条件限制，在目前不统一的状况下，复兴农村，乡村建设成效虽慢，但其实现的可能性要比走工业化道路大得多。
就在“以工立国”派与“以农立国”派“交锋”之时，郑林庄加入到论争中来，与前两派不同的是，他主张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他认为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期间，应该有个过渡的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即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所以，郑林庄所说的工业不是吴景超所主张的在农业之外另办都市的工业，而是在农村里面办工业，以作发展都市工业的基础。
他强调中国处于危机的国难当中，需要的是应急的救亡图存的方针而不是迟缓的百年大计。可以看出，郑林庄并不否认工业化是终极道路，只不过他认为农村工业在现时是最合适的道路。
郑林庄的观点立刻遭到张培刚的反对。张指出，就国际形势说，现在提倡农村工业，想以肉体和机器竞争，实为开倒车，中国只有把全国经济统制起来，走上工业化的大路才合乎世界潮流；农村工业根本不能达到引发都市工业的目的。所以，张培刚认为农村工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以上即是《独立评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发表的三种关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思考。论战各方孰是孰非，早有学者进行过很多分析和评判，在这里就不多赘说。
诚如郑大华所言：尽管论战各方都缺乏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也没有搞清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通过这场论战，中国人对于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开始认识到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互为条件，不存在谁主谁辅，谁先谁后的问题。
于是有了20世纪40年代翁文灏综合二者所长，提出中国经济应该走“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发展道路的主张，也让民国时期这场著名的论战告一段落。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和农村经济的崩溃，许多力求解释原因和探寻解救答案的研究，都蕴含着对中国现代化根本道路的思考。
翁文灏（图源：mbd.baidu.com）
历史的回顾总会给现实很多启示和帮助。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在动荡中走向危机四伏的窘况，在这一历史性变动中隐含着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对城市化、工业化路径的探寻，也富含着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重构的路向选择等一系列深层的思想成果。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显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
1932年到1937年《独立评论》乡村建设文论正是切中了这一主题的要害，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面临极端困境的状况下，大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市化等问题的思考：“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通过都市的发展带动农村，可以实现都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等等。
《工业化》——吕兴林油画作品（图源：gallery.artron.net)
参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命运变迁的历史经验，也许更容易看清这些言论所具有的时代价值。这一点，也正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重新解读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乡村建设文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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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排版：高芊芊
编辑：钟晶晶
合作导师：郑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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