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军事集团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22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十八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九师，夏威的第七军向长沙进兵。
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湘案发生在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蒋介石为了维持和平局面，把大会开成，夺取党权，不想立即动武，这是其一。其二，军事部署未就绪。其三，不知冯玉祥、阎锡山的态度。但是,蒋介石虽然忙于召开三全大会，也不会放松对付桂系。他与亲信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他们利用桂系的弱点，首先瓦解河北白崇禧部，然后拆散粤桂联盟。待这一套计谋得手后，待三全大会结束，再发兵征讨桂系主力，以求全胜。
蒋介石消灭白祟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
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说来也巧，这艘日轮刚刚把唐生智由上海载来，又把白崇禧载走了。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 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总参谋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一军，朱绍良的第二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蒋介石在赴九江的前两天,即在3月27日,发出了邵力子主笔撰写的《讨逆昭告将士文》。在这篇檄文中写道:
“桂系军阀盘踞两广两湖之地盘，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中央曲于优容，冀其悔悟，乃近复违背五中全会之规定，破坏编遣会议之决议，以肆行割据地盘之野心。五中全会规定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名又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人员，而桂系军阀竟敢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把行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编遣会议决议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委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而桂系军阀竟敢擅自调兵进攻湘赣。此种行为既超越中央所赋予政治分会之权利，复违背中央编遣会议之决议。其为破坏统一，已昭然若揭。(桂系军阀)在未参加革命以前,不仅徘徊观望，坐视成败，且阴谋阻止，肆意摧残。在参加革命以后，无时无地不投机取巧，以他人之牺牲，作自己之功绩，无时无地不挑拨离间，以消灭革命的武力，而扩充自己之地盘。总其过去行为，其阴谋狡诈恶毒险狠，实超出北洋军阀之上。中央以全国将士之努力，全国民众之后投，讨此叛逆，固不难一鼓而歼; 而桂系军阀反逆民主统一之潮流，肆行封建割据之暴行，更属自求死路，自取灭亡。”
蒋介石深知舆论能捣垮敌人的精神;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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