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损失最大之处，其实还不在于损失多少兵员、战将、物资，而是整个政府中枢近乎被直接斩首、一网打尽了。
【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明实录》
于谦于少保挺身而出，在明军主力精锐尽丧时，收集一群败将溃兵，在四方支援下打赢了京师保卫战。
这并非因为他如何用兵如神，而是他有足够的组织才能与意志力，让被一扫而空的明朝中枢能够迅速吸收新血重建，重新正常运转，类似于一时休克的大脑回复供血。
是以，于少保实为大明的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令金瓯无缺，直接拯救了山西河北上百万百姓的性命。
若无于谦力阻，则大明南迁之议便成定局，京师百姓，祖宗陵寝，俱都丢给了瓦剌人，就算日后得以收复，于国力、国威损失之大，亦皆难以估量。
土木堡之变后，按孙太后最早的本意，是国乱当立长君，想立英宗的叔父襄王朱瞻墡为帝。因为他是仁宗朱高炽的嫡五子，宣宗朱瞻基的同母弟，在近支亲王里年龄最长，血统既正，素有贤名。
如果没有于谦劝说其立郕王朱祁钰的话，此事可能成真。毕竟一个年轻皇帝刚闯下大祸当了俘虏，文武百官不可能对另一个更年轻且没有政务经验与魄力的人有信心。
而作为皇室长辈，襄王当时上书，是请立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请郕王朱祁钰监国。之后一封上书，又请立朱见深为帝。既显出他为国忘私的公心，可称老成谋国之见。
而于谦尽快立朱祁钰的主张，救急不救缓，迅速稳定了人心，可惜也给日后的朱祁镇、朱祁钰两人相争的悲剧埋下伏笔。
英宗北狩，诸王中，瞻墡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不果召。瞻墡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书至，景帝立数日矣。英宗还京师，居南内，又上书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无忘恭顺。
如果历史上没有于谦存在，襄王从藩地襄阳府赶到北京城，不免缓不应急。乱成一团糟的百官很可能真的让南迁实行了。然后瓦剌进入空虚的北京城，扶植英宗朱祁镇为傀儡皇帝。
而南京的明政府则立襁褓中的朱见深为帝，由襄王朱瞻墡来监国。在这样的局面下，各地藩王亦可心服，不至于有藩镇割据之事。
至于代宗朱祁钰其人，历史证明了他若非于谦支持的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与魄力，原本亦无多大野心。只是在大臣的坚持推戴下，他亦无力抗拒。如非恰逢其会，皇位也根本落不到他头上。其实以一个藩王身份终老，对代宗自己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英宗多半是不会被放回来了。因为历史上也先放回他的目的就是挑动兄弟相争，而父子之间、特别是和一个年幼的孩子去如何争权？
毕竟英宗一回归便可名正言顺以太上皇名义给自己儿子训政，除了少个皇帝名号还是实际皇帝，完全不符合瓦剌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英宗大概会学了宋徽宗，在沙漠放一辈子羊，死后棺木运回。
然后明朝大约多损失上百万军民百姓，在各地勤王之师协助下，历时数年、十几年，把瓦剌赶出长城外，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瓦剌的弱点是他们本部的人口与兵力实在太少了，远不能与铁木真或忽必烈时代相提并论，并不足以入主中原或者割据半壁江山。（土木堡之战，瓦剌军人数有争议，大约3万至6万。）
宪宗成化帝提前十多年继位，之后的历史参照本位面继续。
没有于少保，大明当不至于灭亡，但国都的丢失、上百万大明子民的性命，由此带来的巨大国力损失，是不可能如后世人当做谈资，说得轻描淡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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