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著名的道义论或义务论思想家。
他的道德形而上学或责任理论主要由德性理论和法权论构成，前者是关于“善德”范畴内的德性责任，后者则是对法权范畴内的权利（或法律）义务的阐释。
康德认为，人的道德规范和权利义务都是源于人的自由意志，而道德义务又是一种权利和义务。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将义务与外部法权关系结合起来的权利和义务，认为公正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在法律状态下，人们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共存，是一种权利和法律制度的结合。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中心思想。康德认为，人既是“感觉的”，也是“现象的”，又是“概念的”，是“本体的”。在体验的世界里，人是被决定的、不自由的，他们的意愿和行动都要受自然界的因果法则的支配；人是一种自由的、有道德的能动性的力量，可以在善恶之间作出抉择，是自由的、自决的。
对康德而言，伦理学奠基在一种先天的、实践的理性法则之上，普遍的规则只有从这个法则出发才能得到阐述。理性法则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不能建立在自然因果性或主观的偏好上，它只能建立在为善良意志本身所确立的义务上。
在康德看来，伦理上或者道德上的自由是指人遵循其内心道德律的一种意志自主或自决。他认为，每个理性的人在其心中都铭刻着一种道德律，或者称为“绝对命令”，这种道德律或“绝对命令”要求人们根据普遍法则行事。只要人们能够遵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或“绝对命令”，那么他在道德上就是自由的。
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与服从道德律的意志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意志。根据这个概念，自由意志并不是那种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满足意愿爱好和欲求的东西，相反，它完全可以对人的非理性冲动和欲望进行理性控制。
在康德看来，人的行为从目的论上永远指向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自身本来的义务。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善德，违背义务就是恶德。从“善德”领域来看，康德的德性义务由个人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两个方面组成。
个人义务包括：一是人对自己动物部分的义务，要求从整体上反“自杀”、从部分上反“自残”、从种族上反“性混乱”、从饮食上反“酗酒和暴饮暴食”等；二是人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义务，要求反对“说谎”、反对“贪婪”、反 对“假谦卑”（阿谀奉承）；三是人作为自己的法官的义务，要求自知，反对“自大”。
第二个德性义务是对他人的义务，包括：
（1）爱的义务。要 求行善，反对“忌妒”；要求感恩，反对“忘恩负义”；要求同情，反对“幸灾乐祸”。
（2）敬重他人的义务。要求尊重，反对“傲慢”“毁谤”“嘲讽”；要求谦谨，反对“自负”“自大”“蔑视”。康德还综合地指出了人与人相互交往过程中友谊和社交的美德。对他人的义务旨在促进他人的幸福，在于把他人单纯作为人对待，因此不依赖于他者的品质。
康德认为，正义既是一个理论概念，又是一个实践概念。当具体运用正义概念时必然要“考虑到经验中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所以，研究“正义的科学”是十分必要的。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是关于权利的科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正义的科学。
在这一著作中，康德在对权利的义务和权利的分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正义概念及其普遍原则进行了研究，认为正义或权利的普遍原则是：要这样去行动，使你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能够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如果一个人的自由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与每一个人的意志自由并存，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
康德认为，人作为理性的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自由作为人的天赋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于人性而具有的原初的、独一无二的权利。一个人只有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存在物，才能自我决定，“自己为自己立法”，才能在自我立法时不服从异己意志。
在康德看来，人不是物件，不是随意作为工具的东西。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人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而不是自己或他人所随意使用的工具。无论是对人自身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人而言，人的一切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
因此，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遵循这样的法则：应该把自己和他人永远看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工具。
康德十分推崇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每个人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他人仅仅当作工具。
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人具有人之为人的崇高地位与尊严；而人的尊严在于人的理性具有可与一切神灵同等并列的自由能力。
根据自由法则，权利包含在理性之中，它是一种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通过它的权利原则，表明“意志活动的一些决定”是“符合自由法则”的。因而，权利原则是依据自由概念的，是符合自由法则的。
在康德看来，正义作为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其意义在于要求把法律规则和规范性标准公正地适用于所有属于它们调整范围之内的案例。
有康德讲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正义；在这种情形下，可以把“法律”这个词语作为“正义的法律”的同义词。
凡是在法律意义上与外在法则相符合的事情，就称为正义的（或公正的），反之，凡是在法律意义上与外在法则不相符合的事情，则称为非正义的（或不公正的）。
在康德看来，正义的普遍原则可以表述如下：你要这样去行动，使你出于意志自由的行为能够与所有其他人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
根据自由的普遍法则，凡是妨碍自由权利的行为就是不公正的、错误的；如果人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本身是对自由法则的妨碍或破坏，那么，它就是不公正的；而反对妨碍自由法则行为的那些强迫或强制，则是公正的。
正义可以表述为一种能够与所有人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相协调的普遍相互强制的可能性。
在康德看来，公共正义（公正）是人类由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状态或法律状态的产物。他以为，人可以从自己身上觉察到人们具有那种要支配他人的自然倾向，当他们感到自己在力量和计谋上超过他人时，就想去支配他人，从而忽视他人的权利要求。
康德以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任意使用野蛮的暴力，使权利概念的有效性丧失殆尽，其结果是普遍地推翻了人的种种权利，从而必然陷入最不公正的犯罪之中。
由于人们认识到人类相互之间自然侵犯的规律，以及使他们彼此发生争斗的罪恶倾向，单独的个人、民族和国家在彼此的暴力行为面前永远不可能是安全的。
于是人们走出自然状态，并与所有必须相互交往的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共同进入一个有公共法律的文明社会状态。
康德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分配正义的“无法律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也许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例如婚姻、父母的权威、家庭等，但没有任何先验的法则作为一种必须遵循的责任，因而它们不可能使人们分享到实在的公正。
所以，我们才组成社会、国家。国家正是人们依据法律而组织起来的法律联合体。它包含三种权力，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根据理性原则，立法权只能属于全体人民的联合意志。
因为一切权利都应从立法权中产生，所以立法权必须保证其产生的法律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有不公正的做法。只有所有人普遍联合起来的人民意志，才能在国家中拥有立法权。
康德还提出，严格意义上讲，每一项法律权利都对应一项强制的权限。但还是有一些人所共知的不明确的权利，如公平权和紧急避难权，它们所具有的强制权限通常不能由任何既定法律来决定。
在这两类真实的或假定的权利中，公平权（衡平法）所指的是一种“没有强制的权利”；而紧急避难权所假定的则是一种“没有权利的强制”。
康德的正义思想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康德的正义思想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明确地用“自 由”去界定“正义”。
在康德以前，近代思想家如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也十分重视人的自由，并把自由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卢梭更是把“自由作为人的实质”，但康德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的和普遍的自由权利”视为正义秩序的基石，从 “自由”出发去界定“正义”。
正是基于自由意志的正义思想，康德比之前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更清晰而明确地强调所有人的平等。他认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是作为本身目的的存在，而不是他人的手段”。
在每个人的理性思考中都应该这样想，每个人都有“绝对价值”，也就是平等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在于自身，因为拥有理性，人人都是平等的。
康德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公正观，对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现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公正思想为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一位学者都认同并认同其对自由权利的尊重与关怀。罗尔斯和阿马蒂亚·森等人的政治哲学，都是从康德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营养。
但是康德关于公正的研究，其前提是抽象的，它强调公正的普遍性，力图以理性的普遍性为依据，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略了人性的脆弱和脆弱，这与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违背。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2]康德：《判断力批判》
[3]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4]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6]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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