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埃博拉病毒的猎人

第348篇

追踪埃博拉病毒的猎人

邓笛/编译

一、“我们决定派你去那儿”

1976年10月，传染病专家乔尔·布雷曼博士刚刚从密歇根州疾控中心下班回到家，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是美国疾控中心的外勤人员主管雷尔·康拉德。“扎伊尔（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传染病，”康拉德说，“我们决定派你去那儿。”

布雷曼非常吃惊，因为8个月前他和妻子刚从非洲回到美国。他们在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和西非许多地方，与天花、麻疹和其他疾病作了10多年的斗争。

回国后，他们选择去了工作相对轻松的密歇根州疾控中心上班。他们多年忙于工作，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亏欠太多，想好好弥补一下。但是，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布雷曼知道他必须要回到非洲。他是胜任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懂许多当地风土人情，而且性格随合，善于与人打交道。

“就几天，”康拉德补充说道，“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就回来，剩下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

这是一场异常致命的传染病，病症有发烧、头痛、呕吐、腹泻和皮疹，与疟疾、伤寒、拉沙热和流感引起的症状大同小异，但是死亡率却要高得多。“所有的村庄都被感染了，”康拉德对布雷曼说，“几乎所有的感染者都已经死亡。”

出发前，布雷曼日夜翻阅科学文献，了解有关这个神秘病毒的线索。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知道的最为致命的病毒。他积极地向其他专家寻求帮助，但是这些专家也都是一筹莫展。

布雷曼不得不面对现实。也就是说，他只能奔赴异国他乡追寻和调查那致命的病毒，但并没有办法治疗。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有点儿像生离死别。”布雷曼不断重复地跟他们说：“就几天。”他只收拾了两条裤子、三件衬衫和一把牙刷，然后和卡尔·约翰逊博士会合。

 图为疫情调查国际委员会成员及当地医疗工作者

二、飞行员极不愿意执行这次任务

卡尔·约翰逊博士是美国疾控中心特殊病原体实验室的负责人，一位杰出的病毒学家，他被选中了与布雷曼一起奔赴非洲。他们将作为国际委员成员参加疫情的调查。出发时，约翰逊告诉布雷曼，他的实验室刚刚用电子显微镜拍摄出了新病毒的照片。新病毒酷似意大利面条形状。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也只是谜团的很小一部分。放大后的微生物图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流行规律和影响……”布雷曼说，“然后我们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在飞往日内瓦会晤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之后，他们登上了从日内瓦飞往扎伊尔的飞机。在飞往扎伊尔的12个多小时的航程中，布雷曼和约翰逊无法入睡，一起讨论各种方案。坐在他们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比尔·克洛斯的美国人，他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的私人医生。据传闻，当时蒙博托总统已经携家人逃往法国躲避病毒了。所以，克洛斯对该病毒有所耳闻。但他在听到了这两位流行病专家的谈话之后，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比尔·克洛斯在扎伊尔颇有权威，说话很管用。他在担任蒙博托总统私人医生的同时，还是该国最大最好的医院的院长。他的职务使他有权不受限制地使用政府的医疗和实验室资源。之后，他对两位专家在扎伊尔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布雷曼说：“如果我们没有遇见比尔，或者如果比尔没有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当飞机降落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当时是10月下旬，也就是病毒暴发的6周之后，据传这时候病毒正在像野火一样蔓延。

比尔·克洛斯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下达命令：打开自己的医疗仓库，让两位专家从里面挑选最好的医学研究设备，并要求有关部分给疫情最严重的班巴地区的所有医院装上了电话线。另外，比尔又神通广大地找来一架军用直升机，准备将五名国际委员会成员送往疫区。

布雷曼是五人小组的组长，他们的任务有四个方面：绘制疫情范围图、追踪活动病例、寻找可能的幸存者以及评估临床护理和进一步研究与控制的需求。五个人连同他们的路虎车和补给都装进了这架军用飞机。当飞机快要起飞时，布雷曼察觉出了飞行员的不安。原来，飞行员极不愿意执行这次任务，因为他们要去的班巴地区已经与外界隔离了好几个星期，病毒就是最先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叫亚姆布库的小村庄里暴发的。

图为扎伊尔军方提供的军用飞机

三、亚姆布库医院里一支未消毒的针头

飞机在班巴降落后，卸下了物品，飞行员立刻驾机返航，一分钟也不想多逗留。就这样，五人小组开始了对病毒的搜寻。

离降落点不远，他们遇到了第一个路障，五位专家被挡在外面。布雷曼回忆说：“村民们都很恐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我们会给他们带来病毒。”

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通过了十几个路障。接着，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的路虎车的轮子不时就深陷入泥泞之中。每次汽车被卡住时，布雷曼和其他人需要帮忙推车，这样一来他们穿戴的纸质防护服和口罩都被雨淋透了。他们双膝埋在泥中，汗水混合着雨水，推着路虎车穿越丛林。“我当时吓坏了，”布雷曼说，“但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他们的第一站是亚姆布库医院。6周前，病毒就是在这里出现的。一直以来，亚姆布库驻扎着一队宗教布道团。他们办有一所学校，44岁的校长从外地度假回来后，就开始发烧病倒。起初，大家都以为他得了疟疾。在医院里，护士用未消毒的针头给他注射了治疗疟疾的药物。然而，药物不仅不起作用，病情反而进一步恶化。不到两周，他就死了。

处理他的尸体的一名妇女很快就被感染了，给他治疗的临床医生、陪护家属以及数十名到过这家医院用过那支未经消毒的针头的病人，也先后被感染了。结果，医院17名工作人员中，13人患病，其中11人死亡。当布雷曼到达时，这家医院只剩下三名修女和一个老牧师，已经没有医生和护士，也没有病人了。

布雷曼马上把亚姆布库医院的情况报告给世卫组织。这时，距他们到扎伊尔仅72小时。

布雷曼带到扎伊尔的路虎车

四、布雷曼的第一个埃博拉患者

随后，布雷曼走访了村庄，看到了他的第一个患者。患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光着上身，一动不动地靠在小屋前的一张椅子上，样子显得非常恐慌。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就簇拥在他的周围。

“告诉我什么感觉。”布雷曼问，但这个人已无力回答。检查的结果是，这人有严重的腹痛、头痛和发烧。“已经无力回天了。我给了他一些药，尽量减少他的痛苦，并告诉他的家人把他留在家里，不要与其他人接触。”布雷曼叹了一口气说道，“两天后，他死了。但是我们还得继续，要弄清楚这种疾病到底已经传播了多远。”

这时，美国疾控中心收回了“就几天”的说法，几天很快变成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两次走访了班巴地区所有的55个村庄。这55个村庄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后来，布雷曼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道：“村民们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十分恐慌，当我们说我们会尽力治疗病人，会全力阻止疾病的传播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当地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天花暴发时，人们便在村外搭建棚屋让患者单独居住。布雷曼鼓励村民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来隔离新病毒的传染，并指定一个人（最好是感染过病毒后存活下来的人）来运送食物和水。他们要求当地人用漂白剂喷洒尸体，葬礼中禁止亲吻与抚摸死者遗体等传统仪式。

每次去一个村庄、一所医院、一间民屋时，布雷曼一行都背着一个看不见的思想包袱：他们将可能是下一个患者！“我们不知道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布雷曼说，“所以我们也开始监测我们自己。”布雷曼指示小组成员每天测量体温两次，如果温度升高，立即报告。那段时间，天气炎热，他们时常出皮疹，被蚊虫叮咬；而且工作量又很大，每天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身体极度疲劳；加上对病毒的起源和传播方式缺乏明确的认识，这些令他们仿佛走到了绝境。

1976年的这起疫情在扎伊尔共确诊了318例感染者，其中280例死亡。五名国际委员会疫情调查组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早期病例可追溯到亚姆布库医院不卫生的针头。

在调查即将结束时，专家们对这种病毒的命名进行了讨论。卡尔·约翰逊博士想起了直升飞机在班巴降落后遇见的那条名叫埃博拉的小河，于是，就提议用它来命名这种病毒，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载《羊城晚报》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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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笛简介：业余译者，专职教授。译当玩物，志在教书。玩物从未丧志，译教总是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